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上) 　

漫長的隧道（Ⅱ）

　　　　　　　　　　　　　　　　　 一

1966年3月上旬的一天，高莊教授的「勞教」兩年到期了。指導員對他及時宣佈解除「勞教」，讓他從圍繞著破破爛爛鐵絲網的南院「右派」隊，搬到了只有半截花牆的北院「就業職工」隊。
　　
這立刻在「右派」隊引起了不同反響。像我和高莊這樣也是後來「加重處罰」被送來「勞教」的人，就以為到期也會及時解除的；但從1958年春天就進來「勞教」的人則大發牢騷：「晚來的人都走了，我們已被『勞教』七八年的人，為什麼反而成了無期徒刑？！」

1966年4月23日，我的「勞教」兩年也到期了。但我並沒有像高莊那樣，被及時解除「勞教」。等了幾天，仍然沒有動靜，我想，這是否與我的一次絕食有關？
　　
這次絕食發生在3月底，起由是關於發放食堂糧票。按照慣例，每月28號晚上分發下個月的食堂糧票，各人精打細算，基本上都能吃到下個月的28號。獨獨 在這個3月份，由於隊部工作上的拖拉延誤，28號晚上沒有分發糧票，29號早上就有很多人沒有糧票吃早飯，照樣餓著肚子去出工。
　　
雖然，我的糧票略有富餘，不僅自己吃了早飯，還三兩二兩地接濟了一些人也吃了早飯，但到了中午，這些被接濟的人還是只能面對食堂的窩頭饅頭 乾瞪眼。此刻，我身邊還有幾兩糧票，足可吃一頓午飯，但為了抗議隊長們這種不按制度辦事而損害了大家合法權益的行為，我開始了絕食。
　　
同組的蘇自田和組長范寶新以為我也斷了糧票，蘇自田給我送來了半斤糧票，范寶新還買好飯菜端到我的面前，我也拒絕吃。
　　
范寶新覺得事情不妙，連忙放下他自己的碗筷去隊部匯報：「戴煌絕食了！」分管我們這個組的小王隊長１立即跑了來，再三勸我吃飯，我也毫不動搖。
　　
整個三余莊有兩位王隊長，一位年齡較大，身材也較高，為了區分清楚，大家背後稱他為「大王隊長」，稱分管我們組的這位叫「小王隊長」。
　　
晚上，我繼續絕食。晚飯後，隊部終於從大隊部領來了糧票，當即分發。
　　
對於這件事，會不會影響到對我及時解除「勞教」呢？我認為，即便有所影響，隊部也應該有個明確的說法，不能「不宣而戰」地默默拖延對我的「教養」期。
　　
4月30日出工時，我向組長說：「我去隊部說件事。」就來到了隊部。隊部的屋子裡空空蕩蕩，只有指導員一人在，我直截了當地對他說：
　　
「指導員，關押我兩年的期限已過了。你們為什麼還不給我解除勞教？你們還懂不懂得法律？就是一個真正的罪犯，被判刑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甚至 更長的時間，到期不釋放人家，你們也得說明為什麼不放，為什麼加刑，加多少，並且還要出示正式的法律文書。而我們這些人被『勞動教養』，還美其名說是按人 民內部矛盾處理，為什麼反而不作任何說明，就把我們無限期地這樣關押下去？」
　　
這位指導員似乎還有幾分涵養。我說了許多帶有幾分責問的話他竟沒有插一句話。他靜靜地聽我說完，略加思索後，沒有正面回答我的問題，只是這樣說：
　　
「我們只是個管理機關，對你們的去留沒有決定權。我們一定向上級反映你的意見，望耐心等待。」
　　
隔了一個多月，我被值班人員叫到隊部，指導員正式向我宣佈：
　　
「根據上級的指示，你的兩年勞動教養已經期滿，現在宣佈解除。至於工作安排，上級將和新華社聯繫，然後才能決定，望你繼續耐心等待一段時間。」
　　
這樣，我也步高莊教授的後塵，由圍繞著破破爛爛鐵絲網的南院「右派」勞教隊，搬到了沒有鐵絲網的北院「就業職工」隊，結束了「勞教」生涯。
　　
一個月後，「文革」大戰登台了。指導員又對我說：
　　
「由於文化大革命，新華社的領導人吳冷西、朱穆之、鄧崗等人都戴起了高帽子，敲著臉盆兒遊街示眾。新華社人心很亂，沒人敢過問你的事，你只能暫時在我們這裡留場就業了。」

這就是說，我成了一個「二勞改」的「留場就業人員」，到蘋果園、梨園、桃園、葡萄園、草莓地去修枝、除草、打農藥、施化肥、採果、裝箱，麥收時也一齊去大田割麥子，忙了夏天又忙來了秋天，不斷地忙碌著……

　　　　　　　　　　　　　　　　　 二

「文革」伊始，北京城到處是自生的紅衛兵和來自全國各地接受毛澤東檢閱的紅衛兵，一片亂哄哄。紅衛兵和許多「造反派」胡亂打死人，許多胡同常常向外拉死人去火葬場的恐怖消息，不時傳到三余莊來。
　　
接著，我聽到了來自新華社的一些傳言。據說，新華社內的「衛東彪戰鬥隊」之類的「造反派」，在張貼「打倒」、「火燒」、「炮轟」、「砸爛」吳 冷西、朱穆之、鄧。崗等人的大字報中，有時也列有我的名字，同樣在我的名字上也打了紅××。原因是他們曾「鼓動」我「鬧翻案」，「事敗後又包庇」我只勞教 兩年，而沒有給予更嚴厲的懲罰，其中跳得最高的人，認為我「應該被處以極刑」。
　　
這個人，是一個遠離自己丈夫的少婦。在我與潘雪媛尚未相識而青青已被接回北京的時候，她曾一度相當慇勤週到地幫我照料過青青，還曾對我「瞬 美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後因我對她的非分之求裝著不知道，旋又與潘雪媛相愛，她就反目為仇，對我耿耿於懷。在我被送進牢門之後，她就曾在新華社的某 些人面前大聲嚷嚷：「把戴煌這樣的人留著幹嘛使？他把攻擊的矛頭直指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不殺他不足以平民憤！」「文革」一來，她更成了一個「意氣風 發」的「造反派」，在「揭發批判」新華社的一些「走資派」的時候，便聲色俱厲地嚷嚷這些「走資派」對我這個「應被處以極刑」的人「竭盡包庇之能事」了。
　　
對這樣的「造反派」，對這樣的「對偉大領袖忠心耿耿」的人，應作何等評價？！

也正是在這種時候，「良鄉機械廠」傳來的消息說，周總理的那位老同學被人活活打死了！據說那是良鄉一些中學的紅衛兵和機關「造反派」，紛紛拿 著鋼絲鞭和鐵棍木棒，到「良鄉機械廠」大院「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他們把這位老先生拖上了土檯子雙膝跪地，扒光了他上身的衣服，鋼絲鞭和鐵棍木棒一古腦兒 地一陣猛打，打得他滿身滿頭鮮血直流，當場斷了氣！
　　
接著又從新疆傳來消息說，在公安醫院監護我的那位年青善良的徐幹事，也被人打死了！據說他帶著一些「就業人員」去新疆支援邊疆建設，新疆當 地的一些「造反派」要對這些「就業人員」大打出手，他上前說理攔護，說這是違反黨的政策的。這些「造反派」竟說他是「庇護牛鬼蛇神的現行反革命」，在拼了 命地痛打一些「就業人員」的同時，對他的頭部也施以重擊，他當場倒地不治而亡！

正當這許多無辜者橫遭死難的時候，團河勞改農場的年輕幹部也都臂套「紅衛兵」袖標，在農場所有林蔭大道的要道路口，來回巡邏放哨，阻擋外面學校湧來的紅衛兵，或一些勞教「右派」和「就業人員」原機關前來要人回去批鬥的「造反派」：
　　
「我們這裡也有紅衛兵。如果你們所說的這些人有問題，我們這裡也不會輕饒他們的。」
　　
這樣，不知保護了多少人的性命。
　　
對此，我們應該感謝團河勞改農場的領導者。如果是在北大荒或「良鄉機械廠」，這些人即便不會慘死於皮鞭棍棒之下，也會遍體鱗傷，鮮血橫流。

　　　　　　　　　　　　 　　　　　 三

1966年冬天，天津、唐山間掀起了「一定要把海河修好」的熱潮。位於茶澱車站以西也歸北京市公安局勞改處（後改稱勞改局）管轄的清河勞改農場，也抽調了大批勞力，奔向了整修海河水系的工地，團河勞改農場也抽調了包括我在內的一批「就業人員」前往清河支援。
　　
毛澤東的題詞。
　　
清河農場以潮白河為界，潮白河以東、茶澱車站以西的幾個老分場，創辦於新中國建國伊始；潮白河以西的幾個分場，創辦於「大躍進」的1958 年。因之那裏緊挨潮白河西岸的第一個點就俗稱「581」，由此向西的第二個點叫做「582」，再向西的就叫「583」、「584」，最後一個點是整個清河 農場掩埋死人的地方，叫做「585」。
　　
這樣，整個清河農場由東而西連綿數十里，南北寬約十餘里，擁有「勞改人員」、「勞教人員」、t『就業人員」不下4萬人，是北京市公安局勞改處在北京市境外最大的勞改場所，大大地大於同樣歸其所屬的黑龍江興凱湖農場和吉林白城子農場。
　　
來到了清河農場，我沒有立即被派往海河工地，而被分配到位於582這個點的潮白河分場的直屬隊，任務是為修建組當小工，或去葡萄園挖溝埋覆越冬的葡萄籐條。

一天上午，刮著大北風。我正脫了棉襖絨衣，彎腰掩埋葡萄籐條，突然感到好像有一股電流，從骰骨向上快速閃射到腦後的頸椎骨，腰就彎得直不起來了。我試著扭扭腰，腰就疼得像是截斷了似地，怎麼也直不起來；試著就那樣彎著腰鏟鏟土，也照樣疼痛難忍。
　　
活是沒法再干了。我只得彎著腰掛著鍬，一步一停地慢慢挪到了分場部醫務室。醫生撈起襯衣看了看，摸了摸，又用小木槌上上下下地敲了敲脊椎骨， 說是「閃了腰，受了風，脊骨沒受到傷害」，給了我一包止痛片，而不給我開工傷假條。但是我的腰不能直，頭上冒著汗，咬著牙，好不容易伸直了，可又不能往下 坐。費大勁坐了下來，又不能站起來。躺在炕上，連翻身也不能翻，這哪還能繼續參加勞動？
　　
在這十分困難的時刻，我碰到了兩位好心人：一位是修建組組長兼技師陳德和，一位是直屬隊的指導員於友善。
　　
我一輩子也忘不了他倆。
　　
陳德和身材瘦小，但結實精幹。他出生於江浙地區，畢業於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曾擔任過國民黨軍隊的一個工兵團團長。
　　
1949年1月，他率領他的工兵團全體官員跟隨傅作義和平起義。起義後，工兵團隨著所有的起義部隊接受了和平改編，他與許多軍官奉命集中學 習。學習了一個時期，「上面」有人說為了更好地提高他們的思想，把他們全部劃入北京市公安局勞改系統，「邊學習邊勞動」，無形中成了沒有被判刑也沒有被勞 教的「留場就業人員」。他們明白，這是沒有法律文書的變相勞改，所謂的「既往不咎」不過是騙人的空話。
　　
儘管如此，他們也只能「規規矩矩，不准亂說亂動」，兢兢業業地勞動著忍受著。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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