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下）

貧賤夫妻百事哀（Ⅲ）

假期滿了，我該回太原勞改隊了。

北京去太原的火車晚上10點開。雪媛抱著小晉京，我攙著為偉，從「又一順」飯莊北沿的參政胡同東口來到了西單，坐10路公共汽車直達北京火車站。

從此，我每次回家再返大原時，雪媛和孩子們都走這條路線，把我送到西單的10路汽車站。

晉京長到兩歲多，能跑會說了，在她那幼小的心靈裡，以為我就是坐10路車去北京站那兒上班的。每當看到院子裡別的孩子的爸爸下班回家，與自己的孩子親親熱熱，她都觸景生情地想念我這個「爸爸」。

於是她老問她媽：

「人家小鴿子爸爸又回家了，我們的爸爸怎麼老不回家呢？」

終於，這孩子想我這個不稱職的「爸爸」想得近乎發瘋。每天從工廠託兒所回家時，她都站在家門口向院子大門外守望，有時就站到院門口去守望，渴望看到自己爸爸的身影，有時還傷心地哭著對她媽媽喊：

「媽媽，我要爸爸！媽媽，我要爸爸……」喊啞了嗓子流乾了淚。

一天，她媽領著她去上班，走到民族飯店附近馬路邊的一個郵筒，往裡面投了一封給我的信，順便對她說：

「爸爸在很遠很遠的地方上班，媽媽這信就是寄給爸爸的。你老想爸爸，要不也給你身上貼張郵票，把你也寄給爸爸好不好？」

這孩子繞著郵筒轉了一圈，還用小手在郵筒上摸了摸，搖搖頭說：「在裡面會出不來氣。」

她媽開心地笑了：「說得對，不能把你放在郵筒裡。要看爸爸，得去北京站坐火車。」

她由此才知道爸爸在很遠很遠的地方上班。以後再當我回來探親，又坐10路車去北京站時，這孩子都在西單10路車站台上嚎陶大哭，邊哭邊喊：「爸爸，爸爸……」掙扎著要跟汽車跑。

車子走遠了。她媽才連拉帶拽地拉著她和她姐往回走。走進「又一順」北邊的那條夜深人靜的細胡同裡，母女三人才抱頭痛哭……

六

把晉京拉扯到上學，雪媛的身體也越來越不行了。

一天下午，鹿師傅在搖臂鑽上給洗衣機用的琺琅盤打眼，沒夾緊，讓潘雪媛在一邊用手緊扶著。待飛速轉動的鑽頭落下時，這個琺琅盤突然也跟著飛了 起來，正打在雪媛的右胳膊上。當時她只覺得疼了一下，繼續幹活。當別人看到她的袖口和手腕往下流血，連忙驚呼「怎麼啦，怎麼啦」，她才撈起袖管一看，右臂 被打開了一寸多長的血口子，袖管已經濕乎乎的了。

車間內的班長也驚住了，叫她趕快到醫院瞧瞧去。雪媛說：「不用，沒事。」別人說：「血流得袖管都濕了，還能不去醫院？」

這樣，她才去了二龍路醫院，消毒，粘上了一塊封閉傷口的膠布。醫生叫回家休息三天，但她只歇了當天的下午，第二天就又上班了，因為各種誤工一超過三天，兩塊錢的獎金就沒有了。

傷口還沒有完全痊癒，又輪著她上大夜班。熬了一夜下班回家，想睡個好覺，院子裡的人都起來了，吵吵鬧鬧，沒法睡。等上完了一個星期的大夜班， 凌晨回家時，只覺得路燈的燈光是黃濛濛的，路邊的樹影兒在地上不停地晃動，走在人行道上似乎高一腳低一腳。第二天上白班，雪媛正在搖臂鑽上打眼就暈倒了。 女徒弟小逯和男徒弟小余，用平板車把她拉到二龍路醫院搶救，然後再把她送回家。

從此她在班上動不動就眼前一黑，咯咚一聲就暈倒了，暈得人事不省。

每當其時，徒弟們把她送回家稍事休息，她就又去上班了。這時她的血壓常常高壓180，低壓120。工廠醫務室左得出奇的女醫生不給她開藥，說她是「右派老婆」。後來醫務室來了一位段聯琪大夫，深入車間瞭解下情，知道了潘雪媛的健康狀況，就對潘雪媛說：

「潘師傅，你以後回家休息或沒有假條了，你不要先急於上班。你先上醫務室找我，看看能不能上班。」

不但如此，段大夫還向車間的班組長們說：「潘師傅的健康狀況很不好。她以後要再來上班，你們叫她先上我這兒來，可不能再讓她動不動就暈倒了。這車間裡滿地都是三角鐵，一旦暈倒了頭跌在三角鐵上，那可就危險了！」

在段大夫的如此關照下，雪媛一度能夠堅持上班了。但在1978年元旦過後，她又一次在車間搖臂鑽上打眼時暈倒了，被徒弟們用板車送回家，而且數這一次病重。

當我得知雪媛病重，像一隻屢中毒箭的母雁，帶著兩隻羽毛未豐的雛雁，跌落在冷酷無垠的荒漠中時，我的心似乎一下從胸膛沉落到肚臍眼，並不禁喃喃自語：

「我不去解救他們誰去？！」

經說明情由，在那個四周佈滿電網鐵絲網的大場子裡，仍然是那位從華東政法學院畢業的頗有理智與人情味的管教幹事邢鳳舞，幫我亮起了立刻回北京的綠燈。

1978年新年臨近，我外穿當年與胡志明主席在一起照相時穿過的已補得看不出原來質地的破呢子衣服，內穿補丁摞補丁的襯衣，帶著第三次被小車 把兒打斷肋骨的傷勢，風塵僕僕地踏進家門大聲呼叫「雪媛，我回來了」的時候，面色青黃的雪媛卻靜靜地躺在床上，癡迷迷地向我直瞪著雙眼，似乎我是個她從未 謀過面的陌生人。

看樣子她是有些神志不清了。兩個孩子都穿著打著補丁的棉襖棉褲，兩眼汪汪地直流淚。

我早從雪媛的信中得知，儘管她們姐妹倆的學習成績在各自的班上都名列前茅，但因她們的父親是個「大右派」，而一直當不了紅小兵。

諸如此類的絕情悻理的舉措，與解放全人類為己任的共產黨人的博大胸襟，相距何止天地之遙！我再也忍不住兩眶悲淚！

七

這時，在我的蘇北故土傳來的訊息也是令人十分傷懷的：所有的侄兒侄女，即便學習成績再好，體格再健壯，上進心再強，也都因為他們有了我這個 「大右派」叔叔而不能申請入黨入團或報名應徵入伍。在我生肺病的姐姐因為我不能再給她以經濟援助而去世之後，在我的那個年僅二十在小學代課的患心臟二尖瓣 狹窄症的侄兒，因當地政府不願為他花費招待上峰吃頓飯的錢動一下手術而看著他活活地死去之後，我的老母也在不斷思念我的貧苦中長辭人世了，我的二哥戴作霖 也被人活活整死。

那是在「文革」之初，家鄉小鎮也對省委書記江渭清等人召開背靠背的批判會。主持大會的小鎮幹部陳某硬讓我的二哥領頭喊口號。我的二哥知道此 人是「好話已說盡，壞事都有份」的沒安好心的人，對秉性耿直的人都視如眼中釘，遂推辭說他的門牙早掉光了，「說話不關風，怕喊得不清不楚」，不肯帶頭喊， 陳某卻說，「沒關係，大家會聽出個意思跟著喊的」，硬把一張口號單塞到我的二哥手中。

我二哥推不過，只得按照口號單帶頭喊了第一句：「打倒江渭清！」沒想到這五個字音剛出口，陳某就迫不及待地立刻宣佈「大會應立即轉換方向， 批鬥『現行反革命』」。「因為戴作霖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庭廣眾之前，帶頭呼喊打倒我們的偉大旗手江青同志的反革命口號。」「因為他的弟弟被打成了 『大右派』，他對黨懷有刻骨仇恨，明目張膽地進行階級報復。」

陳某立即命令他的左右，抬出早就準備好的寫有「現行反革命」五個大字的大鐵牌，掛在我二哥的脖子上，又把拖拉機的一個五六十斤重的一尺多長的大鋼管，套在我二哥的腦袋上，強迫我二哥三步一跪地遊街示眾。

起起跪跪地沒出幾十米，那吊著幾十斤重大鐵牌的細鐵絲就勒破了我二哥的後脖頸而鮮血直流……

不久，我二哥就身患絕症飲恨而亡！「四人幫」被粉碎之後，這個高抬「偉大旗手江青」而無惡不作的陳某，照樣逍遙自在地當他的小鎮幹部，無人追究！

這些，都是任何一個天良未泯的人，最最難以忍受的傷痛！

大小家庭的深重苦難，迫使我不得不一邊照料病重的妻子和上學的兩個孩子，一邊到處上訪，力求儘快結束我在漫長隧道的歲月以回到妻兒的身邊。

一切生活費用，幾乎全靠自己也是「右派」但比我的處境略好的摯友姚昌淦、徐穎夫婦以及我老家的胞兄、堂兄和侄兒侄女們支援。

我上訪了中央組織部、中央統戰部和公安部的接待站，也上訪了黨中央和國務院的群眾來訪接待站，同時給粉碎「四人幫」之後由我國駐法國大使崗位上調任新華社社長的曾濤同志寫了信。

據說這位有膽有識的外交家立即作了批示，要新華社政治部複查辦公室對我的問題進行複查。然而這個複查辦公室竟有人說：「戴煌是反對毛主席的。如果戴煌都不是『右派』，那全中國就沒有一個『右派』了！」

這說明，在粉碎了「四人幫」之後，亟需一輪紅日噴薄而出，才能最後驅散漫漫長夜結束前的黑暗。後來在頻頻上訪的過程中我才耳聞，一批真正的共產黨人正在鼎力托起這輪紅日，領頭的正是胡耀邦。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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