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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51)

代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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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上)  甄別夢

                  一

1962年三月,我們的黨中央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全黨縣委書記以上各級負責幹部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俗稱「七千人大會」。面對前幾年的「大躍 進」、「反右傾」等「運動」的慘痛教訓,毛主席發表了那篇應該被載入史冊的講話,說我們這些年「幹了一些蠢事」,並說讓人家講話,天塌不下來;而不讓人家 講話,總有一天會來個「霸王別姬」。於是黨中央重新號召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重新保證「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要求大家幫助黨總結經驗 教訓,以圖未來。彭德懷等少數同志之外的「右傾」冤案,將被徹底平反;黨內部份純粹為了黨和國家生活、工作問題提出不同觀點與意見的「右派」,也將被甄別 平反……
  
在政治的滾滾寒流中暫時出現的這股暖流,使新華社死寂的空氣也逐漸活躍了起來。一些老黨員輪流去「學習班」發牢騷,提意見,訴說各自這些年 看到的、聽到的許多令人揪心的現象。國內部黨組織的一些支部委員和支部書記,還分別到辦公室或我的宿舍裡找我談話,讓我說說對自己的問題的意見,動員我寫 出爭取甄別平反的材料,並把我作為對新華總社近百名「右派」進行甄別平反的第一個「試點」。
  
對此,我自己當然十分受鼓舞,很多好心的同志也為我高興。我白天工作,深夜「筆耕」,用委婉的口氣,檢討的方式,以《回顧我這幾年所走過的 道路》(簡稱《回顧》為題,侃侃而「耕」了大約十萬言,相當詳盡地敘述了自己反對「神化與特權」思想的來龍去脈,匯報了北大荒兩年零八個月的種種遭遇與思 考,也道出了回北京後的心情和對國內外主要問題的觀點,以此請黨審察我這樣的人,究竟是不是一個「居心叵測」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
  
關於反對「神化與特權」思想的來龍去脈以及在北大荒的種種遭遇與思考,這裡無須再說。這裡值得一說的,是「回北京以後對若干問題的看法」這 一部份,其中包括這樣一些問題:關於國內問題,關於蘇聯和赫魯曉夫,關於「反右」運動以及個人的生活態度與日常表現,等等,重點是關於國內問題。因為對這 個問題的闡述,是使我的命運又一次發生重大改變的最重要因素。

                  二

對於這個問題,我是這樣寫的:

近幾年來,我們的事業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這是明眼人都看得到的;同時,我們也遭受了嚴重的「自然災害」和發生了嚴重的缺點與錯誤,使我們在各方面都遇到了重大困難,這也是明眼人都看得到的。就缺點和錯誤來說,最根本的原因是國家政治生活缺乏民主。愚以為:頭腦發熱,可以在別人的諫勸下冷卻清醒;沒有經驗,可以從別人的意見中得到啟發;不易接觸實際,可以運用群眾的力量誠這下情;幹部隊伍不純,也可以發動群眾和依靠群眾進行監督和幫助。遺憾的是,我們沒有這樣做,至少是做得很不夠。我們只相信自己,只相信與自己的調子相同的幹部。對一般 人,對廣大群眾,尤其對持有異議的人,不分黨內黨外,一律予以疏遠的疏遠,打擊的打擊,弄得大家消沉苦悶,人人自危,誰也不敢再說真心話,誰也提不起「躍進」的勁頭來。於是,缺點一直存在,錯誤在全國氾濫,抗擊「自然災害」的力量與效果也就相對地減弱了。
    
我們不能說,這也是由於沒有經驗。民主,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一貫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至少在遵義會議以後是如此。它使我們能夠緊密團結最廣泛的階層和最廣大的群眾,並充分地發揮其智慧,為克服缺點、糾正錯誤、戰勝敵人和困難起了巨大作用。可是這幾年來,我們把它給削弱了,破壞了,丟棄了!
    
我們也不能說,這是在「大躍進」和「反右傾」之後才形成的。早在這前幾年,就有人覺察到我們的生活中有幾股危險的黑流,在悄悄地氾濫和沖刷著我們的土地。他們食不甘味、寢不安席地大聲疾呼:如果不作有效的阻塞和疏導,我們的事業將受到不可估量的損害。但是,我們對此沒有引起應有的警惕與重視,反而認為這些同志是誇大錯誤、歪曲現實,把他們也當作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分子,施以「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
  
儘管其中的某些意見是正確的或值得參考的,也一律充耳不聞,視而不見。不僅如此,在「下放勞動」與「改造思想」的名義下,把他們「流放」到邊疆,過著勞役與體罰的日子,使得許多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我們以為這就可以「劃清界限」,使全國的人心為之一統。實際上,這只能嚇得大家不敢再說話,至少是不敢再說真心話,不敢再說與領導人意見不一致的話。因為誰也不能擔保,自己的意見就一定是正確的;誰也不能保證,自己的摯友以至於丈夫或妻子就不會去「揭發」自己。稍有不慎,觸怒了 領導,不管這位領導位高位低,是好是壞,都不可避免地要被冠以「抽像擁護、具體反對」的帽子,同時還要加一道「動機效果統一論」的緊箍咒,弄得別人跳下黃河洗不清,不是敵人也是「敵人』呵。
    
此風未息,接著又來了一個「反右傾」的大浪,把許多純粹就事論事,對某一項方針、政策、工作方法或時間步驟提出不同意見的同志,也一律冠之以「反黨分子」,甚至也等同於「敵人」。(我記得當時的《紅旗》社論與曾希聖等負責同志的文章都是這樣說的。)稍有良心與理智者,對此無不怵目驚心!勇於講話者,就此絕滅了。上帝賜給每個人的一張嘴,只能吃飯、談情說愛和喊「萬歲」了。它們的最最重要的任務——討論、研究、勸告、進諫、反映真實情況等等——無形中被解除了。
    
於是全國就出現了十分「統一」的局面,一連延續了好幾年,凡事都是從上而下,而不是由下而上。一切都是順領導者昌,逆領導者亡。對的固然是對的,錯的也依然是對的,大小領導,均犯顏不得,事無鉅細,均不准有異議。領導上要讓完成的事,任何人均不得不完成。即使不能真完成,也得來個假完成,上下相庇,循環不已。儘管有人發現,某一項措施是錯誤的,或某一個領導人是投機分子、蛻化分子、甚至是鑽進黨內的大壞蛋,但是在上級黨發覺與承認之前,誰也不能說一個「不」字,而且要老老實實地照幹不誤,照樣馴從。據說這就是相信黨、依靠黨和服從黨,這就是黨性的純潔。
    
俗話說,「千巖竟秀,萬壑爭流」,「和實生物,同則不繼」。而我們的那種表面上的和諧與機械統一,只能使整個社會走向死板、停滯、衰退與崩潰。矛盾並不會因此而減少減弱;相反,它卻會越來越深刻、越來越複雜、越來越表面化、越來越不可收拾。
    
「流水難阻,阻則橫流」,其寓意之真切,被我們這幾年來的現實又一次證明了。大家心裏有話不能當面說就只好背後說,而且說得更多更難聽。現在我們到處可以聽到兒童們在唱這樣的歌謠:「高級點心高級糖,高級老太上茅房。」這是對我們物價飛漲、生活水平不斷下降的哀怨。還有:「報告司令員,外面有人找,腳穿高跟鞋,手戴小金錶,問你搞不搞,不搞就拉倒。」這是對我們的高級幹部嚴重脫離群眾、作風腐敗搞特殊化的憤懣。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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