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啊——「同志」

　　　　　　　　　　　　　　　　　一

1957年5月，經毛主席和黨中央的反覆闡明提倡，蘇洵說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白居易從古人之語中提煉而成的「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這樣的一些 名言，日益深入人心。每天翻開各種報紙，幾乎整版整版，都是各界人士向黨提出批評建議的報導。儘管有些批評十分尖銳且不盡妥善，但提倡大家暢所慾言並公諸 報端這舉動本身，就足以說明我們黨的領導胸懷廣闊、大度雍容，何況很多意見是中肯可行的，雖然乍聽起來可能有點刺耳。
　　
這當兒，為了節省時間，我和新華社的少數不願每天坐班車來回跑的同志，已住進了外交學院幹部學員的宿舍，本人還被選為中央很多部門派到外交 學院學習英文的一、二、三四班住校同志的黨支部書記。儘管自己的肚子裡已積存了多如亂麻的意見，但我沒有貼過一張大字報，也沒寫過一篇牆報稿。
　　
我總覺得，作為一名共產黨員，必須嚴格遵守黨的紀律。在黨沒有明確具體地宣佈黨內同志如何參加整風鳴放時，自己應該在公開場合下謹言慎行。
　　
其間，惟一正式表過態的，只有這麼一件事——
　　
整風伊始，許多省市的負責人為了表示自己與人民同甘共苦，決心清掃官僚污垢，裝模作樣地打掃一小塊街道，或浮皮潦草地下廠下鄉走走看看，我們 的報紙電台便頌揚備至。我認為這做得太過分，是掩耳盜鈴、慾蓋彌彰的把戲，於是寫了一篇短文，發表在1957年5月18日的新華社內部刊物《新聞業務》活 頁版上。它只有1300來字，下面就是它的全文：

　　　　　　　　　　　　　　　　 瓜不熟不甜

自從中央決定整風以來，全國各地有許多高級幹部開始參加體力勞動，這是好事情；但是，在某些稿件中，出現了為時過早的讚揚，我認為這是不必要的。
　　　　
全國解放以後，我們的若幹幹部，特別是某些高級幹部，在思想上、生活上、作風上，越來越脫離人民群眾的事實，是不可否認的，雖然人們在過去不敢這樣明說。現在剛剛開始轉變，有些人拿起掃帚、鐵鍬也不過幾個小時，我們馬上就為他們大書特書，說他們受到了怎樣的歡迎，群眾是如何地感動，等等，這未免說得太早了。也許這都是事實，但是經我們這樣一宣傳，給人的印象是這些人原是些天生的不該勞動的人，因而才惹得群眾驚異和感動。有的消息中特意加上群眾的反映說：「在舊社會裏，從未見過市長掃街。」然而，在新社會建立以來的八年中，這種現象又何曾有過呢？我們的這種說法怎能說服人呢？
　　　　
在戰爭年代裡，與人民同甘苦、共患難，是所有革命者的傳統精神。今天只是開始恢復這種精神而已，並不是什麼天上掉下來的新鮮事。事實本身就能向群眾揭示出事情的本質，用不著我們去添枝加對、抹脂搽粉。特別重要的是，現在還僅僅是開始。如果在這陣風過去之後，一切歸復如舊的話，我們怎樣向人民交待呢？怎麼對得起廣大的勞動人民呢？他們年復一年地辛勤忙碌，使我們飽食暖衣，幾乎一直默默無聞；而我們的幹部在一生中只掃了一小段街道，挖了兩個小泥坑坑，反而一舉聞名於天下，真是太不公平了。
　　　　
這種做法是老病復發。我們如果敢於面對事實，那我們就會明確地認識到：片面、誇大、過分的渲染，甚至是盲目的吹噓，是在我們新華社甚至是全國新聞界多年來的致命癌。我們只要得到中央的一句話，不顧事實如何，都要想盡一切辦法在全國範圍內刮起一陣風，而且風勢越猛越好。可是到頭來，事實並不完全像我們所說的那樣美好，有的甚至根本不是那麼回事，使得廣大群眾怨聲載道，消極失望。
　　　　
我個人覺得，我們是人民的記者，革命的社會活動家。我們應該具有最清醒的頭腦和一副硬骨頭，才能無愧於這些光榮的稱號。在不違背黨和國家利益的原則下，我們應該秉持自己的主見，該說就說，該怎樣說就怎樣說，而不能由於某種原因而順風倒，隨大流。古話說得好：「不為有利而為之，不為無利而不為。」為與不為，在於正當與否。我們說話要有分寸，不要言之過早，言過其實。只有把長熟了的瓜捧在手上才能說這是甜的，而不把生瓜硬說成是熟瓜，把酸楊梅說成是甜葡萄。否則，在人民的眼中看來，我們可能不是革命的宣傳家，而只是能說會道的騙子手。過去戰爭期間，人民之所以能夠推心置腹、相信我們，就是因為我們和他們緊密地生活在一起，鬥爭在一起。我們要說的就是他們想說的，說一就是一，說二就是二；說勝利就有勝利，說有困難就是有困難。因而他們在勝利時不驕傲，在困難中不氣餒，一切的一切都早已心中有數。
　　　　
可是在進城之後，我們和他們疏遠了，卻和官僚主義者、教條主義者合為一家。我們幾乎只能照「章」辦事，說了一些沒有說完的真話，說了不少的空話，也有意無意地說了一些假話。儘管我們的用心是同樣的善良，但在若干問題上，人民說我們欺騙了他們，這難道還不值得我們去痛苦地深思麼？

　　　　　　　　　　　　　　　　　二

6月8日，突然，《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的社論，轟轟烈烈的整風運動立刻變成聲威赫赫的「反右鬥爭」，全國的形勢急轉直下。頃刻 之間，那些被報紙以歡迎的姿態發表過言論的人們，章乃器、章伯鈞、羅隆基、陳其尤、陳銘樞、陳達、錢孫卿、錢端升、錢偉長、儲安平、費孝通、馮友蘭、向 達、謝雪紅、許德珩、黃琪翔、黃紹竑、黃藥眠、葛佩倚、林漢達、劉王立明、陸侃如、陸詒、龍雲、潘光旦、彭文應、沈志遠、孫大雨、譚惕吾、陶孟和、曾昭 倫、王造時、葉篤義、沙文漢、艾青、丁玲、陳企霞、陳模、陳沂、江豐、秦兆陽、鍾惦棐、馮雪峰、徐懋庸、李世農、邵燕祥、劉紹棠、彭子岡、曾彥修、王翰、 王若望、吳祖光、徐鑄成、肖乾、顧執中、浦熙修、譚天榮，等等等等的黨內外人士或青年學生，都變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份子」，或被說成是封 建、官僚階級的殘渣餘孽。
　　
許多人大惑不解：不是信誓旦旦地反覆保證「廣開言路」，歡迎一切人幫助我們黨純正黨風的麼，怎麼突然自食前言、反目為仇呢？
　　
正當這節骨眼兒，一天下午，北京所有高等院校的黨支部委員以上的同志，奉命到廣安門內白紙坊人民印刷廠禮堂去，聽取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做報告。由於我是中央許多部門派往外交學院學習英文的同志所組成的黨支部的書記，我也去聽了彭真的報告。
　　
彭真精力充沛，紅光滿面，音宏氣足。他開門見山地說，這次報告的主題，就是動員黨內同志繼續向黨的組織領導提意見，不要受社會上「反擊資產階 級右派猖狂進攻」的影響。因為那些人和我們中國共產黨不是一條心。他們裝著響應我們黨「歡迎發表不同意」的號召的樣子，骨子裡卻要推翻我們黨，或與我們黨 平分秋色，輪流坐莊。
　　
接著，彭真打著有力的手勢，用憤慨的語調，說到了章羅聯盟，也說到了龍雲等人。繼而他一改口吻，用十分親切的調門對台下的聽眾說：
　　
「這些人能和我們今天在座的同志相提並論嗎？我們都是自家人。一方面，黨的組織領導確有許多自己尚未覺察的不足之處，需要大家提意見，多幫 助；另一方面，黨內也的確有許多人蛻化變質，胡作非為，騎在人民的脖子上拉屎撒尿，使得在他們魚肉之下的人民怨聲載道，有冤難伸。這更需要予以無情地揭 露，並請大家幫助黨組織想想辦法，認真解決這個大難題。
　　
「再說，黨的方針政策及其貫徹執行，也並不都是十全十美。一帆風順的。這也需要大家協助黨的領導洞察秋毫，力求改正與完善之。
　　
「總之，『門外』反右歸反右，『門內』有意見照常提，這叫做『內外有別』。而且黨支部書記和支部委員同志們要帶頭提，為整個支部的黨員同志做出表率，把我們黨的這次整風運動堅決搞好、搞到底！」
　　
這時，彭真提高了聲調說：「即便提的意見不一定都正確，甚至都錯了，那也不要緊，黨絕對不會把這些同志與資產階級右派份子混為一談。這一點，我可以代表中央在這裡向同志們作保證……」
　　
彭真熱誠坦率，語重心長，侃侃而談了兩個多小時，尤其是後半部份的講話，說得我們的心頭都熱乎乎的。一切茫然與疑慮，都隨著大家長時間的掌聲煙消雲散。對這次整風運動的預期效果，我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
　　
當天晚上，中央許多部門住外交學院學員的英、法、西班牙文三個黨支部的支委支書們，就在宿舍樓洗漱室隔壁堆雜物的屋子裡，舉行了聯席鳴放座談會。
　　
我第一個發言，把一年來鬱積於胸的種種思考和盤盡托。結論是：全黨全國最嚴重、最危險的隱患，就是「神化與特權」。如果不立即予以抑制與消 除，而繼續聽任其發展，必將國閉民塞，全民族都會跟著遭大難。對其抑制與消除的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大膽批評，切實監督，改進選舉；人民代表要講話，人民說 話要算數，確保和尊重人民應有的民主自由；舉國上下都應該講平等，取消一切足以助長特權現象的或明或暗的措施與制度；降低高薪者的待遇，削減過分優厚的福 利撥款，以大力縮小國家幹部與工、農、人民之間生活水平的懸殊。同時改變統購統銷中某些過死過急的做法，適當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格，以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 性；精簡高等院校的政治課，讓學生們有更多的時間研究專業，等等。整個發言慷慨激昂，大有「為著眾人去下海，不怕沾滿一身泥」的勁頭。
　　
不日，新華社又召集所有學外文的同志，不論住在社內還是住在外交學院的，在「口」字樓頂的那間大會議室裡開鳴放座談會，我又照樣講了一遍。
　　
在全國一片「反擊右派」聲中還說這樣的一些話，豈不自作魚肉送刀俎？
　　
不，我不這樣認為。就是沒有彭真代表黨中央所作的動員與保證，我也要這樣講。
　　
小時候讀私塾，恩師姚蔭卿老先生，常常在我的書法練習本的空行中，出些上聯讓我對，偶爾也寫點富有哲理的詞句讓我背。有一次，他寫出了這麼兩 句話，「文無論長短貴在精，話不在多少貴在真。」我一直牢記未忘。當我對我們黨和國家存在的問題形成了一整套自己的看法時，就如骨鯁在喉，非吐不可，並在 私下早就對一些同志明白表示過，即便有人可能仿用斯大林的錯誤手段來對待敢講真話的同志，我也要說出別人可能不敢說的話。
　　
後來我才知道，彭真代表黨中央所作的動員報告和保證，不過是忠實地執行了毛澤東的「引蛇出洞」的指示，是一大「陽謀」，我們的許多同志竟被 「謀」上了！當我從外交學院被召回新華社接受「幫助」的時候，同志們在「口」字樓頂的大會議室裡，用小稿紙寫的批評我言論的每一份小字報上，都還口口聲聲 稱我為「同志」，而《人民日報》總編輯與新華社社長一身二任的吳冷西，就在新華社全國系統的電話會議上宣佈：「總社反右派鬥爭取得了重大勝利，戴煌被揪出 來了！」
　　
一夜之間，新華社大院裡就糊滿了五顏六色的檢舉、揭發和責罵我的大字報。我的妻子也貼了一張大字報，說我要組織成立「中國共產黨革命委員會」。接著就是沒完沒了的大會小會的批判。
　　
我不服，主動拿出了連我的妻子都不知道的那封給毛主席和中央委員會的還沒寫完的長信，以昭心跡。誰料到這恰似釜底「添」薪，被一些求之不得的人稱做「萬言書」。他們指令新華社印刷廠連夜排印，人手一份，作為發動全社人員向我總攻擊的「炮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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