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躁動關頭
　
四、我的一九八九
　　
四、我的一九八九

　　在我的少年時代，我最崇拜的人是毛澤東。那時，我一聽到有人反對毛澤東就氣得眼冒金星，跳起來跟他們辯論，論據就是「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沒有腐敗」等等。當時由於我年紀尚小，父母也沒有把他們經歷的歷史真相完整地告訴我，只是偶爾在他們的談話中透露出隻言片語。而那些他們親身經歷的悲慘世界，我並沒有切膚之痛，因此在我眼裡也就成了「要奮鬥就要有犧牲」。除了崇拜毛澤東，我還崇拜希特勒，波爾布特，金日成，成天夢想著跟美國打一仗。在自己當時寫的一些日記、作文中，也充滿了這種狂妄的「自豪感」。這沒有什麼好奇怪的，在那種教育制度下培養出來的年輕人，自幼就被灌輸種種謊言洗腦，最初往往會是這個樣子。因此，如今我看到有那麼多憤青，一點都不覺得奇怪。當一九八九年事件來臨的時候，我是作為一個毛派憤青，而不是民主支持者來看待這個事件的。

　　一九八九年山西的氣候特別怪，冷空氣一股接一股地襲來。一直到一九八九年五月一日，太谷縣的最低氣溫竟然還是零上一兩度。一九八九年四月，因為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猝死，北京在哀悼胡耀邦時發生了遊行示威。其實在一九八九年之前，老百姓已經積聚了很多不滿，卻無正常渠道發洩，只有慢慢地積聚著能量。恰好威權主義的政治制度，造成官員從下到上的層層欺騙，社會危機被擔心自己烏紗帽的官僚們精心地掩蓋起來，最高層根本就看不到底層百姓不滿的積聚。因此，胡耀邦的逝世就成了一場大的政治事件的導火索。

　　太谷這個地方比較閉塞，因此政治事件到這裡往往要比別處慢半拍。當北京已經陷入曠日持久的混亂狀態時，太谷縣的秩序卻比較平靜，人們該怎麼過還是怎麼過。當時太谷有三所大中專院校：山西農業大學、太谷師範學校、晉中地區衛校。太谷縣的遊行示威主要就是從這幾個大專院校搞起來的。我就讀的太谷中學升學壓力大，學生們雖然也挺關心政治，但更關心自己的學業，再加上學校也有意壓制，所以沒有集體上街，只是有一些學生三三兩兩地參加了別的學校舉行的遊行。但在學生們課後的交談中，可以看得出來，他們基本上是同情北京的大學生的。

　　那麼工人怎麼看？當時工人也有很大不滿，但工人更關心的是自己的物質利益。當時工人下崗、失業現象並不普遍，工人們每月照時可以領到工資。雖然因為通貨膨脹而遭到一些損失，但日子畢竟過得比以前強多了，因此他們雖然同情大學生們，也樂見大學生遊行發洩一下，但工人普遍不願意參與政治。在一些工廠裡，積極參加遊行的往往是一些不本分的年輕人。

　　農民佔了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七。但是當時中國農民剛剛從包產到戶中嚐到甜頭，雖然欺壓農民的現象已經開始露頭，但八十年代畢竟是中國農民一百年以來生活的最好的時候，因此農民也不願意參與政治。所謂「官倒」，與農民相距甚遠，「官倒」有與沒有，和農民種地關係不大；至於大學生們所倡導的「民主自由」精神，對中國農民們來說更是曲高和寡、聞所未聞。整體而言，農民們對一九八九年事件的態度是冷漠的。

　　和今天那些後悔沒趕上文革的憤青們一樣，我當時是個毛澤東崇拜者，惟恐天下不亂，自然比較熱衷於看到滿街大字報和遊行的場面。有兩次，有人說南大街有農業大學和師範學校學生示威，我就趕緊跑去看了，也想跟著人家喊兩句口號，結果趕到時，人家都已經走了，沒趕上。山西農業大學成了一九八九年事件在太谷縣的焦點地區，當時在農大食堂旁邊的廣告欄上，上貼滿了「支持北京大學生」、「打倒鄧小平」、「打倒李鵬」和「打倒官倒」之類的大字報和標語，每天中午都圍了很多人看。我記得當時有一首打油詩，好像開頭是這麼寫的：

　　「林江」集團，橫行十年，小平你真能幹，但也蹦達不了幾天……

　　到了五月二十多號，忽然傳來了吾爾開希絕食「犧牲」的消息，農業大學的學生們就在很多宿舍樓門口貼出了悼詞，彷彿還在一個什麼地方搭了個靈棚。當時消息一日數驚，謠言漫天，很多大學生連「吾爾開希」這幾個字都不知道怎麼寫，寫作「渥爾開西」和「沃爾凱西」。我到現場轉了轉，覺得大字報多了，沒有諷刺漫畫，就自己畫了幾幅貼上去。正巧幾個大學生圍在那裏看大字報，見了我的畫，紛紛誇獎我畫的好。

　　儘管我比較熱衷於此，甚至一度打算到北京去看看，但在父母的嚴格約束下，我還是基本上做了一個旁觀者。每天晚上既看新聞聯播，也聽《美國之音》和《莫斯科廣播電台》瞭解情況。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我記得清清楚楚，那是一個星期天的上午，我正在院子裡洗衣服，突然廣播裡傳來了殺氣騰騰的聲音：採取斷然措施，鎮壓反革命暴亂！我們全家人圍著收音機，一言不發地聽完了整個新聞。父親皺著眉頭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對學生犯的著這樣嗎？

　　當天晚上，中央電視台的兩個播音員做出了勇敢的行為：薛飛故意心情煩躁地讀新聞稿，杜憲則以異常沉痛的語調解說天安門清場的新聞，彷彿在念悼詞。他們為自己的勇敢付出了代價，從此在電視屏幕上永遠消失了。以後連續幾天，每天電視新聞都連篇累牘地報導那些被殺害的解放軍戰士的鏡頭。我母親心眼善，看到被燒得焦黑的劉國庚、崔國政他們，忍不住流眼淚，一邊哭一邊說，這是在幹什麼呀，都還是孩子。那幾個犧牲的解放軍戰士後來被授予「共和國衛士」稱號，當時到處宣傳，以後就逐漸被人忘記了。但我卻始終記得他們幾個名字：劉國庚、崔國政、馬國選、李國瑞、劉艷坡、徐如軍、王錦偉、王其富、李強、杜懷慶、李棟國。而那些死難的學生們的名字，我卻始終無法知道。

　　最令鐵Z局的工人們氣憤的是，戒嚴部隊在開槍時竟然打死了在鐵道部大樓內值班的全國鐵路總調度。雖然這位不幸死難的總調度跟鐵Z局的工人們非親非故，但畢竟是一個系統的人，多少有點「階級感情」。直到一九九○年，還有工人來串門時在罵：王八蛋，（那個總調度）門都沒出就被打死了，你說那當兵的不是瞎開槍是啥？

　　如今，一九八九年事件已經過去了整整十五年了。這十五年裡，有關那次事件一直都是敏感的話題，被束之高閣，不許討論。但是，我既沒有宥於官方得出的結論，也沒有相信逃到海外的民主運動人士的說法，而是一直在獨立思考：那次事件是如何由一場抗議運動演變成最後的武裝衝突的？這個事件究竟如何定性？它給中國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究竟誰是那次事件勝利者和失敗者？十五年以來，我一直在求證，探索，思考，期間觀點也經歷了一些反覆。

　　現在，我認為一九八九年事件並不是如海外的民主人士所稱的那樣是一場「革命」或「人民起義」，我也不同意官方將它定性為是一場「動亂和反革命暴亂」的說法。我感覺一九八九年事件是一場十足的悲劇，一場在全民族心靈上撕開難以癒合的傷口的悲劇。衝突的雙方，無論是政府還是學生，都犯了不理性的錯誤，都在用極端的方式來解決原本可以用其他方式解決的問題。如果學生在表達了反對腐敗與要求民主的願望後就適可而止，如果學生不佔據天安門廣場，如果學生不衝擊戈爾巴喬夫訪華，如果學生在戒嚴實施後主動撤出，那麼這次事件很可能不會演變成最後那個樣子。

　　但是，學生和群眾運動本身就具有自發性、盲目性的特點，如果官方處置得當，那麼事件也會取得更好的結果。四月二十六日，在悼念胡耀邦引起的抗議浪潮剛剛出現平息的苗頭時，《人民日報》那個《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無疑起了火上澆油的惡劣作用，使得本已平息的局勢再度緊張起來。本來官倒腐敗、通貨膨脹和樓堂管所就已經引起了老百姓的反感，表達一下憤怒和不滿，有什麼錯？難道政府自己做錯了事情，群眾連表達反對的權利都沒有嗎？為什麼非要在頭上扣一頂「動亂」的帽子？在此後的將近一個月裡，官方對示威群眾的要求和呼聲置之不理，派出袁木這麼低檔次的官員去應付，即便是一國的最高領導人，去見一見示威的人民群眾有什麼可怕的？有什麼丟臉的？就這樣一拖再拖，導致混亂局面蔓延全國。到五月十九日，又殺氣騰騰地宣佈戒嚴，用軍隊來對付和平示威的老百姓，這又是什麼邏輯？因此，我認為作為國家和社會的控制者，官方應當對悲劇發生承擔更大的責任。

　　就這樣，一邊是盲目自發的群眾運動，一邊是失職失策的官僚機構，雙方都沒有給對方以台階下，導致對抗不斷加劇，最終釀成災難。

　　一九八九年事件打斷了改革開放後正在蓬勃發育的中國公民社會的形成過程，致使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監督權利受到削弱，政治改革被中止，進而使得中國的改革方向發生偏離，使得改革異化為今天這個樣子。沒有群眾監督的官僚機構越來越懶散，越來越耽於私利，使得腐敗現象不但沒有得到治理，反而愈演愈烈。今天的腐敗深度和廣度，已經超過老百姓最大的承受能力，積重難返，能否得到扭轉我已經很難下結論了。老百姓比起八十年代，民主權利沒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改善，儘管官方也做出了一些努力擴大老百姓的自由，但由於官僚機構的全面腐爛，到處充斥著胡作非為和無法無天，因此比起八十年代，相當多的老百姓生活不是好轉，而是更加痛苦了。在腐敗的官僚機構和依附於官僚的部份知識精英的勾結下，改革已經淪為剝削、壓搾人民群眾的工具，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這樣的惡政被不由分說地強加在人民頭上，人民在受苦，在流淚！

　　一九八九年事件粗暴地踐踏了老百姓對執政黨所寄予的希望和熱情。老百姓不得不用兩種聲音講話，一種是在公眾場合講的，是假話；一種是在私人場合講的，是真話。兩種聲音講話造就了雙重人格，老百姓是非善惡標準出現了混亂與顛倒，冷漠代替了熱情，欺騙代替了信任，兇狠代替了善良，掠奪代替了建設，這導致了全民族道德的進一步淪喪。甚至，連一向以社會良心自居的知識份子，也出現了很多甘於出賣自己良知和尊嚴，撈取權力和財富的政治娼妓。想一想八十年代人們是什麼樣的精神面貌和道德水準，再對比一下九十年代的中國人，真讓我慾哭無淚。

　　無論是真正為了中國富強的官方人士，還是滿腔熱忱的學生群眾，都不是一九八九年事件的勝利者。如果說，誰是一九八九年事件的勝利者，那麼除了腐敗的官僚，就是那些早已成為政治殭屍，卻不甘心失敗的野心家、投機者和政治騙子們。想一想一九八九年事件以後，是誰藉機上竄下跳，企圖死灰復燃就明白。如今，在異化的改革的壓迫下，政治騙子們正在利用民主力量的低迷和國家機器的偏向，妖言惑眾、搖唇鼓舌、搬弄是非、挑撥矛盾，試圖火中取栗。這批人為中國未來的發展蒙上了一層陰影。

　　一九八九年事件沒有英雄。無論是解放軍戰士、青年學生、圍觀群眾，每一個人的生命都很寶貴，他們不是罪犯，他們都有充分的理由活下去，享受生活，享受愛情。可是他們死了，年輕的生命永遠凝固在一九八九年。他們不是烈士，因為他們誰都沒有想到過要為此而死，解放軍戰士面對的並不是窮兇極惡的暴徒和敵人，青年學生面對的也不是劊子手和反動派。他們是犧牲品，政治鬥爭的犧牲品，是誤解與不信任的犧牲品。我覺得應該為他們樹立一個紀念碑，讓人們永遠記住那場悲劇，永遠不要再發生如此的悲劇。

　　如今，一九八九年事件被塵封了整整十五年。官方既不願意再把它當作自己的一種勝利來炫耀，也不願意讓別人再提起。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麼，究竟是誰應當為這場悲劇承擔責任，成為了一個謎。但是，我相信歷史最終將會做出裁決。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門事件，歷史花了兩年時間做出裁決；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事件，歷史用了二十年時間做出了裁決；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歷史用了整整三十三年才做出了裁決。我堅信，總有一天，歷史將會對一九八九年事件做出公正的裁決，真相早晚要大白於天下；靠掩耳盜鈴般地封殺，是斷然要失敗的。

　　我回顧一九八九年事件，並非意味著我反對鄧小平。恰恰相反，我們家的人對鄧小平一直懷有很深厚的感情，但我們都覺得，這件事鄧小平沒有辦好。我回顧這件事，也不意味著我反對現政權。實際上，多年以來我一直致力於與激進民主勢力的錯誤觀點做鬥爭。我想，中國的絕大多數老百姓不願意象蘇聯那樣土崩瓦解，不願意中國效仿俄羅斯那種 「強盜的資本主義」。要民主，也要社會主義，這是我所接觸到的中國底層老百姓的心聲。因此，我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中國的新一代領導人身上，希望他們能夠正視我們這個國家苦難的歷史，也希望他們能夠帶領老百姓走過這遍佈泥潭的艱難歲月，帶領中國人民走向一個公正自由的光明未來。

五、秋後算賬
　　
　　　　一□九□八□九□年的槍聲，使得我在不知不覺中從最初的毛派憤青急劇轉變為一個自由派憤青。毛澤東以往在我心目中類似神一樣的地位，彷彿在瞬間就不存在了。一直到現在我都還在奇怪，從小被灌輸的、原本看上去根深蒂固的理念，怎麼可能在那麼短的時間內煙消雲散。

　　　　儘管電視上、廣播裡成天被採訪的「群眾」紛紛支持「平息反革命暴亂」，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在公開場合，人們只是被鎮壓的利斧嚇得不敢說真話罷了。在私下場合裡，我所碰到的每一位工人、農民和學生，沒有一個對鎮□壓說好的。有一些工人則編出一些順口溜來嘲笑官方：「毛主席，像太陽，照到哪裏哪裏亮；鄧 □小□平，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還比如：「初級階段是個筐，出了問題往裡裝。」這些順口溜都是來家裏串門的工人師傅說給我們的。工人們對鄧□小□平的稱呼，則變成了帶有明顯貶義的「鄧小個子」（【注】東北人喜歡用人長相的一些缺點來作為外號，表示對該人的貶義，如吳大舌頭、王大嘴等）。工人們對趙□ 紫□陽被免職也甚為不滿，都說鄧□小□平不是東西，「剛把胡耀邦免下去了，又把趙□紫□陽免下去了，弄了個江□澤□民，誰知道這人葫蘆裡賣的什麼藥？」

　　　　新學期開學以後，太谷中學開始秋後算賬，清查參加過遊行的學生。本來在一□九□八□九年□以前，隨著黨政分開的貫徹，學校和企業的政工人員已經開始不怎麼吃香了，此時來了機會，馬上就顯得非常積極。學校領導召開學生大會，動員參加過運動、寫過反標的學生出來自首，同時搞無記名投票互相揭發。在會上，當時的學校某某書記說，在一些飯菜票上發現了「打倒李□鵬」之類的反動標語，並且威脅學生們這事情已經來了公安要破案。如果自首了，可以從寬處理，如果不自首被偵破了，就要判刑。雖然心裏的確為貼在山西農業大學的那幾張漫畫感到有點怕，但我沒有在飯菜票上寫反標，在學校裡也只是議論一下罷了，應該沒什麼問題，想到這裡我就沒有自首，也沒有被人揭發。實際上，那一次動員是完全徒勞的，全校既沒有一個人自首，也沒有一個人被揭發出來。老師們在組織學生們互相揭發時，完全是例行公事的態度。

　　　　某某書記在當時的表現，至今想起來我都很反感。那次大會上，他聲色俱厲，彷彿底下的學生人人有罪。本來太谷中學沒有發生群體性的示威事件，但這人偏偏要小題大做，自稱太谷中學是「動亂的重災區」。他面對的是一群十六七歲、還很不成熟的孩子，碰到這種風浪應當去保護他們，結果他反而鼓動自首和互相揭發，弄得人人自危。人心為什麼會變成這樣？我真是難以理解。

　　　　後來，書記又打算培養我們對「黨」的感情，搞起了「愛黨、愛社會主義」教育，全校十八個班完全停課政治學習一個月，連高三畢業班的學生都不能倖免。在政治學習時，某某書記親自上馬，大談美國民主的虛偽。他說道：「你們知道美國總統一年的收入是多少嗎？四十萬美元！當總統一年能賺這麼多！再貪污上一點，那就是百萬富翁……你們看毛主席，一個月才五百多塊工資……」這就是這位書記的政治水平。

　　　　在政治學習結束以後，又搞歌詠比賽。全校十八個班只准唱三首歌：《國歌》、《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和《社會主義好》，輪流唱，反覆唱十八次，還竟然要評名次。我口是心非、言不由衷地唱歌，真覺得無比荒唐可笑。一邊唱，一邊咬牙切齒地詛咒： 「唱吧，唱吧，看你還能蹦達幾天。」(待續）(//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