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一直存在著俠義傳統，主要就是受墨子的影響，它在中國歷史上有種種的變形。由於這個俠義的傳統非常複雜，所以我在這一次準備這個課題，跟各位寫文章一樣，我也是第一次來探討這個題目，雖然在三十多年前我寫《先秦七大哲學家》那本書裡面講到墨子的俠義精神，但是非常簡略。以後一直沒有機會再深入地探討，非常感謝這個會議的機會，促使我翻閱了很多的資料，也因為它恰好跟我長期關心的一個問題結合起來，所以對我非常有吸引力，那就是異端問題。

我在過去一直思考這個問題。我們中國被儒家洗腦洗得太久，這個異端問題往往被嚴重地忽視。墨家後來形成的這個俠義的傳統，就整個文化的範圍來講，是一個極大的異端傳統。我們知道一個文化的傳統裡面，如果沒有異端的衝擊，沒有異端的生命，這個文化是很容易僵化的，是沒有生命力的。所以我們從這個觀點可以看到，墨家的俠義傳統在歷史上有種種的變形仍然延續下來，甚至發現它對我們今天的社會還有影響力。

俠義精神的特質

俠義的傳統在先秦各家當中，顯然和墨子的關係最為密切。今天的時間不允許我把我的看法做詳細地解釋，更不可能做分析，但是可以提供很多線索，包括資料的線索，讓大家想想看，是不是可以在這個方向做一些工作。

我先談一談在中國歷史上出現的一種特殊的精神，即俠義精神。這種特殊的精神，是相對於儒家這個主流而言的。這種精神的來源只有墨家，不是其他各家。我先提一提這個在中國歷史上活躍兩千多年，一直沒有中斷過的俠義精神的內涵：第一，是急難相救的精神，也就是所謂「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的那種精神。當然，這種精神在孔孟周遊列國的時候也有，但是他們的目的不同，儒家是要以道救天下；墨子沒那麼抽象，墨子是用自己的行動救天下，「止楚攻宋」就是一個大家所熟知的例子。他的「兼愛非攻」不是純粹的理論，它是要採取具體行動的。中國哲學史上這個行動派，具有尚武的精神。

儒家發展到宋明理學的時候，書生一般都非常文弱。或許因為這個文弱傳統的形成，才造成中國兩次的亡國：宋亡於元，明亡於清。而這個尚武精神恰好是墨家影響的這個傳統裡面保存著，可是它在歷史上反映的卻是一個負面的角色。因為它是反抗的團體，代表民間發聲，所以它始終被官方打壓著。你打壓這個傳統，也就打壓了中國的尚武精神。從急難相救這種精神所影響的，就是後來中國歷史上許多公而忘私、國而忘家的那種團體、那些人物。你想想孫中山的革命、毛澤東的革命，開始都有許多公而忘私、國而忘家的人參與，沒有這些人，革命的運動沒有辦法開展，這裡面的分子非常複雜，但凡是在歷史上能夠成一點氣候的，那些反抗團體裡面，一定包括俠義的精神、俠義的人士、俠義的團體，一定要有這個成分。

天下為公傳自墨家

我在年輕的時候，讀到有人說《禮記．大同》篇「天下為公」這個觀念，就是源之於墨家。當時我覺得奇怪，怎麼可能源於墨家呢？現在想想，這個「天下為公」的觀念，它真的可能傳承自墨家。因為墨家主張兼愛，這個兼愛的倫理觀跟儒家的差等倫理觀不同。差等的倫理觀的社會基礎是家族，兼愛的倫理觀是跳出這個家族，思考公平正義問題，這個跳出多麼重要。

第二點，就是超越親情。這跟儒家有明顯的區別，這一點司馬遷早有了解。司馬遷在《遊俠列傳》裡面，就寫那些大俠，是不顧父母之恩，不惜妻子之愛。要跳出家族之情才能當大俠，而在儒家是不允許的，在儒家的《禮記》裡面，它規定的怎麼樣呢？父母在，不許有一死，父母是第一、孝道第一。父母在，不能去交生死之交，或刎頸之交。可是在俠義的傳統裡面，就是刎頸之交。我們倆交往，憑義氣可以犧牲自己的生命。你想西漢郭解被朝廷追殺的時候，有一個義士根本不認識郭解，卻犧牲自己的生命去救他。在俠義的傳統中產生這種精神、人物，在儒家的禮教上是不允許的。

摘自《智慧不老》法鼓文化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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