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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24)

代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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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下)文明流放

秋天來了,我們又到草原上去打細長的「小葉草」。打草方法同樣,但一□一□地就地先曬乾,然後用木杈垛成一個個兩人多高的草垛,分佈在草原上,隨時都可以拉回餵馬,故曰「馬乾草」。
  
入冬,一割完大豆,我和文化部副部長劉芝明的秘書焦勇夫等十幾人進入完達山,專伐堅硬的柞木,在勞改新生的老師傅們的指導下製作爬犁,準備隆冬季節向山下拉木頭。不到一個月,即1958年12月1日,又奉命挑著行李下山,到草原上「大干水利」。
  
此刻正是舉國轟轟烈烈「大躍進」的歷史新階段。850農場「大干水利」的人馬,號稱黑龍江省鐵道兵農墾局水利第一師,下屬各分場各組一個團;我們雲山畜牧場號稱第六團,下轄五個連:一、二、三連由一、二、三生產隊的轉業軍官、農工和內地來的「支邊青年」1組成,被認為是「左派」精英連隊;四連是勞改新生連隊;五連就是來自各個生產隊和打草隊的「右派」所組成的「右字號」連隊。
  
全稱為「支援邊疆建設青年」。
  
這五個連,在雲山場部東北方向十幾里外的沼澤大草原上一字排開,按人數的多少和地勢的高低分段包干,開鑿同一條四到八米寬、一米五到兩米深的大干渠。團連排都有軍旗,全部實行軍事化,紅旗漫卷,軍號嘹亮,氣勢頗為壯觀。
  
在這亙古荒涼而今甦醒了的大草原上,「右派連」的領導班子,由各自率領本生產隊「右派」來的隊幹部組成。小雲山第四生產隊的隊長者尹擔任連 長,畜牧二隊打草隊的指導員劉文擔任指導員,「三間房」和「五間房」第三生產隊一位姓朱的原少尉軍官任副指導員。我們看得很清楚,他們似乎都在暗暗地摽著 勁:看看誰負責改造的「右派」表現得最出色。
  
我們這個排的排長是電影演員郭龍泰,成員都是打草隊中最棒的。劉文又從中挑出原是共產黨員或共青團員的勞動干將組成一個班,成為全連第一排的第一班,滿心想把這個班培養成思想改造中的優秀典型。
  
我就在這個班。劉文鼓勵我們「大干一冬,苦戰一春,為爭取重新回到黨的懷抱而奮鬥」。
  
對於我個人,劉文似乎更一直寄予厚望。早在春天的「五一水庫」工地,他看我勞動得很賣勁,與人抬土上大壩曾由一筐加到四筐,碗口粗的大扁擔都被壓彎了,他就曾叫我「悠著干」:
  
「老戴,我們相處的時間雖不長,但對你的為人我已經瞭解了不少。你是個好同志,吃虧就吃在嘴上,太耿直。應該牢記北京的教訓啊!」
  
人非草木!對他的心意我心領神會!
  
這時,草原上早已天寒地凍,白雪茫茫,零下三四十度。我們這個排,尤其我們這個班,人人都使出了最大的勁,毫不畏縮。每天開工,我們都要先用 大鐵鎬鑿開兩尺多厚的凍土層,然後用鐵鍬一口氣甩出下面的軟土,不然一會兒就又凍硬了,又得用鎬刨。每人每天如果完不成七到十立方土的定額,深更半夜也不 收工。第二天天還沒亮,軍號一響,就又一骨碌爬出被窩,扛起鐵鎬鐵鍬,用急行軍速度,趕到十幾里外的干渠工地先幹活,等送飯的馬車來了才吃早飯。這樣,每 天的睡眠時間最多不超過四小時。
  
就這樣,還要不斷地「放衛星」——三天小衛星,五天大衛星。就是說,一個月30天,要放大小衛星十多次。最多的一次連續苦戰了56個小時。幾乎人人都滿身大汗,口噴白氣,只穿著薄薄的棉毛衫褲。一說「歇口氣」,只有五分鐘,連忙披上棉襖,站在溝裡拄著鐵鍬就睡著了。
  
曾在「三間房」當著眾人的面,與王震將軍對過話的原國民黨上海市副市長「吳老」吳紹澎,此刻反穿著他那件黑羊皮翻領大衣,操著手,腋下夾著一 把小手鋸,肩上搭了個裝著斧頭和鑿子的工具袋,鬍鬚上還掛著一小串冰鼻涕,高一腳低一腳地在溝邊上慢慢地來回走,向溝下反覆嘟囔著一句話:
「哪位要修鎬把鍬把(嘔欠)?……」
  
後來為了節省上下工長途跋涉的時間與精力而多幹活,我們都奉命把行李挑到凍透了的草原沼澤地,割幾把草,把被窩鋪在透明的冰層上,連夜苦戰。 照明用的木柴和廢柴油供應不上,大家都自動把鋪蓋下面墊的草抽出來照明,褥子或油布就直接鋪在冰層上或凍土上。早晨軍號一響,戴著棉帽或狗皮帽縮在被窩裡 睡覺的腦袋竟鑽不出被窩,因為被窩頭被呼氣呼濕了,都凍成了冰殼兒,被面和大衣上也是一層冰霜。大泥魚似的靴子,更被凍得梆梆硬,怎麼也伸不進腳。有時候 窩窩頭也凍成了冰疙瘩,不得不掄起劈柴的大斧,把它們劈碎了再往嘴裡塞。開水供不上,大家就鑿開沼澤地的冰層吃冰塊,還把這叫做「冰激淋」、「冰棍兒」。 真正是意氣風發,滿不在乎。

                  六

第一條干渠的土方任務,我們連搶先完成了,並迅速轉移到西邊幾里地的第二條干渠。劉文指導員認為我們幹勁很足而生活大艱苦,特別給我們半天時 間搭小窩棚,讓我們不要再在零下40度的嚴寒中,「上蓋藍天下鋪地」了。我用幾根茶杯粗細的樺樹桿,搭了一個從正面看高不足一米五的「人」字形尖頂小窩 棚,棚頂和棚後及兩斜側捆紮了薄薄的一層「小葉草」,前面的進出口擋了塊凍得鐵皮般的破油布,褥子下面也鋪了一層草。這比睡在酷寒的露天下確實好多了。
  
但四面仍然飄霜進雪,呼呼地透寒風。外面零下40度,裡面也高不了三兩度。早早晚晚,都得戴著棉手套吃飯,小鐵杓兒也常常凍在嘴唇上拿不下來。
  
有一次,正當小鐵杓兒凍在下嘴唇上的時候,出工的號聲響了,我用力一拉,拉掉下嘴唇上的一小塊皮,流了不少血。
  
夜間睡覺,仍然要戴著棉軍帽把頭縮在被窩裡。為了第二天早起不讓靴子再凍得伸不進腳,不管上面沾了多少泥水,也像保護寶貝疙瘩似地把它們塞在大衣與棉被的夾層裡。
  
這種種艱苦,對我來說都不在話下。且不說槍林彈雨下的生死考驗都不知經歷過多少次,就說這冰天雪地的熬煉也早領教過了。1948年元旦前,在 蘇北鹽城南面30里地的伍佑一舉圍殲蔣介石的王匡部隊,我就曾和戰士們一樣在小河溝的冰水中泡了半夜,凍傷過一隻腳。1952年1月底,在朝鮮前線採訪羅 盛教烈士的事跡,在冰天雪地中爬山越嶺,跋涉了100多里,被汗水蒸濕了的棉軍衣,也曾凍出了一層硬殼。同時我深知此時此刻的北大荒,環境就是這樣,不是 誰故意對我們過不去。如果人人都怕艱苦,都去住高樓大廈,那麼新的高樓大廈會從地皮下自己冒出來不成?
  
到此為止,大家認為自從來到北大荒之後的流放生涯還是一種「文明的流放」,人格還是受到了尊重。但是由於天氣越來越寒冷,土層凍得越來越 厚,常常要三四個人排在一起猛打「排子鎬」,才能把凍土層鑿開一條裂縫,所以大家的體力消耗也越來越大。儘管大家沒有怨聲歎氣,精神仍很飽滿,但畢竟像俗 話常說的那樣——心有餘而力不足。每人每天要完成七到十立方米的定額,確實越來越艱難了。
  
更不幸的是,大家所敬重的劉文指導員,突然不見了!
(待續)(//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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