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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書治要》鑄盛唐典範 日本王室欽仰
中日文化交流《群書治要》名傳日本影響深遠。唐太宗令集《群書治要》博採六經、歷代諸子百家著作,「務乎政術,存乎勸戒」。貞觀之治,彰明先王之治,發揚光大。可惜宋代以後此書在中國卻不得見了。反而是日本從九世紀以來,日本的天皇珍視此中國的治世寶典,幕府、藩主幾度校刻傳世。在中國散失千年的《群書治要》如何重現中土呢?
亡佚千年寶典《群書治要》從日返中土(上)
奉唐太宗之命,以「務乎政術,存乎勸戒」為宗旨,治世寶典《群書治要》於大唐貞觀五年(631年)編輯成書,而中國宋代和明代的儒家學者,沒有一個提到此書,在中國散失千年。亡佚千年《群書治要》重現中土,來源於1786年日本天明六年重印本,這一段流傳的歷史…
今天選讀的古文第一段是講述蒲州刺史趙元楷勞民傷財向唐太宗獻媚,卻被唐太宗批評之事。經筆者查閱《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唐紀十一》記載,此事發生於貞觀十二年二月;而筆者手頭《貞觀政要》版本上記載的卻是貞觀七年。
貞觀二年,太宗皇帝對身邊的侍臣們說:「古人講:『國君就像是器皿,百姓就像水;水的形狀或方或圓決定於裝它的器皿,不決定於水的本身。』....
貞觀初年,太宗皇帝對身邊的大臣們說:「婦女幽閉於深宮中,情形實在值得可憐和同情。隋朝末年,隋煬帝無休止的選取宮女入宮,以至於離宮別館,不是皇帝常去的地方也都有很多宮女。這都要耗費百姓的財力,我不贊成這種做法。而且宮女除了灑水掃地之外,還有什麼用?如今打算放她們出去,允許她們自由選擇丈夫。這不僅節省費用,而且也能平息宮女的怨恨,使她們都能夠過上正常人的生活。」於是先後從後宮及掖廷放出了三千多名宮女。
人們說做了皇帝就可以自認為尊貴崇高、無所顧忌了,我卻認為更應該自己保持謙虛和恭謹,經常感到畏懼。
自古以來,帝王凡是要興建工程,必須順應民心。從前,大禹鑿開大山,疏浚天下江河,耗費人力非常多,卻沒有人埋怨,就是因為老百姓希望這樣做,他順應了百姓心願的緣故。秦始皇營造宮殿,人們紛紛指責怨恨,就因為他是為了滿足私慾,違背民心的緣故。
貞觀十年,魏徵上書說:臣聽說治理國家的根本,必須依靠德行和禮義,國君治理國家的唯一保障在於誠信。誠信建立了,那麼臣下就不會有異心,德行和禮義樹立了,遠方的人都會歸正。因此,德行禮義及誠信,是國家的治理綱要,對於君臣及天下百姓來說,都不可須臾而忘卻。
太宗皇帝即位不久,中書令房玄齡上奏說:「原來在秦王府供職的下屬中沒有被安置封官的,都抱怨說,前太子東宮和齊王府的官員,反而都在自己的前面獲得朝廷職位。」
司空房玄齡侍奉繼母,能順承繼母的臉色,恭謹的態度超過常人。他的繼母生病,請的醫生到了門前,房玄齡總是垂淚迎拜。繼母去世後,房玄齡居喪哀甚,瘦損如柴。太宗派散騎常侍劉洎前去勸慰房玄齡,並贈給他寢床、粥食和鹽菜。
貞觀元年,太宗皇帝曾在閒暇時,談到隋朝滅亡的歷史,感慨的歎息說:「姚思廉不懼怕刀槍,顯示了忠義的氣節。拿古人與他相比,也沒有什麼人能超過他的!」姚思廉當時在洛陽,太宗寄贈給他彩帛三百段,並附一封書信說:「懷想你忠義的風範,因此才贈給你這些東西。」
貞觀元年,太宗皇帝說:「我發現自古以來用仁義治國的帝王,國運均長久;而用刑法治理人的,雖然能救一時的弊端,但敗亡也很快。前代帝王成功的事例,足以作為借鑒。現在我打算專用仁義誠信治理國家,希望能改變近代浮薄狡詐的社會風氣。」
貞觀十一年,太宗皇帝對吳王李恪說:「父親關愛兒子,這是人之常情,用不著有人教導就能知曉。兒子能夠忠孝就好了,如果不聽教誨,背棄禮法,一定會受到懲罰。到那時,父親再愛兒子,又有什麼辦法呢?漢武帝駕崩後,他的兒子漢昭帝繼位,燕王劉旦一向驕縱、狂妄並對昭帝不服,霍光僅送去一紙詔書,就讓他身死而封國被廢除。作為臣子,不能不小心謹慎!」
貞觀六年,太宗皇帝下詔書說:「我近來研究經史發覺,聖明的帝王哪一個沒有師傅呢?先前所上奏的法令中沒有見到設立三師職位的提議,我認為是不對的。為什麼呢?...
現在人一看到「封建」這個詞,可能會馬上想到所謂的「封建迷信」這個詞組或認為「封建」就是指一個人的思想很迂腐、守舊等等。其實這是近代中國大陸在黨文化流毒影響下的一種變異用法,「封建」一詞在中國古代根本就沒有這些意思。
貞觀元年,太宗皇帝對房玄齡等大臣說:「使國家達到安定太平的要旨,在於對官員的考查和挑選。根據官員的才能授予適當的職位,盡量減少官吏的定員。所以《尚書》中稱:『任命官員,惟在選用賢才。』又說:『官員不一定要齊備,重要的是用人得當。』
貞觀元年,太宗皇帝對房玄齡等大臣說:「使國家達到安定太平的要旨,在於對官員的考查和挑選。根據官員的才能授予適當的職位,盡量減少官吏的定員。所以《尚書》中稱:『任命官員,惟在選用賢才。』又說:『官員不一定要齊備,重要的是用人得當。』如果能任用賢德之人,即使人數少也足夠了;如果選用無德無能之輩,人數再多又有什麼用呢?古人也認為選用官員如果不是賢德之人,好比是在地上畫餅,不能充飢。...
太宗說:「不僅是隋煬帝暴虐無道,他的臣下也不負責任。大臣們應該盡力匡正勸諫,不怕殺頭,哪能只是諂媚奉承,為求君王的歡心和稱讚呢?這樣的君臣,哪能不敗亡呢?我依靠各位的輔佐,才使得監獄經常空著。希望你們能善始善終,都像現在這樣。」
陛下的聖明遍及萬物、包容天下。詔令下達之處,哪裡會不響應呢?心中所想做的,哪件事不隨心所欲呢?小臣私下以為,秦始皇之所以能當國君,是憑借周朝的餘威,又侵佔了六國的強盛國力;因此他想把江山傳至萬世子孫。但只傳到他兒子,國家就滅亡了。
貞觀初年,太宗皇帝與黃門侍郎王珪在宴會上談話,當時有一位美人在旁侍候。她原是廬江王李瑗的愛姬。李瑗作亂失敗後,她被入籍皇宮中。太宗指著她對王珪說:「廬江王胡作非為,殺害了她的丈夫而將她佔為己有。李瑗殘暴到了極點,哪能不滅亡呢?」
太宗皇帝的儀表莊重嚴肅,前來晉見的官員被太宗的威嚴震懾,經常舉止言談失當。太宗知道這個情況後,每當有官員前來奏事,一定和顏悅色,希望聽到官員們的直言勸諫,明白朝政和教化的得失。
貞觀七年,太宗皇帝和秘書監魏徵漫談自古以來治理國家的得與失,太宗說:「現在,國家才經歷戰亂不久,短時間內不可能使民風淳樸,天下太平。」
玄武門事變以後,唐太宗李世民由於早就聽說魏徵的膽識和才能,非但沒有怪罪於他,而且還把他任為諫官,並經常召入內廷,詢問政事得失。魏徵喜逢知己之主,竭誠輔佐,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貞觀初年,太宗皇帝對大臣們說:「當國君的原則,必須以百姓的利益為先,如果損害老百姓的利益來滿足國君自身的慾望,就好比是割下自己大腿的肉來充飢,肚子雖填飽,人卻死了。...
《貞觀政要》撰編成書後,不僅唐朝的皇帝非常重視,此書也被歷朝歷代的皇帝列為宮廷皇子皇孫的必讀之書。唐文宗李昂作太子時,「喜讀《貞觀政要》,每見太宗孜孜政道,有意於茲。」《舊唐書‧本紀第十七下》;而唐宣宗李忱更是「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資治通鑒》248 卷)。南宋王應麟編的《玉海》卷四十九中記載,宋仁宗讀《貞觀政要》後對大臣們說:「太宗言任人必以德行學業為本。」
《貞觀政要》一書,是唐朝歷史學家吳兢編著的。吳兢(670—749年),生活於唐朝前期,歷經高宗、中宗、武後、睿宗和玄宗幾朝。在武後篡位當政後期進入朝廷史館,參與編修國史。其行文直筆無諱,敘事簡潔,「有古良史之風」的讚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