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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9)

戴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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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理應清醒的人

                 一

我是懷著沉重的心情離開鹽城的。不要說全黨的事業令人憂心忡忡,就是家鄉的這些壞幹部能不能被果斷地處理,也使人深為憂慮。
  
在鹽城,雖然地委負責人特地召開常委會聽取了我的匯報和批評建議,承認下面的情況嚴重和自己的官僚主義,當即決定委派地委監察委員會副書記前往阜寧 縣,隨後又派地委工作組前往調查,要求五天內解決問題。可是就在那次地委常委會上,當我談到四鄉八鎮老百姓紛紛向我訴說壞幹部罪行的時候,鹽城專署秘書長 竟不無譏諷地插話說:「你簡直是個『青天大人』了!」
  
這,就是不祥之兆!

                 二

果然,在新華社編委會收到了我在家鄉整理、經過家鄉黨團員們多次討論修改並簽名蓋章的稿件時,也收到了《人民日報》轉去的一封匿名信,信上無 中生有地說我在家鄉「自稱『中央委員』,自稱『戴青天』,和地富分子在一起開會,打擊地方優秀幹部和黨員,藐視地方領導幹部」,等等。
  
本來,一邊是數十名黨團員簽名蓋章、事實詳實的稿件,一邊是空洞無物的匿名信,孰是孰非不難辨別;但是,只因我日常對新華社某些領導人的工作和思想作風批評較多,他們竟對這封匿名信來了個「一邊倒」,悄悄派人到我的家鄉去調查「摸摸情況」,借口說是「審干」。
 
結果不出所料,「調查」完全走了樣。就是那個地委工作組,在溝墩調查時也不看重絕大多數黨團員和老百姓的意見,而片面地聽信於那些所謂的「領 導幹部」和壞幹部。他們反覆地這樣問群眾:「戴煌一到家,怎麼就知道地方情況的?他和哪些人在一起開過會?他的稿子是怎麼寫成的?」
  
這麼一來,那些新惡霸們由垂頭喪氣復又趾高氣揚起來。他們公開揚言:「戴煌被我們告倒了!」
  
原來那封匿名信,就是在呂區長等人的指使下,由那個最壞的新惡霸自己寫出來的。他們看到新華社的「調查」者和地委工作組都向著他們,就「駕輕 就熟」地對很多控訴他們罪行的黨團員和群眾積極份子施以打擊報復,甚至有些群眾養的鴨子也被他們不由分說地吃掉了。誠懇正直的區委委員兼公安特派員也受到 了壓級和批評,並被調離了溝墩區……
  
家鄉的黨團員和群眾積極份子更加驚恐了。他們三天五目就給我來封信,問「事情」怎樣了?
  
有人在信中憤憤地問:「難道有權有勢的共產黨員真的就比老百姓多一個頭?如果這些罪行發生在老百姓身上,那是要逮捕法辦的,而壞幹部們犯了罪就可以逍遙法外,繼續作威作福?」
  
面對這些激憤難平的來信,我在回答中除了作些泛泛的鼓勵安慰之外,別無他言。作為一名共產黨員,作為人民的喉舌,我沒能有效地衝破一切桎梏,把他們的痛苦和要求反映上去或訴諸輿論,更沒能迅速幫助他們擺脫黑暗與恐怖,為此我深感痛苦與羞愧!
  
同時我又不能不這樣想:今天的人民與我們的黨,離得多麼遠!過去戰爭歲月的那種魚水不可分的激動人心的傳統,竟消失得如此之快!城市裡的高級 幹部大搞特權,農村的基層幹部又如此膽大妄為!依靠這麼一幫「歪嘴和尚」怎能念好經?怎能完成黨和國家的各項任務?怎能把廣大人民群眾領上自由、民主、幸 福的道路?!

                 三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
  
我以為除了毛主席本人負有不可推倭的責任外,還因為許多在不同層次負有領導責任的人,對現實的瞭解也越來越膚淺了。高高的城牆和表面的繁榮, 把他們的耳目矇蔽起來了。勝利了,進城了,自己的小日子越來越美了,對人民群眾的依賴和關切,越來越不像戰爭歲月中那麼緊密了。他們越來越習慣於發號施 令,越來越少於尊重群眾和有事與群眾商量,越來越過分樂觀地估計形勢,自認為事業的發展一日千里、國富民強,從而事事都愛講排場、擺闊氣,揮霍浪費,滿不 在乎了。缺點錯誤是「微不足道」的,是「九個指頭中的一個指頭」,就是對已經暴露出來的各種弊端,也不再大刀闊斧地去剷除了!這就促使自己的頭腦更加發 熱,對現實越來越隔膜,對群眾越來越疏遠,缺點錯誤和歪風邪氣便滋長日甚,形成可怕的惡性循環。
  
我不但自己這樣冥思苦想,在1956年9月進入外交學院學英文之後,還對一位忠厚老誠、鑽研馬列著作甚篤的老朋友交談過。想不到這位老朋友竟說我「這是反黨反領袖的反常情緒,是滾進了機會主義的泥坑」。
  
我也急了,反唇相譏地說他只不過是個「眼睛向上、脫離實際的書獃子」。我們爭得面紅耳赤,並把各自面前的書桌拍得直跳。
  
不過,等我們都冷靜下來之後,這位同志表示,他不會向新華社黨委匯報,而願意以後繼續與我作同志式的交談。
  
然而,他事後還是向社黨委匯報了!
  
也許社黨委認為我的「思想問題」已經到了十分嚴重的地步,從而特別讓一位副社長和幾位黨委委員,以及個別軍事記者和一道學英文的少數同志,與我開了幾次「和風細雨」的談心會。不作記錄,不作批評,先讓我縱論天下事,然後幫我分析是非。結果,什麼分歧也沒解決。
  
他們說我對各種問題並沒有真正的深思熟慮就輕言妄斷,以致把許多事物看偏了、想錯了。他們認為農民並不苦,幹部們的生活好一些是完全正當的; 工作中的缺點和壞幹部,充其量不過是「一個指頭」,用不著大驚小怪,悲天憫人。他們引用魯迅先生的話說「革命也是有污髒和膿血的」,繼而又引用毛主席的話 說「誰也不能指望我們在一個早晨就將舊社會的遺毒清掃乾淨」,等等。
  
我對他們說,你們的這些論點都是脫離實際的,是用一成不變的老框框硬套複雜多變的現實。你們雖然都是一身清正的好同志,但一道城牆把你們與 實際生活隔斷了。惡流不伏,前功必潰2我們不能用偉人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所說的名言,來作為我們凡事都要慢慢來的擋箭牌。我們絕對不能把壞事與好事等量齊 觀,非要等到壞事多於好事時才著急。我們的人民雖然很聽話,但他們絕對不會容忍我們向相反的方向越走越遠。如果說,在我們做出的好事與壞事「九比一」的時 候,他們似乎完全可以原諒;「八比二」的時候,也似乎還可以忍耐;但到了「七比三」的時候,他們就會不滿;再向前滑一步,他們就會憤怒了!如果我們再這樣 高枕無憂,大禍必至!
  
那時候可以說,我心裏確實憋著這麼一股勁:「兩腳踏翻塵世浪,一肩擔盡古今愁。」對這些理應清醒而不清醒的同志對我的開導與說教,我打心眼裡聽不進去。
  
可他們卻不以為然。談心會只能草草結束。

                  四

我的憂慮在繼續。我給報紙寫了些雜文,全被退了回來。我大聲疾呼,沒有人理睬。公開地搞宣傳鼓動麼?自量無才,黨的紀律也不許可。我想改行做 監察工作,專門同特權分子和土皇帝、新惡霸們作鬥爭,又揣度新華社不會放我走。百般無奈中,想起了毛主席似曾說過,在黨外,多養幾個梁漱溟這樣的人也有好 處,請他們專門挑挑我們的毛病,這或許有助於我們發現自己不易發現的問題……
  
於是我就想:如果在我們黨內也能有這樣一些人,豈不更要好得多?
  
一次,在家吃晚飯,多喝了兩口酒,談起家鄉土皇帝、新惡霸的事越說越憤慨,我就向自己的妻子說:「如果我們黨內也能有個類似革命委員會這樣的組織就好了,專門來革黨內弊端的『命』。
  
她當即把我毗了一頓,說我這純粹是想入非非。她說,黨不建立這樣的組織,就不能提意見、不能革除弊端了嗎?
  
我想這也是,很快就忘了這檔子事。
  
但是不久,波匈事件的消息傳來,我的所有思考的結果,像又一顆「原子彈」似地爆發了!
(待續)(//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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