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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38)

代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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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 絕望

這是我們來到北大荒後,除了水利工地爆破凍層炸死一個人和伐木中砸死幾個人的不幸事件外,純粹因為不堪忍受的殘酷虐待而致死亡的開始。對此,大家議論紛紛。
  
關於佟靄成的死,有人分析主要是他的妻子造成的。說那是一個「蘇格拉底的妻子」,是悍婦,是壞老婆。她心胸狹隘,冥頑不化,嘮叨不休,動輒破 口大罵,使堂堂正正老實巴交的佟靄成窘困難堪。佟靄成忍氣吞聲地忍讓了她多少年,到頭來這悍婦還要和他離婚,把孩子都扔給他,他很難想得開,只得一死了之。
  
可是有人不同意這樣的分析,認為這種分析的邏輯是混亂的。因為佟靄成的妻子既然是悍婦,是壞老婆,這女人主動提出離婚,倒是敦厚老城的佟靄 成的一大解脫。因此,佟靄成的死,主要是這女人與他離婚後,給他甩下幾個孩子饑寒啼哭沒人管,而北大荒的「改造」歲月又如此殘酷遙遙無期,所以他才採取這 種辦法,了卻其極端的苦痛。
  
「這說得通。」多數人同意這後一種分析。
  
對於趙琪的死,絕大多數人的看法很簡單也很一致,那就是:農場領導要負無可推脫的責任。
  
然而,農場掌權的人一切依舊,無動於衷。劉恩對於佟靄成的死,說他是「自絕於人民,戴著花崗岩腦袋去見上帝」。對於趙淇的死,他雖然也「惋 惜」了一番,但他話鋒一轉,竟荒謬地指責我們「缺乏相互間的體貼照顧,發現嚴重情況後又搶救不力」,反而要我們「討論討論趙琪死的根源,吸取教訓」。這真 是荒唐絕頂!
  
在討論中,有人隱隱約約地責怪班排長和農場領導,也有人怪趙琪本人沒有自知之明——他應該賴在雲山場部不要冒這個險。同時也有個別「麗唱仍添錦上花」的人,居然趁機為農場領導大唱讚歌,說什麼農場領導對我們這些人如何地「關懷備至」。
  
這不禁使我突然想起一位先哲的話:「蠻不講理的是冥頑,有理說不出的是傻瓜,有話不敢說的是奴隸。」《國際歌》的第一句就是:「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我們為什麼還要做奴隸?!
  
我提出:趙琪死的根本原因,是農場領導中的絕大多數人,對我們一貫採取歧視冷漠的態度。對趙淇的死,應該接受教訓的是農場領導而不是我們。農 場領導應該「一葉知秋」,採取有效的措施,改善我們的處境,避免死亡現象的蔓延與擴大。有關人員應該檢討並請求上級處分,而不是讓我們這些人來接受什麼教 訓……
  
討論還沒完全結束,排長盛桂林和副班長王開澤,就到指導員劉恩那兒匯報去了。
  
第二天晚飯後,關於趙琪的死,劉恩不得不在大家面前說了一句「領導也有一定責任」;但他拒不承認農場長時期來違背了黨的政策。隨即他就瞪大了眼睛大聲說:
「有人又想乘機煽動大家對支部領導不滿,對整個農場不滿,這是妄想!黨是正確的!農場黨組織是一貫忠實地執行了黨中央政策的!即便我們有一定的責任,我們也只能向上級黨組織做檢討,而不能在你們面前做檢討!」

                  三

其後一個多月,陰雨連綿。我們幾乎每天都淋著雨,在稀巴爛的地裡搶挖1米左右寬、50多米長的排水溝,土方量約20立方米。這是每人每天的勞動定額,必須要完成。收工回來,連烤衣服的條件都沒有,許多人不得不穿著濕衣服鑽進被窩,為著第二天能穿著這被體溫悟干的衣服出工,暫時擺脫一下落湯雞的痛苦。
  
不少人病倒了。不能帶病出工的人,一律被斥之為「泡將」,有的還不讓吃飯,捆罰打罵的現象亦非罕見。
  
一天收工後,全隊集合開會批鬥某班的羅應洪與馬競亮。
  
前者原是國家某部搞電機設備的工程師,細長的身材,體質十分纖弱;後者據說原是國家計委的一位科長,早先也是我們軍隊裡的一名軍官,還在抗美 援朝戰場上立過功。他們的出身經歷不同,但有一個共同的脾氣,那就是「倔頭強」:領導上講仁義,吃得飽,幹活就肯賣力氣;反之,就像賭了氣的千里馬,動不動也得尥尥蹶子。
  
這一陣,他倆體弱不算,確實也在鬧病。馬競亮餓得沒轍,偶爾撿到幾根雞骨豬骨頭,烤焦了權當「鍋巴」吃。劉恩、盛桂林們卻說他們「破罐子破摔,醜化社會主義」。
  
這次批鬥前,又一次剝奪了他倆的吃飯權。我在會議上公開反對這樣做。我說:「越是不把大家當人待,大家越不會好好幹活。就是一頭牲口,吃飽了才肯拉車犁地呢,何況是人!」
  
這可把站在一旁的劉恩氣得咬牙喘大氣。我們的班長趙超群——就是我在山上被爬犁夾傷後,用牛爬犁把我拉到住地下的那一位——這時也變得「左」了起來,馬上站起來反駁我說:「你這是『人性論』,是右的立場!」劉恩連忙對趙超群的發言表示了讚許。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錯劃右派被改正了的趙超群當了山西大學副校長。

                  四

我這樣不顧一切地大聲疾呼,既為了爭取改善全體奴隸的命運,也為了努力挽救我自己。
  
這時我已到了沒有枴杖就不能挪步的岌岌可危的地步。除原有的多種病痛外,又增添了關節炎與胃潰瘍。過去在蘇北鹽(城)南戰役中被凍傷的腳,在 越南奠邊府前線返回後方途中從馬上摔下被跌傷的左胯骨,在山上拉爬犁夾傷的左小腿,都一齊酸痛難忍。雙腿硬如木雕,膝蓋腫脹如特大啞鈴。每天下午,全身惡 寒發燒,而一測體溫,水銀柱並不高。醫生明知這是體質極度虛弱瀕臨死亡的徵兆,可是不但不讓我休息,而且也不給我打針吃藥。開始搶挖田間毛渠時,我還常常 在黑板報的「擂台表」上被列為「上」,有幾次還超過了日掘20立方土的定額而上了「光榮榜」,後來就逐漸下降為「中」了……
  
我深知為人在世「不患不能柔,惟患不能剛」。作為一個革命者,更該「惟剛斯不懼,惟剛斯有為」。但是我怎樣才能繼續「剛」下去呢?
  
如果真正是全民族大敵當前,我會照樣像過去在革命戰爭中那樣,「餘生無足戀」;如果是身陷真正的敵人的囚牢,我也會像許多先烈們那樣,「熱血 拼將流」,不怕把敵人的牢底坐穿;如果因公致殘,長臥難起,我也能「壯懷猶未折」,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如果我們的黨,乾脆把我推上斷頭台,說我「無可救 藥」,我也相信終有一天,人民的歷史將會使我「白骨復更生」!
  
然而現在,我的遭遇是什麼呢?是在號稱「自己人」的手裡,既不明明白白地讓我們趕快死去,又不稍稍維護我們做人的尊嚴;我們既不能反抗和暴動,又不堪忍受與沉默。
  
兩年來,就個人言,我的勞動是盡力的,做人是誠實的,對於各種反常的現象,我也懷著寧可齏軀碎首的心情,說了應該說的話。結果一切一切的努力均白搭。我絲毫也看不出,我們接受如此這般的「考驗」與「犧牲」,於國於民於己究竟有何益?
  
我真正地悲觀起來了,真正地模糊了人生的視線……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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