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上） 復歸平靜
一
說來也十分奇怪，過了些日子，我身上的浮腫消退了，膝蓋恢復了原狀，胸下的「大水鼓」也沒了，突然變得精幹枯瘦起來，走路也不再那麼刀割針挑似地難以 忍受。後來懂點兒醫學的難友告訴我，這並不是什麼好兆頭，而是一種很危險的跡象：一個營養極度匿乏、身體極為贏弱的人，腫了瘦，瘦了腫，待第三次腫到胸口時，就肯定沒救了。
可在當時，我還慶幸這是一大好轉。肉體的痛苦減輕了，心境也就平靜了些，有時候還遙念蘇北老家的親人。
因肺結核病常常需要我寄錢寄藥品的姐姐，在我到北大荒的第三個月就絕望地死去了。但我還有老母，還有女兒，還有讀完了高中又上了鹽城師範專科 學校的侄兒，需要我從每月32元的生活費中，給他們多少寄點兒錢去。還有存放在新華社庫房裡的一箱箱書稿、素材、日記、採訪本，其中不乏頗有價值的文字， 需要我日後整理留給後世，我應該堅忍地活下去。
俗說「人豈樂死而忘其生」，對一些人迫不得已的絕望之念似乎可以理解。但對一個還想為革命為社會做點兒事的人來說，絕望是不可原諒的，哪怕 只是一閃之念。於是我重新恢復了人生的信念，堅信千錘百煉的中國共產黨不會就此潰滅，黨內健在的千百萬同志會逐漸覺醒，千百萬烈士的英魂也不會答應革命大 業就此衰頹！我要堅持活下去，繼續磨礪自己，寄希望於未來。
當然，在這個雲山畜牧場，再也談不上什麼「積極爭取」了。因為這個狹小天地，似乎是與我們理想的社會制度不相協調的世界。這兒沒有真理，沒 有正義，沒有人道。這裡的一些掌權人，將來即便受不到歷史的懲罰，一旦他們自身多少恢復了一點兒人的血性，他們也會受到他們自己良心的譴責的。那痛苦，將 比身外的懲罰更深痛。
二
6月上旬，又一陣冷風拂拂，下起了連陰雨。
一天，劉恩叫我到雲山場部派出所去。我問什麼事？他不懷好意地冷笑著說：「你到那兒就知道了。」
我心想：怎麼？真要把我抓起來麼？可是這又不像，不然怎會讓我獨自前往？
我打著一把破油紙傘，赤著腳，獨自滑滑溜溜地到了雲山場部，進了路南一座門口掛著「八五○農場雲山畜牧場派出所」牌子的兩頭趴紅瓦房。書生模樣的派出所劉所長，讓我看了一份蓋有河北省保定法院公章的《離婚調解書》，原來是我那妻子又在保定提出與我離婚……
前面在《家庭》一章中已說過，在1958年3月18日我被開除出黨的第三天，她就要我去北京市西單區政府辦理離婚登記手續。那裏的辦事人員不 同意，這件事就被暫時擱置。當年秋天「大躍進」，「三年超英」，「五年趕美」，她與新華社的一支200多人的隊伍，去幫助河北省保定地區徐水縣大搞「共產 主義」。「瘋狂加吹牛」地搞了幾個月，『損失慘重，徹底失敗，縣委書記被扣上欺騙黨中央、欺騙毛主席的罪名逮捕法辦。我那妻子沒有隨新華社的大批人馬「凱 旋」北京，而堅決要求留在保定工作，並把我們的大女孩戴青青從新華社幼兒園接到了保定。她看到1959年冬天第一批被摘掉「右派份子」帽子的名單中沒有 我，就決心與我藕斷絲也不連了……
「你打算怎麼辦？」劉所長問我。
「在北京就辦過一次了。」我說，「儘管西單區政府不同意，新華社黨委也不同意，但我至今仍然堅持原來的態度：決不拖累任何人！」
「很好！那麼財產和孩子怎麼辦？」
「我和她都是十幾歲參加革命的，素來就談不上有什麼財產。我的意見是：她已帶走的一切東西，均歸她所有；留在新華社庫房裡的完全是我的書稿、 素材、筆記本以及只有我才能穿的衣服，就歸我。至於孩子們的歸屬，那是早就協商好了的：大女兒青青歸我，小女兒貝貝歸她。由於目前我是這樣的處境，青青暫時仍請她幫忙撫養。小貝貝將來是否真地送給她的姐姐、姐夫，那是她的事。」
「好爽氣！那就這麼辦吧！你把這些想法，都填在應該由你填的這張空白表上。」
我填好了表，簽了字，心想這件事就這樣了結了。但是過了十多天，劉恩又叫我們到雲山場部去。但這次不是去派出所，而是去緊挨著派出所的場部政治處組織股。我說我早已被開除了黨籍，與黨的組織毫無關係，組織股叫我去幹什麼？劉恩還是那句陰冷的話：「你到那兒就知道了！」
到了場部組織股，組織股一位臉兒瘦長、帶有幾分病態模樣的助理員接待了我，原來還是離婚的事。據他說，新華社黨委接到了保定法院徵求意見的信，對這件事相當關心，特地給畜牧場黨委來函，要他們轉告我，要我慎重考慮這個問題，不要意氣用事……
「我原來的考慮就是很慎重的。」我說，「儘管為了孩子們的未來，我仍然很難過，但我決不牽連任何人，沒有再重新考慮的必要。」
「很好！」這位助理員說，「你很有自知之明。我看也應該這樣。政治上不一致，在一起生活也不會幸福。好，你回去吧，我們負責把你的態度轉告新華社黨委。」
「政治上不一致」？哪來的「政治上不一致」？無非是對黨內和現實生活中的一些問題的看法有些分歧罷了！不過這樣，我也總算了卻了一樁心事，雖 然這肯定會給兩個孩子的心靈留下不可修復的創傷，但等到她們長大成人時，她們一定會理解釀成這個家庭悲劇的原因，她們的生身父母都是無罪的。
三
1960年7月15日，我們這個排又從小雲山轉回雲山場部，給畜牧一隊而不是畜牧二隊打草。
這兩個畜牧隊分工不同，一隊的任務是養豬，二隊的任務是養牛。
這時我又患起了痢疾，還拉血，但我不能歇，因為全排只有少數幾個人是前兩年夏秋兩季打過草的老手，其中又數我的刀法比較好，要我給全排的新手 起示範作用。可是，由於我的體力今非昔比，勞動成果遠不如前了。前兩年，平平常常，一天也能打三四千平方米，突擊時可打五六千平方米；而現在，不論怎麼鼓 足勁，也不過兩千平方米左右。就這樣，全排也沒有人能趕得上我。
然而，我仍然受到了排長和副班長的刁難，說我沒拿出過去的幹勁，雖然他們連1500平方米也打不到。等我把他們都帶會了，我要求治病，他們也不讓治。雲山場部衛生所的女醫生宋立君給我開了病假條，他們又說沒有指導員劉恩的簽字不算數，仍逼著我上工。
宋立君醫生聞此言，也很為我難過。宋立君醫生是一位善良而富有正義感的女性。她原是部隊中的一位中尉軍醫，隨她的丈夫一道轉業到雲山畜牧場。 開始，她就在「五間房」的五一水庫工地做我們的大夫。當她得知了我過去的身世，我的妻子又已決定與我離異，而我當時的精神狀態卻很達觀，幹起活來又那麼 沖，她曾幾次要幫我縫洗衣服和拆洗被褥，都被我婉言辭謝。這次我們又在雲山場部相見，她見我已判若兩人，不禁大吃一驚。魁偉壯實的大漢成了一根細長桿兒， 神色也蔫巴了，體重由196斤銳減到92斤，比原來的零頭還少4斤！她明白，按照一般的醫學常識，一個人的體重如果在短時間內下降了一多半，那肯定會活不 成的。而我不但還活著，而且還能堅持干打草這類的重勞動，她以為那是由於原來的體質過得硬且具有相當強的意志力所致。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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