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在鄠都時，中央正式通知他跟大軍走，他便派人接來了妻子賀子珍。孩子不允許帶，兩歲的兒子小毛就這樣留下了。毛再也沒有見到這個兒子。

小毛生於一九三二年九月，是他們的第二個孩子。第一個孩子是女兒，一九二九年六月出生在福建龍巖一幢漂亮的房子裡。毛看到女兒時開了個玩笑：「她倒會挑日子，找了一個好地方才出生呢！」一句話把子珍逗樂了。還沒滿月，子珍得跟毛離開龍巖，把女兒寄養在奶媽家。一走三年，再回來時，聽說孩子已經死了。子珍心裡始終半信半疑，共產黨掌權後一直尋找這個女兒，一九八四年去世前不久，才斷了這個念頭。

子珍的第三個孩子早產，生下來三天就死了。小毛是她的命根子。離別時子珍慟哭不已，把孩子托付給留下的妹妹賀怡和妹夫澤覃。

小毛最初住在奶媽家。國民黨軍隊佔領後，澤覃秘密把他轉移走了。澤覃還沒來得及告訴妻子就陣亡了。那是一九三五年四月，小毛從此下落不明。

共產黨勝利後，早已不是毛澤東夫人的賀子珍，一心要找到小毛。尋找小毛帶給她的是新的悲劇。賀怡覺得很對不起姐姐，孩子是托付給她的，她急切想找到。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追尋的過程中，她出車禍死去。後來找到一個男孩，說是小毛。子珍的哥哥敘述這件事說：子珍「跑到南京去看是不是小毛。她主要看兩點，一是看這個孩子是否油耳朵，二是看他有沒有腋臭，她認為她生的孩子都遺傳了毛澤東的這兩個生理特點。她看過後，認為這就是她的小毛。」

當時別的女共產黨員也在找尋失散的子女，一位紅軍遺孀已認了這個孩子是她的兒子，中央作結論，把孩子判給了她。子珍的哥哥去見毛，把孩子的照片給毛看，希望毛出面說話。毛婉拒了，說「這事我不好管」，要他按中央說的辦。子珍沒有同意，繼續與孩子來往，後來還張羅他的婚禮。紅軍遺孀說子珍「搶她的小孩」。為小毛，子珍一生心裡都未能平復。★

(★這樣的悲劇並不罕見。當時共產黨人不僅要準備丟掉孩子，有時黨需要資金時還得賣孩子。子珍的朋友曾志一九三一年在廈門做地下工作時，廈門黨機關經費困難，就把她剛生的兒子賣了一百塊錢，錢花了才告訴她。半個多世紀後，在講這個故事時，傷痛顯然仍在她的心上：「當然心裡面很難受。送到那個人家裡去以前，我們兩個人〔曾志和她的丈夫〕把這個孩子抱到中山公園玩兒。那個孩子很好玩兒，四十多天，很能笑，我們給他取個名字叫『鐵牛』，是個男孩，很健壯，黑實黑實的，從來不隨便哭，拉屎拉尿也不愛拉在身上……後來就把他送去了。送去以後心裡很難受，但我還足克服了。可是我那個孩子送去二十六天就死了。我們那個時候的書記也不敢告訴我。其實我早就知道了，我沒說，他也沒吭聲。我晚上有時很難受，暗暗地流淚，也不好意思公開。有一次看到我好像是在流眼淚，他就想我可能知道了，他向我道歉。」)

毛沒有跟孩子道別，也沒有顯露過悲傷。他有悲傷，是為他自己。當時鄠都的紅軍指揮官龔楚在回憶錄裡生動地記下了毛在鄠都的情景。九月上旬的一天，龔楚正在研究地圖——

忽然特務員跑來報告：「毛主席來了！」我連忙放下地圖，跑到大門前，毛澤東帶著兩個特務員剛在門外下馬，我便請他到我的辦公室休息。他那時臉色發黃，形容憔悴。我問他：「主席不舒服嗎？」他回答道：「是的，近來身體固然不好，精神更壞……」

洗過臉，抽著煙，他接著說道：「我現在來鄠都督導蘇維埃政府工作。在此將有相當的時間住。」……

毛澤東握著我的手，誠懇微笑地說：「我們是井岡山的老同志了，希望你晚上有空時便來談談……」因此，我在晚間有空的時候，便到他家中去。

龔楚又寫道：
從旁觀察，毛澤東居處，除了我常到外，沒有什麼人來往。中共的高級幹部更沒有一個人來過。真是門前冷落車馬稀，他的抑鬱和淒愴之感，是可想而知的。

九月間，我收到了十塊銀元的特別營養費，買了一隻大母雞，兩斤豬蹄，先派人送到毛澤東處，作為晚上消夜時的食品。我到晚上九時才去，賀子珍將燉好的母雞和豬蹄端上，毛澤東很高興，他的酒量很好，我們痛快地吃了一頓後，便滔滔不絕地長談起來。

……當談到我過去被處分的事，他說當時並不贊同給予我以處分，但周恩來過於刻薄，才鬧成那件不愉快的事。

龔楚還說，毛對其他領導人也「表露著深深不滿」。酒後傷感，他喟然長歎道：「『現在，可不是我們井岡山老同志的天下了！』說時竟淒然淚下。這時他有點輕微咳嗽，臉部更加瘦削而枯黃，伴著一盞熒熒的豆油燈，神情顯得非常頹喪。」

紅色政權的崩潰、跟兒子的生離死別，都不足以使毛落淚，只有失掉個人權力才有這樣的力量。

準備走了，橫禍飛來。當時正是發瘧疾的季節，鄠都蚊子成群，直直鑽進人的鼻孔裡。毛患瘧疾病危，發四十一度的高燒，說胡話。他急需復原，馬上康復，否則即使不死他也沒法隨軍離開。蘇區最好的醫生傅連暲馬不停蹄地從瑞金奔來，衣不解帶地照看毛，使毛迅速康復。傅救了毛的命——也救了毛的政治生命。

傅在以後幾十年中負責中共領導人的醫護。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時，七十二歲的傅被打斷肋骨打破了頭，他給毛寫信說：「你在鄠都病危時，我挽救了你生命……希望你現在也能救我一命。」毛是這樣在傅連暲信上批示的：「此人非當權派，又無大罪，似應予以保護。」但後來毛聽說傅曾對其他領導人談論過他的健康情況，這是毛的大忌，他也就任由博被投入監獄。入獄十五天，傅死在囚室的水泥地上。

一九三四年傅搶救毛時，紅軍正在蔣介石軍隊的緊逼下邊打邊退，撤離的準備工作也在極端保密狀態下進行。這是一場戰敗後的撤離，但也是戰略轉移，設法接近蘇聯控制的地區，接受武器和其他援助。這就是「打通蘇聯」。這一戰略已設想多年。早在一九二九年，蘇軍情報局的首腦伯金就對派駐中國的名牌間諜左爾格說，他的使命是想辦法把中國紅軍弄到蘇聯邊境去。

這個目標極端機密，至今也鮮有人知。七月，一支六千人的隊伍被派往相反的福建、浙江方向，作調開敵人的幌子，美其名曰「紅軍北上抗日先遺隊」。中共領導人後來不否認這個名稱只是為了宣傳，用李德的話說：「沒人夢想要去北上抗日。」這支隊伍裡有三百多擔子，挑著一百六十多萬份宣傳品，一路行蹤被中共自己大加張揚，引來追剿不斷。官兵們逐漸意識到他們是不自覺的送給敵人的誘餌，連指揮官也蒙在鼓裡，更想不通的是他們的使命毫無意義：這樣小規模的隊伍是不可能調開敵人的。幾個月他們就全軍覆沒。

出發前的另一項工作是全盤審查幹部，把「不可靠」的、動搖的統統處決。主持這項工作的是周恩來，數千人在他手下命喪黃泉。死者中不少是國民黨俘虜，在紅軍軍事學校任教員。刑場設在封閉的山谷裡，行刑人用大刀把頭砍掉，然後一腳把屍體踢進事先挖好的大坑裡。有的讓將死者自己挖坑，然後活埋。

執行者是國家政治保衛局的人員。他們中有的人自己也成了這個政權的犧牲品。軍委的警衛負責人楊世坤是其中之一。在離境前的紛亂中，他溜走了，跑到山裡藏起來。他有個女朋友是當地的農民，當局抓住她，問出了楊世坤的藏身之地。經過激烈交火，這個神槍手把最後一顆子彈留給了自己。

一九三四年十月，在蔣介石大軍的逼迫下，中國的第一個紅色政權被趕出了它佔據的疆土。鄠都河上由一條條船架成浮橋，船上懸掛著馬燈，與兩岸燈籠火把互相輝映。河岸上擠著給紅軍送行的士兵家屬和組織起來的鄉民。重傷員交給了當地的老百姓。靠近城牆的一間街屋裡，一個十二歲的男孩屏住呼吸，眼睛緊緊貼在門縫上，看外面的紅軍隊伍從鵝卵石鋪成的路上嘩嘩急步走向渡口。男孩的父親曾在這裡經營一爿小店，四年前在毛澤東打AB團的高潮中被砍了頭。像無數老百姓一樣，男孩盼望共產黨一去不歸。這種心情在六十年後我們見到他時，還看得出來。

十月十八日傍晚六點，病後的毛澤東，瘦削但不失風度，長長的頭髮向後梳齊，在警衛的簇擁下離開了鄠都指揮部，穿過宋代的城洞，跨上浮橋。從這個起點，萌生了二十世紀最著名的一個神話——長征。(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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