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下）　 復歸平靜

這時天已大黑，又刮起了北風，越過四隊莊圍壕溝的小獨木橋已很難找到了。他想小河已結冰，就想僥倖地踩著薄冰輕輕走過。結果走到小溝中間只聽「卡嚓」一聲，他掉進了冰窟窿。幸好小溝對岸的一棵大樹的樹枝兒伸在溝中間，他拽著這根樹枝爬上了岸。
　　
誰知上岸不久，身上濕透了的棉襖棉褲就全部凍成了竹筒狀，寸步難挪。從小溝一邊到雲山水庫大壩南端只有一里多地，他就一寸一寸地挪了兩個多小時。當他在大壩頂上頂著寒風一寸寸挪步的時候，凍得他上牙下牙直打戰，全身冷得直篩糠，實在難以支持住。
　　
這時，他的耳邊頓即響起他們隊裡指導員常常掛在嘴邊上的一句訓斥他們的話：「誰說受不了？我告訴你們，受得了得受，受不了也得受！」那麼就此開小差麼？他連想也不敢想，因為「苛政猛於虎」，就是跑到了北京，回到了老家，也許比在北大荒更遭罪……
　　
他終於挪過了大壩，回到了雲山畜牧場場部，但已是後半夜了。等他脫掉了全身的濕衣服，換上了乾衣服，沖了一大碗豆瓣醬的湯喝下去時，大夥兒已快起床吃飯出工了，「受不了也得受……」
　　
以上就是我們這群人當時「見吃如命」的點點縮影。我們就在這種狀態下豁出命地從事力不勝任的勞動……

　　　　　　　　　　　　　　　　　 五

一天，雲山全場的打草人員，集中到雲山場部西邊一個比較平緩的山坡上「大突擊」。上午和下午，我兩次都上了場部的「地頭光榮榜」，仍然是全排的冠軍。場部的陳副場長，跟在我後面瞧了好半天。他十分讚賞我的刀法和堅忍精神。
　　
工地休息時，他輕輕地撫摩著我背上的皮傷潰爛處，用一種愛惜的口氣責備我說：
「你這是怎麼搞的？同志呵，沒有好的身體，怎能堅持工作呵！今天一收工，你一定先去衛生所請醫生治一治。」
　　
他的這種話語和舉動，使我很感動。沒想到他原來是這樣一位好人，而往常，在人們的印象中，這位粗矮壯實、帶著半臉青傷的工農幹部，是個很少言 笑、對下面十分嚴厲的人。雖然他一貫主張讓我們吃飽睡好，但我們認為這也只不過是想讓我們像鍵牛壯馬似地多幹活，而並非出於對人的關懷體貼之情。經過這一 天的接觸，我才忽然發現，他在嚴厲的外表下，也有一顆富有同情和善良的心，與劉恩、朱麻子、武副書記、王副場長和祝大隊長之流不是一路人。
　　
1962年春天，我在北京西單商場舊書收購門市部賣舊書，竟意外地見到這位陳副場長正坐在商場門前的台階上歇腳。其時他已被調到遼寧省彰武縣畜牧場當場長，是來北京辦事的。他很想給他的妻子買雙牛皮鞋，但在北京舉目無親，既沒有購貨本，也沒有購貨券。我當即滿足了他的要求，一報其在北大荒的那種非人的境遇中，對我的一次以人相待之情。
　　
在「大躍進」之後的困難時期，全國各地各種商品奇缺。許多城市為了不讓外地和農村的人前來搶購商品，都按季發放「購貨券」。買東西時除按價付款外，還規定一雙皮鞋幾張券，一雙布鞋幾張券，一把鎖幾張券，等等。
　　
當然這是後話，現在再回到打草「大突擊」的那一天……
　　
那天收工很晚，我沒有立即到場部衛生所去治傷。第二天，宋立君醫生給我邊打針邊嗔怪我說：
「32歲的人了，簡直還像個不知好歹的孩子！怎麼弄成這個樣子才來看？！」
　　
我很想對她說：「你讓我去密山醫院治病，都有人阻攔不讓去。我們這種人在這種境況下，是能夠有病就治的麼？」但我沒有說出口，怕她聽了也很難過。她給我開了休息兩天的假條子，但我只歇了一天，就又被排長盛桂林和副班長王開澤奉指導員劉恩之命，強迫著上工去了。
　　
這當然使我十分憤慨。在憤慨中，人們越來越常常談論的一個新名詞「半修正主義」，轉移了我的注意力。開頭，我也覺得這名詞兒很新鮮，後來才知道，這是指的赫魯曉夫們。
　　
早聽說，在1959年9月下旬赫魯曉夫與艾森豪威爾的「戴維營會談」之後，在我們內部，尤其在文化藝術界，就開始批判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和《一個人的遭遇》了。
　　
當時我感到莫名其妙。後來發現，我們的報紙再也不登《真理報》或《消息報》的社論和重要文章了。有關蘇聯的消息也登得越來越少，版面和標題也越來越不醒目了。
　　
同時，還不時披露一些赫魯曉夫與我們的觀點不相一致的談話，比如在西藏叛亂事件發生後，回答印度的一家週刊記者問時，赫魯曉夫說：匈牙利事件 與西藏事件不同，匈牙利事件的內因是主要的，匈牙利過去的領導集團犯了極其嚴重的錯誤。而我們的黨中央一直認為：匈牙利事件的外因是主要的。
　　
又一次，西方的一位記者問赫魯曉夫對《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有何看法。這個記者自認為，這篇社論所談的問題，與蘇聯的觀點有分歧。赫魯曉夫說，他還沒看到這篇社論，不過他確信蘇中之間不會有分歧。我認為這顯然在托辭掩飾。
　　
這一切表明，中蘇之間不僅已經有了裂痕，而且已經相當嚴重並趨於表面化了。
　　
那麼這兩個最偉大的兄弟國家之間為什麼會有分歧，我深感不解。相比之下，我對赫魯曉夫其人的某些方面，還有著某種程度的欣賞。雖然，自從他提 出破除斯大林的個人迷信之後，我對他的出兵匈牙利和把莫洛托夫、朱可夫等同志先後擠出蘇共中央等做法不以為然，而且還認為他反覆無常，對斯大林的揭露批判 懷有某種個人情緒。他抬出了列寧，也許有朝一日又說列寧不一定對。但對他在其他方面的一些作為，還是頗為贊同的。其中最使我感興趣的是：他比較開明，靈 活，善於接近群眾，敢於揭露國家生活中的缺點錯誤乃至罪惡，強調發展農業和改善人民生活，宇宙科學技術的發展也較快。對老百姓常常喜笑顏開，還能與改造好 了的小偷一起照相。他對（不僅僅為了麵包）這本書雖然也很有意見，但對這本書的作者杜金采夫，仍然採取了同志式的友好態度，等等。
　　
所以，不管他有過多少不能被贊同的做法和說法，但他給人的印象似乎是，在掌握了黨和國家的大權，鞏固了領導地位並取得了很高的威望之後，他 還能相當地講民主，講仁慈，講良心。相比之下，我們的個別領導人似乎有所遜色。不然，雲山畜牧場的許多不人道的作為，就純屬極個別、極偶然的了。
　　
很不幸，我的這些想法和談論，很快又被傳進了指導員劉恩的耳朵眼兒裡。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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