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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28)

代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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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下) 文明驟化為野蠻(Ⅱ)

上山拉木頭,是1959年1月底。
  
由於我們都已經知道,這些木頭將被運到北京,支援首都的十大建築,迎接國慶十週年。其中特別堅硬的富有花紋的木料,將做人民大會堂的地板和裝飾板,所以大家更鼓足了幹勁。
  
我們先打掉山下沼澤地的塌頭墩,把一些坑坑窪窪鋪滿冰雪,修好十幾米寬的爬犁道,然後才開始運木頭。
  
通常每天天不亮,一吃罷早飯,每個班就提起一小桶搭配成蘿蔔條的窩窩頭,先從爬犁道向上跑幾里地,到達伐木林的木材堆積場,通過斜架在爬犁一 邊的兩根粗木槓,把一根根大臉盆口粗細的長約六七米的帶皮的圓木,連撬帶推地架到爬犁上,碼架成一米多高、一米多寬的長方形木垛,兩邊插好檔木槓,然後用 粗麻繩上下捆好絞緊成一體,使其一路不論怎麼顛簸也不散架。
  
我們這個班,由我駕轅,其他十個人肩上套著繩扣,分在兩旁,沿著爬犁道,像俄羅斯畫家列賓畫的「伏爾加河縴夫」那樣上身前傾,兩腳後蹬,使出全身力氣,向山下拉去,要一直拉到離雲山場部只有三公里的名為「十八公里」的積木場,從那裏再讓汽車把木頭運到最近的火車站——虎林、密山間的輝崔火車站,然後裝火車運往北京。
  
離最近的火車站18公里而名。
  
爬犁道全長20多里,翻越一個又一個的小山包,所以很多路段呈一上一下的馬鞍形,有時還要在較高的山包上迴旋半圈,拉一趟十分吃力。
  
中午,我們在路旁靠近小河邊的雪地中摳出一些枯樹枝燃起黃火,烤窩頭,化雪水,用霉乾菜和醬油精、辣椒粉熬點湯進午餐。吃罷午餐,我們繼續圍著將熄的簧火,有的卷「喇叭煙」,有的望著眼前冰透了的山溪凝思,有的則望著遠處白雪皚皚的山頭,憂傷地哼起《貝加爾湖之歌》。
  
這是我們流放生涯中的「主題歌」。不論何時何地,只要有人開了個頭,大家就都不約而同地齊聲合唱——

貝加爾湖,是我們的母親,
她溫暖著流浪漢的心。
為爭取自由挨苦難,
我流浪在貝加爾湖濱;
為爭取自由按苦難,
我流浪在貝加爾湖濱……

大伙盡興唱了一番,由值班人鏟幾鍬雪壓滅了黃火的餘燼,又脫下棉襖棉褲,擺開「伏爾加河縴夫」的架勢,氣喘吁吁、大汗淋漓地繼續向前拉。待來回一趟,跑完這四五十里地,回到宿營地時,往往都是晚上六七點鐘了。
  
儘管大夥兒的體力消耗特大,但我們這個班一直幹得很出色。原規定,每個爬犁每趟拉一立方鮮濕的原木,大約3千多斤,我們最多時拉到兩方七八, 約8千多斤;原規定,每天只拉一趟,我們常常在返回時,先把第二天的木頭裝上爬犁,再把滿載的爬犁拉到宿營地的山下,免得次日一早下山時往上走幾里地裝了 爬犁再返回來,而逕直向山下的「十八公里」積木場拉去。這樣,晨曦濛濛而出,夜色冥冥而歸,兩天就可拉三趟,大大地超額完成了任務。
  
所以,我們班屢得流動紅旗,屢受表揚。朱麻子在小雲山叫我寫「書面檢討」我一直沒寫,雖然對我虎視眈眈,可他又無從下手。但終於,我一次意外的不幸,給了他一個對我進行打擊報復的機會。

                  三

那是1959年2月12日,正是我的31週歲陽曆生日。我仍然駕轅,掌握著全班爬犁的行進速度和方向。當我們在一個小山坡上拐了個彎,正要向 下面馬鞍形的底部沖滑時,才發現這底部狹窄的路當中,停著田振興排的一張也裝著木頭的爬犁,而他們的人卻不知何往。這一段坡陡冰滑,下衝力最大,想停也停 不住。為避免「兩敗俱傷」,我決定仍由我一人操縱轅桿,選擇最佳路線,從底部的路邊沖插過去。我大叫兩邊拉繩子的同志快閃開,或到後面去拉倒纖,以減輕一 些下滑的衝擊力;但畢竟距離太短,沒來得及把目標觀察清楚,當我使出了全身力氣,駕著自己的爬犁衝到底部那張爬犁邊上時,才突然發現這張爬犁還有一根一尺 多長的墊木頭伸探在外,擋住了我們本可從它邊上一擦而過的去路!但是來不及了,我們自己的爬犁帶著強有力的下衝慣性向前一衝,我的左小腿被猛夾在兩張爬犁 的膀子之間,難以忍受的劇痛使我「哎呀」大叫一聲就暈倒了!
  
同志們都以為我的腿斷了。班長焦勇夫上來摸了摸,揉了揉,說是可能沒有斷,就和大家七手八腳地把我架起來蹓蹓,免得傷血淤積。這時前面返回一張牛拉空爬犁。趕牛人叫趙超群,原文化部電影局的英俄文翻譯,把我拉了回去。
  
我們的宿營地在100多米高的山坡密林中,原是雲山畜牧場的老電鋸廠。牛爬犁只能停在山腳下,趙超群又急於在山下的牛棚裡先給牛餵料飲水。我 只好找了一根小樹棍,獨自一個人一步一拐地往山上挪。挪到了半山坡,遇到了在我們伙房裡做炊事員的原《世界知識》女編輯丁金葵。她得知我小腿負了傷,立刻 上前要背我。她身材矮小,又是女同志,我豈忍心讓她背?我只能讓她攙扶著慢慢走。
  
平時我收工回來,不管多累,走這300多米的慢坡路,只要十來分鐘;這一次,我足足走了將近兩小時。小丁子把我一扶進我們的大宿舍,就去連部報告請醫生。
  
朱麻子一聽是我負了傷,沒等了金葵報告完畢,就惡狠狠地說:「有什麼了不起的?我剛才站在伙房後面,親眼看到他自己走回來的,現在到連部這幾步路,他就不能走啦?去,叫他自己來,不准別人扶!」
  
小丁子氣得滿臉通紅,回來把這些話學給我聽,我默然良久。我想在過去的戰爭中,我們對負了傷的敵人——不管是日本人還是蔣介石的人——還都講寬厚與人道,而今我忍受著巨大委屈,滿心繼續為國為民出力時不幸負了傷,卻有也號稱「共產黨員」的人如此待我,這是為什麼?!
  
我越想越忿然,堅決不讓小丁子扶我,自己到連部去。但是善良的小丁子,寧可冒犯朱麻子,也堅決攙扶著我,到了連部才鬆手。
  
連部的那位被大伙叫做「醫生」的人,實際上只是個衛生員,輕浮而傲慢。他具有雲山畜牧場某些醫護人員的共性:對一般職工,尤其對我們這些落難人,缺乏起碼的人道與同情。
  
他給我浮皮潦草地看了看,捏了捏,也像朱麻子似地那麼說:「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外面沒流血,裡面也沒有碎骨頭響,吃點消炎片,塗點松節油就行了!」但在小丁子的再三要求下,他才老大不樂意地給我開了休息三天的假條。
  
可是從第二天起,朱麻子就想要我出工了。他每次見到我都要斜著眼問:「怎麼樣?好點啦沒有?」別人還以為他突然變得對人很關心,而我很清楚,他骨子裡是在「啟發」我馬上就出工。
  
他見我沒理他,到了第三天就憋不住了。在當晚全連評比流動紅旗的大會上,他竟說我的這次負傷,是一大事故,應由我本人和我們全班負責,不能扣 除應該出工的人數。這就意味著這幾天儘管全班只有10個人出工,仍然要按正正個人計算應該完成的任務。這麼一來,我們全班明明是第一也變成第二了,流動紅 旗被當場收了回去,給了他的「得力幹部」田振興掌管的第二排的某個班。
  
我立刻明白,朱麻子的這一手不過是醉翁之意。因為當時不少人認為紅旗、表揚、獎勵之多少或有無,尤其是「領導印象」之好壞,對將來的能否摘 帽子具有重大影響。朱麻子正是利用人們這種迫不得已的心理狀態,挑撥全班對我的不滿,想讓大家認為是我拖了大家的後腿。同時他也摸透了我的脾氣:絕不拖累 任何人,一定會帶傷出工,寧可自己多受點折磨。
  
所以,儘管有不少好心的難友要我再歇幾天,我還是沒等三天的假歇滿就出工了,只是不能再駕轅而已。
  
這時候,朱麻於偶爾下山逛逛,見我又和大家像「伏爾加河縴夫」們那樣,儘量向前傾斜著身子,使勁拖拉著沉重的爬犁,他遠遠地陰笑著,再也不問我「怎麼樣?好點啦沒有」了。
  
當然,對待所有不滿其奴隸主行為的人,他是「一視同仁」的。像在《智取華山》中扮演偵察參謀的北影演員郭允泰,夏天打草時偶然失手被大釤鐮劃破了小腿,常常化膿疼痛難忍,朱麻子也讓他一瘸一拐地拉爬犁,毫不憐惜。
  
托爾斯泰在《復活》中說過:「我們講到一個人的時候,可以說他善良的時候多,殘忍的時候少;聰明的時候多,愚蠢的時候少;勇猛的時候多,冷淡的時候少,或者剛好相反。」我認為,朱麻子們恰恰屬於「剛好相反」的一類,但也恰恰是那種時代某些領導者眼中「好樣的」!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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