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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16)

代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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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下)  定罪

我記得很清楚,這《結論》引用我的一些話,是一些「好心的同志」採用「引導」、「啟發」實是誘供逼供的伎倆追逼我,我才說出來的。
  
下面,就是這種追逼的實錄——

有人問(以下簡為「問」):你是常常考慮國家大事和世界大事的,那麼自從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之後,你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前途怎樣看?
  
本人答(以下簡為「答」):很可能不再像過去那樣團結一致。
  
問者說:這就是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生了動搖。
  
問:赫魯曉夫否定了斯大林,但仍然肯定了列寧。你對此怎樣看?
  
答:斯大林的問題是應該提出來的,但赫魯曉夫是懷著個人情緒攻擊斯大林的。他過去也喊過斯大林是「生身的父親」之類的口號,現在卻把斯大林給徹底否定了,這是不道德的。現在他又抬出了列寧;由於他反覆無常,說不定有一天他又會說列寧也不一定對。
  
問:蘇聯和中國的領導人,不止一次地向帝國主義戰爭販子們發出警告,士。果他們膽敢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那麼結局只能是全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的總崩潰。對此,你怎麼看?
  
答:如果他們膽敢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亞洲、歐洲非洲、拉丁美洲很可能全部解放。但美國可能不會垮,因為美國人民吃得好,穿得好,不會起來革命。
  
問:既然你認為我們國家有「神化與特權」,有「官僚主義集團」,你打算對他們採取什麼態度?
  
答:我打算髮出吶喊,和這種不合理的現象進行說理鬥爭。
  
問:那你就不怕受到打擊麼?
  
答:為了革命事業的順利發展,我準備受打擊,也不怕坐牢。
  
問:你曾向你的愛人說,要成立「中國共產黨革命委員會」,你有沒有向別人表示過要成立什麼新的黨派?
  
聽到這裡,我不禁怒火中燒!我想:這哪兒是什麼「分析批判」,「幫助」我「回到黨的正確路線上來」?而明明是把我往斷頭台上推嘛!我十分惱怒地回答:我是想成立新的黨派!
  
問:這黨派是什麼名稱?
  
答:第三黨!
  
…………

《結論》中的一些引語和詞彙,除了「萬言書」外,就是這麼來的。對此,我還能說什麼呢?
  
這已成定局!如果讓我看這份《結論》的負責同志有能耐變動《結論》的分毫,他就不會先讓我看看這《結論》,並望我做好泅渡苦海的準備了。
  
我由衷地謝了謝他,和他拉了拉手,就回城外皇亭子的那座「寒窯」了。

                  四

1958年3月18日上午,我接到電話通知,要我當天下午兩點鐘,準時趕到城內機關大院「工」字樓二樓會議室開會。我預感:「罪狀」早擬好,「宣判」的時刻到了!
  
我提前一刻鐘,就趕到了城內機關大院,獨自一人走進了那個會議室。
  
不一會,新華社國內新聞編輯部的幾十名黨員同志陸續來到。他們沿著四邊的牆裙,隨意找張軟椅坐下,沒有言笑,一片冷漠,似乎連空氣都凝固了。
  
其中被掛上「右派」稱號的,共有十餘人,約占國內部總人數的20%,包括被叫做以我為「主帥」、李耐因為「軍師」的「反黨右派小集團」的成員。此刻我們都像素昧平生,目不對視,往日同志間坦率友愛的熱流「頓失滔滔」。
  
會議室中間,有一張乒乓球檯似的鋪著白檯布的長方桌。桌上擱著一隻嘀嗒嘀嗒響的雙鈴小鬧鐘。時鐘指到兩點整,會議準時開始。會議主持人用地道的北京話宣佈:「這是處理國內部右派份子的黨內會議。受『二類處分』的人如果不服從決定,將被開除公職,自謀生路!」
  
接著,就由每一個「右派份子」所在的黨小組派出「忠於黨」的人,輪流向大家宣讀這些不幸的人的《政治結論》和處分決定。每讀完一份,都要到會者舉手「表決」通過,惟獨不讓被稱做「右派」的人在被開除出黨前行使一次黨章規定應有的表決權。
  
在宣讀我的《政治結論》時,我注意到:「極右份子」已被改成了「右派份子」,但是其他字句原封未動。讓我簽字時,我本想掏出事先準備好的那張 小紙條,抄上這樣的幾行字:「我有過嚴重的錯誤。但我不是『仇視黨』、『仇視革命』的『右派份子』,也不同意根據本結論所推演出來的論斷。」但是一想到剛 才主持會議人所宣佈的那個規定——「二類」者如拒絕接受這個決定將被「開除公職」,我極為冷靜地估量了它的全部意義。我想:如果我不暫且忍受一下「俯首折 腰」的痛苦,我與革命之間的最後一根線也被切斷了。而我還是要革命的。在這不露聲色地作了短暫的猶豫之後,我不得不勉為己難地簽上了「同意」二字和自己的 名字。
  
散了會,有人向我作了進一步的說明:從下個月(即1958年4月)起,155.75元的工資就再也沒有了,每月只能拿28元生活費。
  
隨後,我隻身孤影地徒步出了城,順著當年還分上下行車道的復興門外林蔭大道,向皇亭子踽踽獨去。只聽得干冷的春風,吹得路中間與路邊密匝匝的白楊樹,發出陣陣嗚嗚聲。似乎蒼天也在為我們這些落難的人悲咽不平。

                  五

的確,做夢也想不到,我們這些人竟也會遇到一個「三‧一八」!
  
1926年的3月18日,魯迅先生的得意門生劉和珍等人,因向反動政權爭民主、要自由,倒在段棋瑞執政政府門前的血泊中,光榮殞命。事隔32年,我們這些共產黨員在自己黨所領導的政權下碰到了「三‧一八」,它應該算做什麼日子呢?!
  
我們只不過根據我們的黨章與國法,又是在黨的一再召喚下,向自己人發出了正當的忠告與吶喊,竟也被當做死敵一腳踢出「山門」!雖然這與段棋瑞 們屠殺劉和珍等人不可同日而語,但一想到今天我們同是革命者而如此作踐「同志」這一珍貴字眼的人,是幾十萬幾百萬乃至上千萬的時候,我就禁不住要從內心深 處發出尤利烏斯‧伏契克臨赴刑場時那樣的吶喊:「警惕啊,人們,我愛你們!」1
  
伏契克在其遺著《絞刑架下的報告》最後一行的原話是:「人們呵,我愛你們。你們得警惕啊!」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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