篤！篤！篤！「小上海」一邊砸礦石，一邊想道：
「姆媽此刻大概正在廚房裏熱牛奶。再過半個鐘頭爹爹就要上班了。他得吃完早點再上班。姆媽給他倒好牛奶（裏面打了兩個雞蛋），便開始給他切麵包。姆媽切麵包的本事真大，一片片切得很薄很薄，再塗上一層黃油，香噴噴的，可好吃哩！不過我更愛吃果子醬。如果我在家，姆媽就要另外準備一瓶果子醬。她一邊給我的麵包塗果子醬，一邊說：你看看你的兒子，兩隻眼睛老盯在果子醬上，只怕我給他塗少了。阿明！寶貝兒！你這麼喜歡吃甜，下一輩子該投胎到蜜蜂窩裏才對。唉，親娘喲！我像折斷了翅膀的蜜蜂兒回不了家，回不了家啊！」
篤！篤！篤！張恒直也在砸礦石。他的心裏泛起了種種混雜痛苦的感情。再過一個半月就是一年了。滿了一年，他們都該回校了吧？不過他不能回校。他的處分要升級，那時就要被送到別的地方去改造。劉玉蘭啊！我再也見不到你了！他後悔自己那天太慌張，在校門口碰到她竟然不和她說句話。她倒是向他點過頭的。可不是嗎？她還向他笑了笑呢！……
他感到空虛、寂寞和孤獨。他忽然想起了昨晚那個荒唐的夢。他想了又想，努力追憶其中的每一個細節，還是想不明白這個夢有什麼預兆。他感到迷茫。痛苦如同一條兇狠的蛇，把他的心盤纏得愈來愈緊了。在絕望的痛苦裏，有一個思想像小偷似地悄悄溜進了他的腦子裏：
「我該不該去找陳先生談一次，承認自己是右派，有意反黨反社會主義？這麼一來，我將來也許可以和他們一起回校，還能重新見到劉玉蘭，向她坦白……」
篤篤篤！篤篤！篤！——張恒直的內心失去了平衡。他勞動的節奏愈來愈混亂，時而疾速猛烈得如同暴風驟雨，時而緩慢無力得有如微波蕩漾。但是周圍沒有一個人注意到這一點。二十多個大學生，在朱師傅帶領下，正在低著頭砸礦石。每個人手裏都有一把錘子，每把錘子都凝結著一顆悲哀的心。篤！篤！篤！礦石在錘子猛烈的擊打下，漸漸地分裂了，一塊分成兩塊，兩塊分成三塊、四塊……大塊變成了小塊，小塊變得更小，最後都變成了只有雞蛋鴨蛋那麼大小了。於是又換上一塊新的比石頭還硬的烏黑的大礦石來砸打……
篤！篤！篤！二十多把錘子落在堅硬的礦石上，沉悶地訴說著二十多個悲哀的故事。
篤！篤！篤！就在錘子碰擊礦石發出的一片噪音裏，走過來了一個工人不像工人、幹部不像幹部的中年人。沒有人理會他。各人繼續砸著各人的礦石，想著自己心裏的傷心事。那個中年人默默地站立了一會兒，用眼睛掃掠過每個人的臉，終於開口問道：
「你們這兒誰叫張恒直？」
張恒直答應了一聲，從礦石堆裏站了起來，手裏還緊緊地捏著錘子。那人把他從頭到腳細細地打量了一番，好像是用心研究一個他所不懂的稀奇古怪的動物。研究了約莫半分鐘，他才啟口冷冷地說：
「我是農場人（事）保（衛）股的。你把錘子撂下，跟我到辦公室走一趟。」
張恒直放下錘子，又向旁邊彎下腰，拾起那雙高幫草鞋，像對待一個珍物似的把它們捧在手裏，一步一瘸地跟著人保股的人走了。他再也沒有回來。收工後，大家回到住處，吃驚地發現屋子裏少了一個鋪位。
張恒直勞動教養去了。這個消息立刻像閃電一般迅速地傳到了南區隊每個右派的耳朵裏，成為他們生活裏的一條特大新聞。這些人的日子過得太貧乏、太單調、太沉悶了，因此怎麼能夠輕易放過這條多少帶點刺激性的新聞呢？他們熱烈地議論開了。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痛苦，他們的心因為痛苦而變得麻木和冷酷了，現在各人轉動著自己的舌頭，幾乎全都帶著幸災樂禍的心情，在嘲弄剛走的夥伴的愚蠢。
只有李明沒有參加他們的議論。他在這群人裏面不但年紀最小，心靈也最年輕。他忘掉了張恒直頭幾個月的厲害，卻記起他後來對自己的種種關懷、體貼。他很難過。睡覺的時候，他用被子蒙住頭，偷偷地哭了。他一邊哭，一邊就疲勞地睡著了。
馬偉章雖然也參加了議論，但只是謹慎地說了一些按照他目前的右派組長身份所應當說的話，全是言不由衷的「勞改經」，諸如：「這是抗拒改造的下場呀，我們應當從他身上汲取教訓呀，」等等。但他心裏面卻在嚴肅地思索著。他再也不把張恒直看成是「敵對者」了。他不但同情張恒直，而且尊敬他。他認識到張恒直是一個有價值的大寫的人，為自己過去沒有盡力保護過他而感到內疚，希望他今後在思想上逐漸成熟起來，將來有一天會從「三害」忠實的看家狗變成「三害」自覺的掘墓人。
議論最多，並且心裏最高興的，應當首推陳炳鈞了。他後來看見李明的鋪位上放著張恒直的草鞋，就指著它們對江濤說：
「這傢伙知道自己要被送去勞動教養，當時一定嚇昏了。你看他臨走的時候把他心愛的寶貝鞋都忘了。」
但是，陳炳鈞沒有猜對。張恒直走的時候非常鎮靜。他早晨的矛盾心理重又統一在一個明確、單純的思想裏了。他幾乎是懷著幾分聖潔的驕傲接受新的處分的。而且，他走起路來一步一拐，兩隻生凍瘡的腳疼痛得很厲害，他又怎麼會把這雙鞋給忘了呢？他是有意要把它們留給「小上海」。他希望「小上海」收下這雙草鞋作個紀念。如果「小上海」願意穿著它們過冬，那他就更高興了。「小上海」啊，永別了！願你快快改造好，早日回校學習。
可惜「小上海」並不知道張恒直的心意。再說，他也根本就不需要這雙草鞋。生活裏有不少人關懷他。他現在腳上穿著母親從黃浦江畔郵寄來的皮暖鞋，皮暖鞋裏又裹著女護士親手編織的毛線襪，毛線襪裏還套著女大夫贈送的羊毛襪。他要這雙草鞋幹什麼呢？說實在的，他對張恒直居然會買這種草鞋很是看不起：太寒酸了，哪裡還有一點大學生的氣派！
倒是江濤眼尖手快，第二天就把草鞋穿在自己的腳上了。江濤認為自己穿這雙鞋很合情理，因為他曾經招待過張恒直的弟弟，還送過他六角錢。
但是江濤也只穿了三天。他感到穿著這雙草鞋走路不方便，有點磨腳；於是他把草鞋脫下來，作為一項禮物送給了領班的朱師傅。
朱師傅收下這個禮物，嘴上雖然不說什麼，眼睛裏見到江濤總覺得處處順眼，耳朵、鼻子、嘴巴生得全是地方。
寫於六七年冬缺煤取暖
後記
本文寫作的時間是1967年冬天，正值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猛烈批判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之際。當時我作為被專政的對象，在紅衛兵的看押下在農場勞動改造。我利用勞動間隙和晚上規定學習毛著的時間悄悄寫成這篇小說，用了一個不醒目的標題：《信》。脫稿後即和另一篇小說《雪》一起轉移到農場外面友人處存放，直到1975年東窗事發，才又和這兩篇小說見了面，不過是在看守所見的面。我沒有見到自己的手稿，是審訊人員挑選了其中一些詞句讀給我聽，命令我老實交代其反動、反革命的意圖。審訊人員把我的手稿列印出來，人手一冊，其中有人向我提出了一個問題：這個陳雲甫是誰？”E
我先後在上海、天津和阜新受到大約數十次的審訊（確切次數現在已經記不清了），問題之多不難想像，隨著歲月的流逝，絕大部分已經忘卻，但上述這個問題至今仍然留在我的記憶裏。好在審訊人員把火力集中在《雪》上，認為它更反動，對《信》實際上是漫不經心地放過了，加上審訊人員（都是公安幹部）有些文化水準似乎不很高（恕我直言不諱），對小說手稿的審訊主要囿於他們認為是反動、反革命的詞句上，關於陳雲甫的問題只是有人提了一次，沒有追根刨底窮追下去。
因為這兩篇小說，我有幸遊歷了六個監獄：上海市第二看守所，天津市和平區看守所，錦州市看守所，阜新市看守所，錦州南山監獄和遼寧省盤錦勞改隊。四人幫垮臺後，我母親根據從獄中捎出來的材料逐級向上申訴，直到寫信給當時最高法院院長江華。我是先出獄後平反的（名曰：釋放候審），最後又通過向省高級人民法院申訴才要回了手稿。區法院院長是一位辦事謹慎穩妥的人，儘管上級法院正式下文，他還是不放心，在交還我手稿以前又下令將它們打字存檔，這是過了幾年以後我偶然知悉的。至於公安局的打字稿在我判刑以後是否還保存，就不得而知了。最近讀了葉永烈先生的新著《反右派始末》，感觸頗深，夜不能眠。歷史不應忘記。我決定將手稿作為個人資料輸入電腦保存，僅修正了個別錯別字，並加上必要的注解，但不作任何加工或修改（雖然我知道一篇小說是應該反復修改的），這是為了尊重歷史，和法院存檔的打字稿基本上沒有出入。
時間已經過去了將近三十年，我應該如實說明寫作這篇小說的初衷了，因此，把標題改為《一個共產黨員的命運》，並且加上一行獻詞，以點明題意。如果讀者細心體味，不難看出：小說的內容是描寫1958年在某農場勞改的右派大學生，但作者也想隱晦地表達他在1967年冬天對當時正在進行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謂”D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看法，所以主人公應該是三名共產黨員，即張恒直、陳雲甫和湯達淩。
審訊人員向我提出的問題：這個陳雲甫是誰？我想，讀者會見仁見智，無須作者贅言。
1996年2月於上海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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