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上）新相知

　　　　　　　　　　　　　　　　　 一

我們的來到，引來一批批同難相憐的夥伴。其中有原東北魯迅藝術學院院長、畫家楊角和他的妻子張曉非，《人民畫報》副總編輯、漫畫家丁聰，美術評論家和 書法家黃苗子，外交部禮賓司司長王卓如，電影演員李景波、張瑩、郭允泰、管仲強，國家海關總署副署長丁貴堂之子——1955年才從美國歸來在對外文委任職 的丁耀瓚碩士，等等。
　　
他們是3月25日早晨離開北京的。當時天空灰濛濛的，空中有一群白鴿在自由飛翔，不時發出鴿哨的鳴叫聲。他們在前門火車站廣場等候剪票，大 多沉默得沒有笑容，彷彿每人身上都背著一塊大石頭。剪票進入站台時，沒有親人為他們送行，因為他們的單位規定不准親人送行。他們穿過光線很暗的站台過道， 默默地進入車廂。有一位二十剛過的男青年，還止不住地流眼淚。
　　
在這批不幸的人當中，我惟一很熟識的是《光明日報》女記者徐穎。她是與我關係密切、一同在外交學院學英文又一同被打成「右派」的新華社記者 姚昌塗的妻子。她之所以被打成「右派」，是因為整風鳴放階段遵照報社領導的指示，如實報導了民主黨派和高等院校的鳴放意見。一聲「反右」令下，這些鳴放者 紛紛中箭落馬，她也成了「幫助這些右派份子散佈反黨反社會主義毒素的幫兇」。
　　
由於夫妻二人雙雙落難，徐穎在憂痛中早產了懷胎僅八個月的女孩。這孩子極為纖弱，呼吸艱難，不得不被送進一隻特製的氧氣瓶護養，遂被叫做 「小瓶」，後又正式起名為「小萍」。小萍剛從瓶子裡出來呼吸人世間的正常空氣，這位年輕的母親就隨著大隊「右派」，離開了孩子、丈夫和在她出世不久就守寡 的老母親，到這「五間房」來了。

　　　　　　　　　　　　　　　　　 二

很快，我們就粗粗地熟悉了一些人，像與徐穎合編在一個勞動小組的，組長是喝過延河水的「二號大姐」張曉非，其他組員是：老《大公報》的地下黨 員、解放後是《財貿戰線》報記者的高汾，世界知識出版社編輯了金葵，北京電影製片廠電影劇本編輯部編輯陳瑞琴，文化部電影藝術局製片處幹部、「吳祖光小家 族」最小的成員陳敏凡，新聞電影製片廠職員孫自若、文樸新，原《大公報》會計徐文蘭，國家計委幹部林清文，第一機械工業部幹部呂瑩、打字員戴菊英，文化部 電影藝術局幹部韓淵，等等。
　　
其中戴菊英被打成「右派」時才17歲，還不夠公民資格。她的惟一「右派」罪名只有一句話——「美國鞋油真好使。」人們說這是「崇洋媚外」，她不服，頂了幾句，就被說成「態度不好，思想頑固」，跟著就給她扣了頂「右派」帽子。
　　
韓淵，不是右派。但她的丈夫趙超群——對外文委的俄文翻譯是「右派」。韓淵學著俄國「十二月黨人」中一些人的妻子心甘情願地陪伴自己的丈夫一道流放西伯利亞那樣，與趙超群一道來到了北大荒。這說來頗具傳奇色彩。
　　
具有傳奇色彩的男夥伴那就更多了。像謝和賡，《世界知識》高級編輯兼歐美組組長，一位走路者要拄著枴杖的40來歲的高個子。他1933年2月 21歲在北平讀大學時就參加了中國共產黨，被黨的北方局選派去張家口，協助馮玉祥將軍籌組察哈爾抗日同盟軍，成了吉鴻昌軍長的秘書，兼任一個師教導隊的社 會學和政治經濟學教員。察哈爾抗戰失利，黨中央派他回到老家廣西，利用家庭影響打入桂系軍閥上層領導機關，頗受李宗仁、白崇禧的賞識，先後擔任了白崇禧的 上校秘書，兼任國民黨大本營國防會議秘書、軍政委員會秘書及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的秘書，後又兼任桂林行營秘書、全國回教救國會理事長秘書、軍訓部西北 戰事巡迴教育班主任秘書，成了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直接領導下的「特密」地下黨員，代號「八一」，為我們黨中央獲取了國民黨高層的大量重要情報，功勳卓 著。
　　
其間，他與30年代領銜主演歷史名劇《賽金花》而轟動了上海灘和南京城的著名影劇明星王瑩相愛。王瑩也是中共地下黨員。當國民黨海外部派遣 玉瑩以其視察員身份去美國留學時，李宗仁、白崇禧也派遣謝和賡以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上校秘書、國民黨政府駐芝加哥領事館學習員的外交官身份赴美深造。
　　
1942年5月，他們將由重慶飛印度新德里轉赴美國時，在重慶的周恩來秘密囑咐他倆以黨的利益為重，暫不要結婚，集中精力學習和廣泛聯繫中 外抗日友好人士。他們到美國後，格遵周恩來的臨別囑咐，全力投入學習和工作，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1950年2月，才在美國結婚。
　　
1954年，他們要求回國。美國移民局不讓他們回到新中國，將他們囚禁於著名的哀高思島。周恩來聞訊，通過印度駐美大使奔走斡旋，才被美國 移民局「驅逐出境」，於當年聖誕節回到深圳，廖承志派專人前往迎接，1955年元旦回到北京。回到北京不久，謝和賡被安排到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識》編輯室 任高級編輯兼歐美組組長。
　　
1957年整風鳴放，生性剛正的謝和賡不聽王瑩的勸阻，貼了一張反對官僚主義的大字報，並要求保護古蹟牌樓，將沒收大地主、大官僚、大資本 家、大買辦階級的宅第花園向人民開放或做少年之家、老年之家和文化館；就是中南海，也要對人民開放。因為在1925年段祺瑞政府時代，北海就開放了； 1929年，中南海也開放了。現在是我們共產黨領導的人民的天下，中南海更應該對人民開放，中共領導佔據著這處古蹟是不對的。
　　
這可成了人民出版社鳴放中的一發重炮彈，他因此受到了批判。可是慷慨熱誠的謝和賡怎麼也想不通。他把個人的榮辱沉浮早就置之度外。還是在美 國，他和王瑩就一直把「學問真理於我是生命，榮華富貴於我若浮雲」當做座右銘，並在牢記孟夫子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外，自己還追加 了「真理不能離，成就不能急，挫折不能息」。因此他在被批判的會議上慷慨陳詞地為自己進行辯護，並高唱《國際歌》。
　　
人民出版社的領導知道他與周恩來、董必武等高層領導人的關係非同尋常，就把他的辯護詞特別錄了音送進中南海。周總理聽了錄音說，叫他認個錯就算了嘛，何必如此對抗。據傳，是毛主席說他也該算做右派，應當送去北大荒改造改造。
　　
這樣，這位當年代號「八一」的為黨建立過殊勳的人就也到北大荒改造來了。
　　
還有，老《大公報》駐美特派員朱啟平，當年曾隨對日作戰的美軍在琉球群島作戰地採訪，日本天皇宣佈投降後，在美國「密蘇里」號主力艦上，他採訪過日前向麥克阿瑟及同盟國代表們的投降儀式，並寫了著名通訊《落日》。
　　
大陸解放前夕，他的兩位兄長均在台灣政界或經濟界身居要職，他卻沒到台灣去，而留在大陸迎接新中國的誕生。
　　
1957年整風鳴放，他只不過批評我們的新聞報導有時不夠實事求是，論據是，曾在1948年一度擔任過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長的著名地質學家翁文 灝，於1951年3月從法國回到了新中國。朱啟平本人為《中國建設》雜誌寫了一篇文章，說他嚮往新中國，寧可放棄美國、法國的高薪聘留。可是「上面」有人 在發稿時，卻非要把這改為翁文灝是在國外「走投無路」才歸國的，是共產黨寬宏大量地收納了他。朱啟平說，這麼一改，就完全背離了事實，同時也是對這位愛國 老科學家人格的侮辱。
　　
就這麼一條批評意見，有人便說他是「攻擊黨的領導和攻擊黨的新聞政策」，把他劃成了「右派」！
　　
具有傳奇色彩的夥伴還很多。
　　
有些人的身世雖無傳奇色彩，但被打成「右派」的經過卻令人感到蹊蹺難言，比如《光明日報》的對唐宋古文詩詞頗有研究的記者錢統綱。
　　
大鳴大放時，報社領導派他去中南地區「推動鳴放」，方法是召開知識界上層人士座談會進行報導。他去了武漢又去了廣州，從廣州北返時在武漢大學 又作了短暫停留，想再看看那裏的鳴放動態。新華社湖北分社和《湖北日報》的兩位記者聞訊，雙雙登門邀請他參加武漢大學學生會的鳴放座談會。錢統綱說，他的 報導任務是知識界上層人士的鳴放而不在學生，就不必去參加學生們的這個座談會了。可是這兩位記者死拉硬拽，說是「即便不報導，看看又何妨」。他礙於情面， 也只好跟著去了。不想去後，學生們一定要他講講話，並要求《光明日報》一定要刊登他們鳴放的消息，而不要求新華社與《湖北日報》的記者開口。錢統綱是個已 過而立之年的超齡共青團員，平素比較謹言慎行。但儘管他再三推辭，也經不起學生們的齊聲要求，只好簡簡單單地敷衍了幾句。他說《光明日報》雖然派他到外地 報導鳴放，但報導對像主要是知識界的上層人士。對於同學們要求鳴放，他是同情和支持的，因為鳴放是中央提出來的。然而同學們的鳴放，不在他的報導範圍之 內，即便報導了，《光明日報》是否刊登，還得由報社領導決定。
　　
說完，他就離開了會場。學生們是否鳴放，或鳴放些啥，他都全然不知。第二天一大早，他就登上了開往北京的列車。
　　
不久，「反右派」風起，以「黨天下」論而著稱的《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被定為「大右派」後，《光明日報》被揪出了男女老青齊全的一大幫「右 派」，錢統綱也成了當中的一員。人們給他安的推一罪名是：「同情與支持右派份子向黨進攻。」然而事實上，武漢大學的男女學生們那一天並沒有鳴放，僅僅是要 求鳴放而已，壓根兒談不上「進攻」，咋能定他們為「右派份子」呢？鳴放不正是上面的號召嗎？
　　
儘管如此，生性膽小的錢統綱也只能逆來順受地忍著、聽著、記著，不作任何分辯，最後又在《關於右派份子錢統綱的政治結論》上簽了字，接受了「開除團籍，撤銷記者職務，降五級工資」的處分，打起行李，穿著臨時去前門大街故衣店購得的老羊皮大衣，就到北大荒流放來了。
　　
類似經歷的人不勝枚舉。
　　
我們幾個人，紛紛把各自從北京帶來的白糖、香油、醬菜，還有路過哈爾濱買到的臉盆般大小的俄式大麵包和狗肉等等都奉獻出來，請這些已吃了十多 天窩頭鹹菜燉蘿蔔片的難友們「打牙祭」。朱啟平，拿起我的小香油瓶往鼻子跟前一嗅，喜形於色地說：「啊，好香(嘔欠)！」他又往麵包片上灑了些白糖，咬了 一小口：「呵，真甜啊！」
（待續）(//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