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組織部裡的年輕人
　　　
十四、下崗工人 （中）

　　　　七是對企業家的地位認識錯誤，奉獻與收入不成比例，造成企業家道德風險難以防範。在西方國家，企業家作為社會生產活動的組織者，具有崇高的社會地位；對合法所得的私有財產的保護，則使得企業家們安心賺錢。因此，西方國家的社會精英多半集中在企業家階層裡。西方企業家的收入高低，與企業經營好壞密切相關。如果經營不善，企業家只有破產還債，自己承擔責任。然而中國卻是個官本位國家，公民的私有財產長期被當作一種罪惡，得不到法律保護；要想成為人上人，那你就得當官。社會精英都集中在官場裡勾心鬥角、拉幫結派。而官場，卻是不能創造任何社會財富的。精英過度地集中在官場只會人才資源浪費，還容易造成政策不連貫，朝令夕改。企業家則沒有真正的社會地位，也缺乏真正有本事的人來安心經營企業。國有企業的領導如果經營得好，收入也還是那麼多一點；經營得差，只要把上面招呼好也還可以異地做官，甚至反而獲得提拔。因此，一些有能耐的企業家逐漸心理不平衡，產生了歪門邪念。一九九五年我剛參加工作前後，武漢發生了轟動一時的「於志安事件」。於志安集武漢長江動力集團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總經理三個重要職務於一身，還擔任武漢市經委副主任，又有全國工商聯常委、湖北省人大代表、武漢市政協常委等多種身份。他也算是個能人，短短十年時間裏勵精圖治，把一個原本陷於破產邊緣、五千多職工沒飯吃的武漢汽輪發電機廠，弄成了「全國五百強」企業，十年來利稅增加了一百倍。然而，於志安認為這個企業有今天，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和能力，而他所獲得的卻遠遠與他付出的不相稱。於是，於志安以自己的名義，利用企業集團跨國投資的機會，在菲律賓註冊成立了一個註冊資本為六十五萬美元的電廠，並於一九九五年出走菲律賓。後來中國跟人家外方交涉，追回了六十五萬美元的註冊資本，但此時人家已經不在乎這六十五萬美元了，每年電費的收入就有一千萬美元。除了武漢的於志安，還有雲南的儲時健，也屬於這類心理不平衡的人。然而，企業不同一般單位，企業經營是存在風險的，因此對企業家的監督存在著進退兩難的情形：假如監督太嚴，企業家無所適從，不敢承擔風險，那企業肯定好不了；假如監督太鬆，企業家道德風險又會給企業帶來巨大損失。

　　　　八是國有企業內權責不明，監督缺位。國有企業名義上屬於「全民」所有，但實際上政治統治者才是企業的真正主人。靠宣傳「工人階級主人翁」態度可以取得一時之效，但早晚有失效的一天。當宣傳失去效果以後，「主人翁」就會自發地採取措施報復往日的欺騙：怠工、盜竊、不負責任。二○○二年，我跟某個企業的一位下崗職工談話，那位工人回憶起當年廠裡花好幾百萬從日本買了一條進口生產線。當時簽合同時，誰也不懂經濟合同，沒料到還要花錢請人家日方來安裝調試，因此合同裡沒有安裝條款。買回來以後，才想起來廠裡無人懂得這台生產線的安裝方法。日本人乘機獅子大張口，提出的安裝調試費用比買生產線的錢還多。無奈，只好連包都沒拆，把機器設備放在車間二樓閒置。後來有一次市裡搞文明企業評比，打掃衛生時清理到了這套設備，一幫工人誰也不心疼，就把設備從二樓抬著扔到一樓，一樓的工人又抬著機器扔到院子裡的一個不起眼的地方，任由其風吹雨淋、腐爛銹蝕，最後變為一堆廢鐵。企業的廠長經理無論幹好干壞，只要政治上沒有站錯隊，都可以繼續陞官。企業領導也由上級領導任命，一個人一個口味，走馬燈一樣頻頻更換。二○○○年，我曾經到一個特困企業去調查研究，企業的一名老工作人員告訴我：這個企業在十年之內換了九個廠長，最長的待兩年，最短的待兩三個月。每個人一來就按自己的好惡隨心所慾，比如說廠裡辦公室前面的花壇，有的廠長來了喜歡弄假山，有的來了改成養魚池，有的則喜歡草坪，有的又喜歡種樹。換個領導就折騰一次，光為了這個小小的花壇就不知道白花了多少冤枉錢，企業怎麼能不窮？到了承包制和廠長負責制實行以後，企業的一切行為都由領導說了算，為他們蠶食鯨吞企業財產打開了方便之門。工人既無權監督，自己也並不乾淨，只好任由企業惡性循環，最後破產垮臺。

　　　　九是企業建設盲目上馬，大嗡大哄，造成巨大損失。由於統治者急於求成，中國經濟在五十年時間裏經歷過幾次大的冒進和倒退，造成了巨大的浪費和損失：一是一九五八、五九年的大躍進，大煉鋼鐵、畝產萬斤，這次冒進除了累死不少人，也造成了全國的大饑荒，餓死二三千萬人。二是一九七○、七一年的小躍進，遍地「五小」開花，設備落後，浪費驚人，污染嚴重。例如當時在陝西延安這個資源少、品位低的地區，非要投資二千多萬元興建一座鋼廠、兩座鐵礦和三個鐵廠，口號是「結束陝北手無寸鐵的局面」。口號雖然動聽，可建成五年卻虧損掉三千七百多萬元，甚至超過了建廠投資，最後不得不於一九七九年關閉了鐵礦和鐵廠。三是一九七七、七八年的洋躍進，當時提出要興建十大鋼鐵基地，十大化工基地，十大能源基地，又急功近利地遍地從國外引進技術設備。由於長期「突出政治」，貶抑商業，當時中國人根本就不會做生意，買了不少洋垃圾回來，或者因為技術人員跟不上無法使用，放在外面風吹雨淋最後報廢。改革開放後，又經歷了幾次過熱與蕭條，每次都是一哄而起、一鬨而散。我曾經走訪過一個鐵合金廠，是國家指派銀行貸款一億七千萬元興建的，剛動工就遇到一九八九年搞「治理整頓」壓縮基建，工程就停了下來；到了一九九二年復建，時間已經過去了三年，建築材料價格漲了起來，錢不夠用了，於是又追加貸款。就這麼停停建建十多年，到一九九七年鐵合金市場出現了供過於求，於是上級又決定停建下馬。機器設備因缺乏保管狀態很差，拍賣才得了七八百萬元，都養活職工吃干喝淨了。最後職工還沒有安置，連本帶息幾個億就這麼打了水漂。

　　　　十是企業人員臃腫，近親繁殖，勞動力素質和勞動生產率低下。中國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國有企業有一個西方國家企業所沒有的現象：三個人的活五個人干，老子退了兒子接班。以我父親所在的企業為例，這個人員多達四萬五千人的施工企業裡，養活著無數坐辦公室的政工幹部，有些幹部實在沒地方安排了，就那麼掛著，工資卻照拿不誤。真正能幹活的工人反倒不多，一旦工程來了幹活還要靠臨時招募民工。由於鐵Z局建局時間長，很多老職工退休以後都是其子弟「接班」參加工作。鐵Z局是大單位，「鐵老大」，在計劃經濟年代中享有比一般國有企業高得多的地位，故有不少工人子弟從小就養成一種優越感，也不好好唸書，就等著父輩退休自己頂班。上了班以後，新一輩很少有老工人那麼肯吃苦耐勞的，普遍缺乏責任心，幹活時拈輕怕重、敷衍了事，故施工中重大事故接連不斷。九十年代初，鐵Z局一些人在徐州附近野蠻施工，推土機一下子鏟斷了華東地區通信總電纜，造成整個華東地區包括上海通訊中斷好幾個小時；在上海浦東碼頭施工時，打樁機翻倒，造成一場特大傷亡事故。這兩個大事故，在當年全都成為中央和地方媒體的關注焦點。從那以後，鐵Z局惡名遠揚，招標時別人一聽是鐵Z局都敬而遠之。招不來工程，完全靠國家照顧性質的一點任務過日子，單位常常開不出工資，四萬五千名職工大部份下崗在家。這些職工中，有好多是一家上下兩代幾口人都在鐵Z局工作，生活極度艱難。

　　　　在西方國家，即使企業老闆兢兢業業地幹事業，也免不了在激烈殘酷的競爭中敗下陣來，留下來的卻都是精英企業。為了生存，資本家不得不想盡一切辦法對產品升級換代、不斷革新；拚命地壓低原料消耗和人力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對確實有能力的人才，資本家必須不斷加薪，以利用他更好地為自己賺錢；資本家更不會自己貪污自己的財產；僱員能進能出，自己也有壓力；萬一失業則有社會保障體系給予救助。而在中國的國有企業裡，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

　　　　我並不一概否認那些革命領袖試圖消滅剝削壓迫、實現人人平等的偉大理想，但是社會變革遠比我們想像的要複雜的多，稍微不甚就會釀成巨大的災難。然而，統治者們往往急功近利，恨不得一覺醒來就一步登天地進入共產主義天堂，結果慾速而不達，反而給老百姓帶來無窮的苦難。直到今天，我們還要為那些早就死去多年的領袖們的浪漫主義即興之作付出巨大的代價。

　　　　應當說九十年代的國企改革所提出的減員增效、優化資源配置、明確產權、拉開收入差距等等措施都還是對症的，看到了問題的本質。但是問題在於，操縱這些改革的主動權不在老百姓手裡，而是在官僚——精英集團的手裡。精英集團所進行的「改革」，正如我當初在銀行裡經歷的那樣，完全是從精英集團的私利為出發點的，因此必然是絕對地不公正的。這就是昔日革命浪漫主義傑作的後遺症：不改革是死路一條，要改革則是一場赤裸裸的掠奪。我們生在這個國家和這個時代，沒有別的辦法，只有用我們的智慧和忍耐，和著血淚嚥下叱吒風雲的偉人們所留下的那一杯苦酒。

　　　　正如任何人都無法免於一死一樣，不管你是否願意，無論什麼社會，都不可避免地分成精英和群眾這兩個大集團。即便是社會主義革命，塵埃落定以後依然如故，無非是出現了一些個人的沉浮。中國的改革最初是由官僚——精英集團發動的，在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那種徹底反人性的動亂之後，無論是精英還是群眾都需要有一個正常的秩序，因此改革最初得到了人民的擁護。然而精英和民眾利益並非一致，精英需要靠剝削民眾養肥自己過人上人的生活，需要靠壓迫群眾維持他們高高在上的統治地位。到了八十年代末，精英與群眾就已經產生了尖銳的矛盾，到一九八九年衝突爆發出來，最終是精英集團通過暴力獲得了勝利。此後，民眾追求自己做主的願望受到壓制，中國脆弱而幼稚的民主力量在嚴酷打壓下日益分化瓦解，精英集團愈發的肆意妄為了。國有企業這個無人照看大蛋糕，就成了精英集團的囊中之物，任由他們巧取豪奪、肆意揮霍，到企業被吃干喝淨的那一天，他們一拍屁股換地方，而工人就倒霉了。（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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