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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15)

代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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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上)  定罪

1958年3月旬,我的數萬言的「自我檢查」交上去了;到十三陵水庫工地,像鍵牛般駕轅拉土的義務勞動也完成了。新華社黨委書記普金讓我繼續在家多看點書,複習複習英文,聽候組織上的處理。
  
這時候,我那處於風雨飄搖中的家,剛從宣武門新華社機關大院的仁義樓宿舍,搬到了如今京西賓館南邊的新華社皇亭子宿舍區。
  
這宿舍區當時還很荒涼,附近既沒有京西賓館,也沒有軍事博物館和其他任何高大建築物,只是個四周拉著破破爛爛鐵絲網的空曠冷漠的黃土大院。在這個黃土 大院的東南角,倉促砌成了一座「凹」形的四層紅磚樓。我的新家,就在這座樓西北角底層的最頂頭,直衝著狂呼怒吼的西北風。
  
一天,社裡一個部門的負責同志把我叫到城裡去,悄悄對我說:「很不幸,你已成了全國應受『二類處分』1的『標兵』了,《結論》也已打印出來了。你先看一看,好有個思想準備,準備日後過最艱苦的生活。」
  
對「右派份子」的處分,除黨團員一律開除黨籍、團籍外,其行政處理共分六類:一、勞動教養;二、監督勞動;三、留用察看;四、撤職;五、降職降級;六、免於行政處分。
  
說罷,他就擰開他的辦公桌中間大抽屜的暗鎖,把一份已用訂書機訂好的《結論》遞給了我。

                  二

將受何種處分,生活將如何艱苦,我並不太重視。但匆匆看了那份《極右份子戴煌的政治結論》,我簡直呆若木雞了!
  
雖然,從長達三個月的「批判揭發」和那篇絕妙的「新聞」中,我已深感我們新華社不乏「隱其全豹,取其一斑」地羅織他人罪名的「高手」;但是如果不把這些罪名正式寫上能夠置人於死地的「政治結論」,我還不能驚異於這些「高手」用心之狠毒。
  
在這一年多的時間裏,我常常在思考,我究竟是個什麼人,我相信尊敬的讀者已從以上各章的敘述中看得清清楚楚。然而,擺在我眼前的這份《結論》 強加給我的罪名之大,簡直可以立刻把我綁赴法場!而這些「高手」中的大多數人,恰恰是與我滾爬過同一條戰壕,打過同一副撲克,並用我偶然所得的稿費,去全 聚德、砂鍋居、峨眉酒家、大地餐廳共嚐過美味小吃的人。
  
現在,請欣賞一下他們利用我主動交上去的那封尚未寫完的長信草稿和奉命根據大家的揭發批判追逼而寫的「檢查說明」中的一言半語(即《結論》中打引號者),給我胡謅而成的罪名——

    
(一)仇視和反對黨的領導。認為自黨中央、毛主席到地方各級領導都「把自己神化了」,已成了全國範圍內的「特權階級」,這個「階級」和廣大人民之間有著「生活上的剪刀差」,它的內部是「你爭我奪」、「烏煙瘴氣」、「逢迎、拍馬、惟命是聽的幽靈隱藏在每個角落」。認為「全國解放後,共產黨蛻化了」,黨的「高級幹部違法亂紀,低級的基層幹部無法無天」,以致「全國各個角落,哪裏沒有黑暗的深淵」,「老百姓失望到極點」,「自殺的人越來越多」。因此,認為「今天國家矛盾的根源是神化和特權」,主張「要喚起有良心的黨團員」,組織「第三黨」或「共產黨革命委員會」,「和黨抗衡」。
    
(二)反對社會主義民主,要求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認為「中央集權至上,削弱了普通人的民主與自由」,人民代表大會是「形式」,人民代表是「指定的」、「攤派的」,都「不民主」。稱讚資本主義國家的議會民主、職業自由和虛偽道德,主張「開放一切自由,允許自由辯論,自由結社,自由批評首長直至中央和毛主席」,並要在高等學校中取消必修的政治課。
    
(三)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把今天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看成是「令人詛咒的、譁眾取寵的事情」;認為「武漢長江大橋、飛機工廠和改造黃河,都不過是全世界的科學技術不斷發展的必然結果」,是「不值得自豪的」。認為合作化的農村是「一片黑暗」,「消極失望的陰影籠罩著千百萬人民」。
    
(四)反對黨的新聞政策。認為黨的新聞事業是「愚民政策」,記者「是能說會道的騙子手」,新聞報導「不客觀和不公正」,「過分誇大地宣揚了我們的光明和偉大,而偷偷地掩蓋了黑暗和腐朽」。認為我們只報道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的「壞的,不說人家好的,於是使人一提到資本主義國家就想到那是一堆腐臭不堪的爛瘡」,「是極不公平的」。主張記者要有「獨立性」和「一副硬骨頭」,「堅決向黨鬥爭到底」,爭取資產階級的「新聞自由」。
    
(五)自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之後,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從根本上發生了動搖。認為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以後「抬出了列寧,列寧也不一定對」,「赫魯曉夫懷著個人情緒攻擊斯大林」,「蘇共中央領導人在爭權奪利」;認為蘇聯對東歐人民民主國家實行了「新殖民主義政策」,說蘇聯出兵援助匈牙利鎮壓反革命叛亂,「從公正及道義上」「是講不過去的」,「如果說蘇聯出兵是對的,那麼美國幫助蔣介石也是對的了」,「匈牙利事件內因是主要的」。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美國不會垮,因為美國人
民吃得好,穿得好,不會起來革命」。
    
(六)戴煌依據上述反動觀盧、,曾於1956年春寫了一份「萬言書」(未成稿),妄圖「開導」中央和毛主席。大鳴大放期間,他又在《新聞業務》(活頁版)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瓜不熟不甜》的反動文章,並在鳴放座談會上公開以「神化和特權」的反動觀點向黨展開了惡毒進攻。他下定決心「準備受打擊」和「坐牢」,要同所謂「官僚主義集團」鬥爭到底。
    
(七)組織反黨小集團。自1956年初到同年10月期間,以他和李耐因為首組織了反黨小集團,進行了一系列的反黨反領導活動,陰謀篡奪解放軍分社領導權並篡改其政治方向。這一陰謀雖然終告破產,但對工作造成了很大損失。在小集團活動期間以及後來的長時期內,戴煌均散佈了大量的反動言論。
    
處理意見:撤銷原有職務,實行監督勞動;開除黨籍,開除軍籍,剝奪軍銜。

我愣了一會才長歎一聲。隨後,把這重似千鈞的幾小張打印紙,默然送還那位好心的同志。

這位負責同志從桌後立起身,遞給我一支煙,並點上火,才問我對這《結論》有什麼意見。我苦笑了一下,默默地搖了搖頭。
  
我還能說什麼呢?
(待續)(//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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