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組織部裡的年輕人
　　
　　　　七、官場眾生相（上）
　　
　　　　按理說銀行應當算一個金融企業，而不是官場。但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中國國有銀行卻沒有脫開行政機構的影子，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官場：銀行裡所有的職務，都對應以相當的行政級別；各級機構之間上傳下達、公文旅行、文山會海。即便是不懂任何金融業務軍隊轉業幹部，只要一進銀行就降半格安排以相應的領導職務。那幾年銀行收入高，有點門路的轉業幹部蜂擁而至，從業務處長、下級行行長到辦事員，到處都是轉業幹部。雖然軍隊轉業幹部的人品一般都還比較好，但說實話，外行領導內行是難以有什麼好結果的。

　　　　我剛參加工作的時候，總是聽別人叫行長為「老闆，老闆」的，心裏就挺不舒服。這銀行又不是個人開的，行長不過是國有資產的一個管理者罷了，憑什麼叫「老闆」呢？因此我凡是見到行長，都只稱呼他行長，而不是「老闆」。行長最初對我還是不錯的，那時我還不會用計算機做表格，有一次手工畫了一個複雜的統計表，被行長看見了，於是行長稱讚道：「啊，畫的不錯，一清二楚。」

　　　　一九九六年春天，我們處長接受了K地區分行佘行長的邀請，去他們那裏春遊。招待得很豐盛，我平生第一次吃到了甲魚、烏龜、幼鯊、龍蝦和其它叫不出名的山珍海味。可是偏偏我生了一副賤腸胃，覺得這些大名鼎鼎的、　象徵著「高尚生活」的東西根本就沒什麼吃頭，比起母親給我做的糊辣湯、羊肉燴面、雜麵條等簡單飯菜味道差遠了。這時我才體會到：一個人從小養成的口味是多麼難以改變；而以前官方宣傳的毛澤東只愛吃紅燒肉，恐怕也並非因為生活簡樸所致。我所愛吃的那幾樣東西，即便是比起紅燒肉的價錢也是差遠了，但我就是愛吃。再想一想這一桌子值好幾千塊錢，相當於幾個農民一年的辛苦，心裏實在覺得難受，於是勉強吃了幾口就再不動筷子了。

　　　　我們春遊的K市是一座保持得相當完整的古城。那天我們一行人沿著城牆觀賞遊覽，在城牆邊的樹林中發現幾個尖嘴猴腮的人聚在一堆抽煙，一見到我們就手忙腳亂地往樹林深處走去。廉處長看著幾個瘦骨嶙峋的背影，搖了搖頭說：肯定是一幫吸毒的，好好的人幹啥不行，幹嗎非要往死路上走呢？遊覽完了城牆，我們又遊覽古城的街道。街道兩邊密密麻麻地開的都是髮廊，濃妝艷抹、卻又土的掉渣的髮廊小姐曖昧地向我們招著手。

　　　　晚上，由K地區分行的佘行長安排我們到該市最大的一家娛樂城「活動」。臨去之前，廉處長叮囑大家說：「唱唱歌是可以的，但決不許洗桑拿、保健按摩、不許跳黑燈舞！我們是組織人事幹部，一定要給下面做出表率來。」等我們去到那裏，發現已經有十來個「小姐」在那裏恭候了。佘行長是個又高又粗的壯年人，一看就屬於那種精力過剩一類的，見了我們滿臉堆笑著說：「沒啥，耍耍輕鬆一下嘛。」只坐了一會，佘行長拉起一個「小姐」到舞池裡跳舞去了。過了一會兒，舞廳燈光暗了下來，只能影影綽綽地看到人影。我下意識地一直盯著佘行長看，看到他在舞池中央和那個「小姐」接吻。春遊回來後我把這件事報告給了處長，處長顯出很吃驚的樣子。後來過了幾天，分行發了一本書叫《銀行思想政治工作彙編》。我翻了翻，裡面有佘行長的一篇大作《論銀行家的思想修養》，裡面煞有介事地寫道：「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作為一個銀行家，一定要有強烈的事業心和責任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信念，必須經得住金錢與美色的考驗，必須時刻提醒自己是個人民公僕，必須處處堅持黨性與原則。這是一個銀行家最基本的修養……」

　　　　我剛到人事處不久，行裡安排副處級以上幹部公款出國考察，連那些已經退休的也有份，實際上是出國去玩。有一個已經退休的女處長一輩子沒坐過飛機，來處裡填出國表格時還擔心地問：「坐上了飛機，那飛機會不會飛上去下不來呀？」管出國這事的張科長聽了，笑著說道：「您放心，飛機這玩意，沒有在天上下不來的，最不濟的也是掉下來。」後來出國之後，有些年紀比較大的處長根本就轉不動，也吃不慣西餐，每天都待在賓館裡打撲克、泡方便麵吃。

　　　　那年年底，我第一次參加了人事系統的年終報表會。我把自己負責的這一塊的真實情況填進系統一匯總，數字不平。於是在老同志的幫助下一改再改，總算調平了，可是我一看，這數據跟我掌握的實際情況驢唇不對馬嘴。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期初數就是假的，期末數也是假的，一加上真實的幹部變動數據，結果必然是錯誤的。已經成為我的同事的段科長見我急得滿頭大汗的樣子，一邊幫著我修改數據，一邊告訴我他做了幾十年報表的心得：千萬不要想著真實情況如何，只要根據領導意圖定好年末數，再根據上年年底的報表數字當年初數，中間的數據就只能瞎編啦，只要報表平了就成。我不解地問：「那幹嗎還做報表呀，這數據有什麼用啊？」段科長歎了口氣對我說道：「有些事情，都是領導們定的，咱們只能根據領導的吩咐去做，別的也管不了啊。」

　　　　轉眼到了一九九七年春天，又到了招收大學生時候了。總行給了我們行一百七十個進人指標，可是行裡決定只招十個。這是因為總行對進人指標要求越來越嚴，控制的很緊，要想用進人指標辦些走後門的事，就得「開源節流」。於是總行的進人指標我們全要了，卻只用了十個，截留了一百六十個。當時廉處長已經調任分行紀委書記，人事處已經換了個新來的處長，姓申。總行跟我們要每一個新進大學生的花名冊，申處長就命令我把所有投了自薦書的大學生拼湊一百七十個人報上去。為了湊夠數目，連根本就沒進我們銀行的我的女朋友都被拉上去湊數。上報數據時，有「填報人」一欄，申處長要我簽字，我不肯簽。他說這有什麼關係，出了事有行長和我頂著呢。於是我假裝答應簽字，但到底也沒簽。直到現在，總行的人員名單裡還保存著這些假張三、假李四的名字。

　　　　那麼，這些節流下來的進人指標用到哪裏去了呢？一九九七年夏天進來這麼一個人：國家某位部委領導的侄子。這個人本來是××省××縣××鄉××村××組的一個農民，不知從哪裏偽造了一個大專畢業文憑，自稱是學金融的，來報到時操一口難以聽懂的鄉音。我讓他說普通話，他卻怯生生地說不會。我根本無法相信，一個真正離家到外地上過三年大專的人竟然不會說普通話，於是懷疑他根本就沒上過大專。我一邊給他辦手續，一邊順便裝做請教他的樣子問他「佈雷頓森林會議」是那一年開的？他聽了眼睛直發愣。我隨手翻了翻他的檔案，發現他的《貨幣銀行學》科目是九十分。《貨幣銀行學》能考九十分卻不知道「佈雷頓森林會議」這類金融ABC的人，我還真是頭回領教。幾天以後，我碰到另外一個畢業於該校的跟他「同班」的女孩（【注】此人也是「走後門」進來的，因為總行當時規定進人必須擁有本科以上學歷，但這個女孩文憑卻是真的）來報到，她說在學校裡從來沒見過這個人。後來這個人被分到某個處室，才幾天工夫那個處室的邊處長找上門來，罵道：「你們人事處真是不干『人事』，看看給我分來個什麼渣滓！」我們連忙問究竟，邊處長怒氣沖沖地說：「這個人什麼都不會幹，只有安排他拖地、往碎紙機裡碎文件之類的勤雜活。結果發現他……不會用拖布！碎文件時他把一大摞文件一起往碎紙機裡塞，一下子堵了，就用手去捅，把我嚇得個半死，要是把手指弄出個殘廢來，我還真不好交代了，只好自己動手碎文件了。那人每天都帶本武俠小說一直看到下班——他媽的，幸虧還認識幾個字。」（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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