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殘酷的叢林裡野獸成群，弱肉強食，你在其中掙扎、抗爭、逃離，當你走出叢林反思叢林法則時，只有發現你自己像他人一樣也有內心的野獸，才有可能馴化野蠻。

在長青的生命之樹上結滿甜美的藝術果實，你不能既緊緊摟抱著樹幹，同時又摘到果子。你必須放開手，與樹幹拉開距離，才有可能採摘果實。

2009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德國女作家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就是這樣一個人：作為羅馬尼亞的德裔少數族群的一員，她曾經愛過祖國，卻因反對齊奧塞斯庫（Ceaupescu）獨裁統治，成為「國家的敵人」，她走出了那個叢林，成了德國人，同時成為「羅馬尼亞的良心」，採摘到甜美的藝術果實。

入乎其中，出乎其外

1953年，米勒誕生在羅馬尼亞西南部巴納特邊境地區的一個村莊裡。她所屬的德裔少數族群，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從奧匈帝國流浪到羅馬尼亞的，二戰期間被希特勒收買，成為大德意志的一部分，許多人為納粹效勞，米勒的父親就曾是SS黨衛軍的一員。納粹的極權主義垮台之後，另一種極權主義肆虐，米勒的母親，與許多德裔羅馬尼亞人一道，被驅趕到蘇聯古拉格群島度過五年苦難的歲月。七十年代，米勒在巴內特首府蒂米什瓦拉大學讀書期間，參加了「巴納特行動小組」（Aktionsgruppe Banat）―― 一個反對專制、追求表達自由的文學青年的小圈子，創始人有德裔記者和詩人瓦格納（Richard Wagner）、青年詩人波塞特（Rolf Bossert ）和作家克斯（Roland Kirsch）等人。這個小組或類似的地下組織，一直受到國家安全局的打壓，作品也被禁止出版，瓦格納曾因此繫獄。1987年，與瓦格納結婚的米勒，隨丈夫一道流亡西德。波塞特在前一年就流亡西德，但不久就自殺了。克斯同時是屠宰場的技師，在1989年齊奧塞斯庫垮台前夕不明不白死去。

對於羅馬尼亞，既「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的米勒，忘不了夢魘一樣的過去，但她習慣保持審美距離，以陌生人的視角來審視歷史。另一方面，在當下德國，米勒同樣找不到真正的家園。始終處在邊緣位置的這位作家，意想不到在2009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由於她「以詩的凝練和散文的直率描繪了被放逐者無家可歸的景觀」。(1)

仿真與幻美

法國學者讓．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在《仿真與擬象》（Simulacra and Simulation）一文中，一開始就轉述了博爾赫斯的一個故事：一個帝國的繪圖員繪製了一幅可以覆蓋全部國土的詳盡的地圖，帝國敗落之後，這張抽象的地圖卻仍然具有一種形而上的美。米勒好比羅馬尼亞的繪圖員，她目睹了這個帝國的榮衰，然後以小見大，創造了仿真的幻美。

米勒的自傳性小說《心獸》（Herztier, 1994），德文原題的意思是「內心的野獸」，點題之處在女主人公的祖母吩咐孩子的一句話：「現在就讓你內心的野獸安靜下來」。因此，作者探討的，是在極權制度下人的精神發展的可能性。但是，英譯本採用小說中另一個重要意象，題為 The Land of Green Plums，台灣出版的中譯本譯為《風中綠李》。我認為，宜以「青梅」來譯書中寫到的果實。女主人公的父親告訴孩子：不要吃沒有熟透的青梅，因為青梅裡面尚未變硬的內核是有毒的，與梅肉緊連一體，過量「囫圇吞梅」就會受到傷害甚至中毒死亡。心獸和青梅這兩個意象，把人類的攻擊性與殘酷性連接在一起。

小說中第一人稱的女主人公從鄉村來到蒂米什瓦拉大學求學。她是一個傾聽各種聲音、關注各種事情的人。你關心國家，國家同樣關心你。「有人說，高音喇叭可以看到並聽到我們所做的一切」――這個荒誕的意象，捕捉到員警國家的基本特徵。像她一樣，許多農民盲流來到城市，其中一些青年被招募做警衛。女主人公剛進城不久，就在街頭看到一幫警衛。在雖然「解放」了卻陷入赤貧的羅馬尼亞，豢養他們的主子並不能餵飽他們。他們經常在市區攀摘生澀的青梅，塞滿口袋，狼吞虎嚥。青梅沒有毒殺他們，卻把他們弄愚蠢了。柔嫩的梅核毒火攻心，他們就找平民出氣。「梅蛋兒 」（plumsuckers），通常指鄉巴佬或偷梅子的賊，是個通用的綽號，諸如暴發戶、投機倒把分子、諂媚者、殘忍地踐踏死者屍體的人，乃至獨裁者，都可以稱為「梅蛋兒」，也許相當於中文所說的「王八蛋」。米勒筆下那些的警衛「梅蛋兒」，「他們會衝著一個人叫喊，因為太陽在燃燒，或者正在颳風下雨。他們會一把揪住另一個人的衣領，然後又把他放了。他們會毆打第三個人。有時青梅的熱量冒上頭頂，他們就會果斷地毫不精神錯亂地逮捕第四個人。……當一個年輕女子經過時，他們便盯住她的大腿，是抓還是讓她走，決策往往是在最後一刻做出的。」結果，那些受害者，就像卡夫卡的約瑟夫．K，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罪。

女主人公敍述道：「我那時還不知道，警衛需要那種仇恨，以日常的精確性來完成他們的血腥工作。他們需要通過審核以得到他們的工薪。他們只能依賴他們的敵人來通過審核。警衛要用他們的敵人的數量來證明他們的忠誠。」

同樣真實而富於象徵性的血腥情節，還有書中寫到的屠宰場的貧困饑餓的工人：他們在宰殺動物時趁熱直接喝動物的鮮血。他們偷竊碎肉、內臟和腦髓……他們的妻子兒女都羡慕這樣的便利，都是共同享用的同謀。米勒讓我們看到，專制制度下的「血祭」，每個人都可能成為同謀，同時也可能成為祭品。而要求這種「血祭」的首犯，就是獨裁者。獨裁者的通病是權力饑渴症和恐懼症，像常人一樣，沒有「萬歲」的金剛不壞身。米勒筆下多病的獨裁者的重病是白血病。「據說只有一種病，他不需要到國外治療：孩子的血，可以治療白血病，他在家裡就可以得到。」他像吸血鬼一樣，定期從新生嬰兒的腦中抽血，以補養體內的紅血細胞。

米勒創造的荒誕的幻美，是富於戲劇張力的。作者既讓我們透過透明的「第四堵牆」觀看「生活」，造成一種「生活的幻覺」，又以其「陌生化效果」告訴讀者：請疏離一點，冷靜思考，這是在演戲！

語言暴力與詩的語言

搬演過侏儒劇團的荒誕劇的君特．格拉斯曾經說過：納粹對德國的最大傷害，是對德語的傷害。在暴力語言盛行的極權國家，原本具有悠久歷史和民族特色的文明語言遭受重創，是一個普遍現象。格拉斯注重語言本身受到的傷害，米勒在2005年的一次訪談中則注重暴力語言對人的傷害。她說：「我不信任語言，因為我體驗到人們可以用語言為所欲為，就像人可以利用人來幹種種壞事一樣。語言可以造成極大的傷害。」她不信任的語言，是「社會主義化的德語」和「羅馬尼亞語化的德語。」但是，米勒不得不用她熟悉的這種語言來寫作。因此，在寫作《心獸》時，她既要思考如何馴化極權社會人們膨脹起來的「心獸」，又力求淨化被污染的德語，創造出新的富於詩意的語言。

不得不引用暴力語言時，作者往往非常謹慎。例如在《心獸》的前幾章，女主人公著重敍述了她同宿舍的女友，從農村進大學的黨員學生洛拉。同宿舍的女生，都曾擔憂洛拉會充當告密者。可是，洛拉卻成了一個風情女子，最後與一個黨的官員有染。據說，當這樣的「男女關係」給那個官員帶來壓力時，洛拉自殺了。有人在學生宿舍門口，公布了洛拉自殺案，張貼她的照片，照片下紙條上的暴力語言的文字是：「這個學生自殺了。我們痛恨她的罪過，我們為此而藐視她。她給整個國家帶來了恥辱。」有人當眾譴責她「不配做我國的大學生和黨員」時，每個人都鼓掌表示贊同。可是， 「在那個晚上的宿舍裡，有人說，每個人都感到，真想哭，但不能哭啊，因此她們以長久的鼓掌來代替哭訴。沒有人敢率先停下手。她們在拍手的時候每個人看著別人的手。有幾個人停了一會兒，然後感到不勝恐懼，接著又開始拍手。……」

鼓掌，原本是人類表達喜慶、歡迎的一種肢體語言，同樣被污染了。他們仿佛不是以雙手在鼓掌，而是以雙腳在踐踏一個無辜的犧牲品。如作者所寫的：「我們用口裡的話，就像用草叢裡的雙腳一樣，會踐踏許多東西。」但另一方面，悲劇性的反諷在於，此時此景，鼓掌的肢體語言既是一種「比賽革命」的形式，又掩蓋著無可奈何的悲哀，真是五味雜陳。

洛拉死後，為開除死者的黨籍校籍而主持「黨內民主」投票表決的人，就是與洛拉上過床的那個官員。洛拉究竟是自殺還是奸殺？感到懷疑的女主人公與同樣不承認洛拉自殺的三個男青年形成了一個小圈子。小說中的愛德格、喬治和庫特，就是以瓦格納、波塞特和克斯為原型的。「愛德格說，秘密員警自己傳播獨裁者生病的謠言，以便於人們逃跑，然後才好抓他們。」因為光抓那些小偷小摸是不夠的。他的一大苦惱是：「我們不說話時，憋得難受，我們說話時，就在愚弄自己。」米勒所說的語言的不可信任，在這裡得到最鮮明的表現。他們的「異見」，以及唱民謠、讀德國文學的 「顛覆活動」，自然遭到員警的追獵，抄家和拷問。喬治和庫特先後不明不白地死了。恐懼無處不在。女主人公出於恐懼決定逃亡之前得知：獨裁者和他的警衛也在盤算秘密逃亡計畫，你可以感到他們潛在的恐懼。

貝特斯比（Eileen Battersby ）在評論《心獸》的《一個孤獨的動人聲音》（A Lone Voice Beckoning）一文中認為，「由於那些人物慣於直面死亡，他們把人生看成一場玩笑。至於自殺，較之被視為悲劇，它更多地被視為一種把戲。」這種到了極點的濃郁的悲情，結果有可能化為一種喜劇美或荒誕的美。就像表現死亡集中營的影片《美麗人生》一樣，完全可以得到像凱爾泰斯那樣的奧斯維辛的倖存者的認同和賞識。

過去時、現在時和將來時

是的，米勒把昔日的悲喜劇搬上現在的舞台。小說女主人公的祖輩，像往昔的鬼魂一樣不斷喚醒她童年的記憶。從而表明，共產主義的壓迫，不是前所未有的，而是她在童年時代的鄉村中聽聞過體驗過的奧匈帝國以來的壓迫的延續。要區別先後發生的時間階段，米勒以第三人稱和現在時態描寫女主人公回憶的「過去」，以第一人稱和過去時態來敍述「現在」。這就像凱爾泰斯一樣：從來不用過去時態來談論奧斯維辛。因為，人們永遠無法真正逃離自己的創傷記憶，同時需要抗衡歷史健忘症。

西方線性時間觀的最後指向是基督重臨。在東歐共產國家，宗教雖然一度受到打壓，但並沒有像毛時代的中國那樣被禁絕。東正教在羅馬尼亞根基深厚。女主人公不時憶起祖母帶她上教堂的情形。作者以反諷的對比表達了強烈的政治傾向：「有人說，上帝關心你，把你提升上來；黨關心你，把你打壓下去。」

女主人公移居德國後，她的女友特莉莎從羅馬尼亞到柏林來看她，她驚異地發現：為了獲得一次西歐旅遊的機會，特莉莎接受了國家安全局派她來偵探的條件。

愛過又背叛的人
將會感到上帝的憤怒
上帝要懲罰他
用刺痛的聖甲蟲
咆哮的狂風
大地的塵埃

這是小說中將來時態的一例。這應當視為對邪惡的獨裁者和權勢者的詛咒，可是，女主人公一度覺得，從那些嫉妒特莉莎的人嘴裡唱出來的這首歌的詛咒，適合於特莉莎。特莉莎死於癌症之後，女主人公改變了看法：「特莉莎的死大大損傷了我，彷佛我有兩個腦袋互相撞碎了。一個腦袋充滿愛，另一個充滿恨。」她在特莉莎身上，發現了包括她自己在內的每個人，都有被利用當告密者的潛在的可能性。因此她最後諒解了特莉莎對友誼的背叛。而這首歌中的聖甲蟲，既是懲罰的象徵，也是拯救、復活和重建的象徵。

這樣一來，借用W.H.奧登紀念葉芝的詩語來說，米勒把她的詛咒化成了葡萄園。

注釋：
(1)瑞典學院新聞公報（Press Release）的這句頒獎評語公佈之後，各中文報刊的翻譯五花八門，多有誤譯並在網路引發爭議，但沒有人參照措辭略有差別的瑞典文原文。瑞典文原文“som med poesins förtätning och prosans saklighet tecknar hemlöshetens landskap”中的“hemlöshetens”的意思是「無家可歸的」，英文 “who, with the concentration of poetry and the frankness of prose, depicts the landscape of the dispossessed”中的“the dispossessed”的意思是「被放逐者」，拙譯因此兩詞兼用。

《明報月刊》2009年11月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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