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3日訊】
肖子超是華南墾殖局的一個科員，1957年他曾提出這樣的建議：
1、建設社會主義是可以通過不同的道路來達到的。如南斯拉夫就是走的和其它社會主義國家不同的道路；在中國，全國要建成社會主義是必須經過相當長的時間，但是，具體地區卻不一定需要那麼長。因此，他以為，「以廣東的人力物力條件，如果單獨搞，在時間上可以縮短很多。」
2、他認為廣東土改中的偏差主要是由於南下幹部對廣東的情況不瞭解所造成的。
3、他認為：「廣東第一個五年計劃中以發展農業為重點的方法是不恰當的，應以工業為重點，根據廣東目前情況應著重發展輕工業，尤其是輕工業中的農產品加工和食品工業。」他認為，現在所以搞得這樣糟，是由於領導幹部系外來幹部，而廣東本身又不是一個獨立政權組織的緣故。」
4、他認為在語言系統上廣東自成格局：「以廣州話為基準的廣東語言，在語言三要素上和北京語系都有很顯著的區別」。
廣州近二十年來的發展，證明這個科員的思考是非常有價值和遠見的，建立經濟特區的想法，也就是這個思路。但在1957年，提這樣建議的人卻被說成是要建立「廣東人民共和國」，而成了「右派」。（《1957年知識份子民間的言論活動》）
中國共產黨聲稱自己不是農民的黨，也不是小資產階級的黨，更不是資產階級的黨，雖然這些階級在社會上是合法的，但作為階級的思想在黨內是非法的。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思想是屬於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政治上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的利益代表全人類的利益，所以共產黨的階級利益就是無產階級的利益。怪事就出在這裡:領導全國工會組織的李立三之所以下台，是因為:毛澤東提出「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他便提出:「生產長一寸，福利長一分。」他主張工會要為工人階級謀福利，就犯了「福利主義」的錯誤，據說正確的方針應該是「把工會辦成教育工人階級的共產主義的學校。」等等。到反右時，被劃為右派份子的高元，是中華全國總工會辦公廳檔案處處長，有16年黨齡的共產黨員。據報紙上說，他認為「工人並不是為了社會主義建設參加工會，也不是為了學習共產主義參加工會，而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切身利益參加工會的。因此工會的本性就是保護，至於共產主義學校作用，無產階級專政支柱作用，黨聯繫群眾紐帶作用，都不是工會的本性，而是黨強加於工會的。」高元認為，工會存在的客觀基礎，是國家有官僚主義分子，違法亂紀分子，國家不可能不犯錯誤，國家可能會侵害工人的利益。資本主義對待工人的一套，在我們國家中都有，只是分散而不集中罷了。所以需要工會和政府唱對台戲，需要工會來保護。這篇報導說，「今年4月，國家調整某些消費品的物價，高元在同志中間散佈他的謬論:國家對工人一方面增加工資，一方面又提高物價，這是國家對工人耍手腕。全國總工會應該對此發表聲明，表示遺憾。」高元還說:「黨只注意長遠利益，不能代表工人群眾的目前利益，或切身利益。有了黨的領導，工會就不能很好地保護工人群眾的切身利益，黨就成了礙手礙腳的東西了。」他還提出:「工會法規定全國只有一個工會，是否合適可以考慮。工人可以自己組織工會，不一定參加全國總工會。」（原載11月11日，人民日報。我轉載自《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頁484）
可見「黨天下」是要專一切人的政的。工人階級自己的組織，工會不是為自己謀福利和保護自己利益的，反而是共產黨用來專工人階級政的紐帶，給自己成員洗腦的共產主義學校！
第二，「三害」應向毛澤東那裏挖
人民日報轉載陝西日報6月12日刊登的陝西師院講師王尊一的文章，題目是《「三害」應向黨中央和毛主席那裏挖》。開宗明義：「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不是存在在個別機關或個別學校裡，是在目前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下的中國普遍地存在著。那麼我們要根除』三害』是不是應向黨中央和毛主席那裏挖掘一下呢？」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國共產黨的確有偉大的功勳，但從此共產黨驕傲起來了，以為天下是我們打的，政權應由我們掌握，好官我自為之，人民只能聽從共產黨的命令、指揮和擺佈，人民哪有憲法上賦予的思想、言論的自由？」
「元朝時候，把全國人民分為四等，。。。。。。當時統治權在蒙古人手裡掌握，其次才是色目人掌握，漢人和宋人只是處於被統治的地位罷了。我們把這種政治叫做『民族壓迫』。再如清朝入關以後，政治要職都設復職，如內閣大學士和六部尚書，滿、漢人各擔任一職，滿人官品高，漢人官品低，滿官有職有權，漢官有職無權。這種政治我們也把它叫做』民族壓迫』。但是，反觀今天，全國人民也可分為四等。。。。。。國家機關，學校，企業的首長，也是多復職。正的總是由黨擔任，副的偶有民主人士，但民主人士多是有職無權。。。。。。這種政治制度，應該叫它個甚麼名字，我也不知道。」
「。。。。。。另外，一切討論變成了形式，嚴肅認真的討論根本展不開。領導上對待恭維，奉承，吹牛拍馬的人認為是積極份子，認為政治上可靠，可以得到提拔或陞官。對待在政策、號召上稍存懷疑，或提出不同看法的人，便認為是思想落後，不進步，保守頑固，甚至戴上反黨，反人民和反革命的大帽子。這樣一來，誰還敢對黨提出一個字的批評呢？」
第三，黨外人士有職無權
說到有職無權，此乃「黨天下」題中之義。別說副職，有一位正科長，有些政策文件科員（黨員）已經知道了，可對他仍在保密。試想，他怎會有職有權呢？無怪乎——
章伯鈞說：「我這個部長，就是守靈牌。」
民盟中委彭文應說：「民主黨派是電話總機，客人，眉毛，尾巴，包打聽，拍馬屁。」他認為中共的幹部政策是「大材小用，小材大用，優材劣用，劣材優用，學非所用，用非所學，用非所長，用非所願，有才無德，有德無才，德才俱無，有罰無賞，賞罰顛倒。」（人民日報，8月25日）
教育部副部長林漢達說：「我不是講我個人有職無權，而是說整個教育部都是有職無權。很多事情，教育部不知道。教育部發通知下去，不靈，加上國務院，還不行，非得中共中央，國務院發聯合指示才行。政府部門有甚麼用？肯定你有成績，就有成績，說有偏差，就有偏差。」（人民日報5，21）
8月6日北京師範大學舉行全體大會，揭露和批判文學家黃藥眠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有人揭發他在中文系整風會議上的反動言論：「黃藥眠說他當系主任是有職無權，是被人當玩具玩，並說這與黨的整個領導和制度有關。他說有職無權的根源在於黨把知識份子看成是不可靠的小資產階級。他認為不能死記住列寧的個別詞句，像唸經一樣，一提到知識份子就對他們有對抗情緒，總是把知識份子當成異己分子。」（8月7日，光明日報）
民盟中委，河南省副省長王毅齋說：「有職無權使你等於是個花瓶，招牌，牌位；這是黨外人士最感痛苦的事。」（河南日報，5月18日）
民盟陝西省委宣傳部長張性初揭發民盟中常委，陝西省副省長韓兆鶚：「他造謠說『有職無權』，是『被人牽著鼻子走的』，『作副職是給人拾遺補缺的』，是『點綴品』！」（陝西日報，8月20日）
時輪已滾動進21世紀，我們插問一句：如今中國政壇上的人大，政協，民主黨派，群眾團體（如工會等）以及無黨派民主人士，是否仍是眉毛、點綴品，紙花，花瓶，招牌，位牌，玩具，泥菩薩，電話總機，客人，尾巴，包打聽，馬屁精，狗腿子，應聲蟲，留聲機，助紂為虐，被人牽著鼻子走的出賣靈魂者？有另一種人物，如李慎之等，作了難能可貴的堅持，秉持良心說話，辦事，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應該說是我民族優秀文化的傑出載體，卓越的傳人，樹一代風範，在右派中也屬鳳毛麟角。1956年波匈事件發生時，他任職新華社國際部副主任，毛澤東派秘書林克去徵求他的意見。他一針見血地指出，蘇聯東歐出問題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沒有在革命勝利後建立起一個民主的制度。結合中國的情況，他認為「我們的大民主太少」，「應當成立憲法法院」，「我們應當搞大民主」。只有讓人民對國家大政方針有討論的權利和自由，才能免蹈蘇聯覆轍。這可惹火了民主死敵毛澤東，劃右派自然是沒有跑的了。毛在1956年11月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說：「有幾位司局長一級的知識份子幹部，主張要大民主，說小民主不過癮。他們要搞的『大民主』，就是採用西方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學習西方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那一套。他們這種主張缺乏馬克思主義觀點，缺乏階級觀點，是錯誤的。」這是李先生終生與專制主義所打的遭遇戰犖犖大端之一。之二是與鄧二世在血洗天安門所遇，他憤而掛冠：「決不在刺刀下做官」。之三是，他一篇文章《風雨蒼黃五十年》，不僅給小人得志的江三世舉辦的國慶盛典大潑冷水：「就為準備這次大慶，據說花掉了起碼是上千億的錢，一切的一切都是國踵事增華。希特勒死了，斯大林也死了，世界上追求這種壯觀的場面的國家應該是不多了。以我之陋，猜也許只有金正日領導下的朝鮮才有這樣的勁頭。」指責他們是一樣的小丑，一樣的跳梁。而且為中共掌權50年的歷史定論為：「歷史剩下的竟是謊言。然而，據說我們一切的一切都要遵從的原則是『實事求是』。」文章引用了蘇共20大以後意大利社會黨總書記南尼提出的一個公式：「一個階級的專政必然導致一黨專政，而一黨專制必然導致個人專政（獨裁製）。」
實在是，英雄所見略同。據光明日報7月1日所載，羅隆基私下曾對浦熙修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個人獨載政治。個人崇拜的根源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對知識份子來說，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總比社會主義制度好些。」
第四，對「黨天下」摻沙子
6月10日的瀋陽日報刊出了瀋陽師院張百生，黃振旅七千餘字的長文《社會主義建設的新課題》。主題是挖掉「三害」的根子。它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分析肅反運動擴大化是在主觀主義思想指導下，寧左勿右，打錯了好人，破壞了法制；從理論上是受了斯大林的社會主義事業越發展敵人越多的錯誤理論的影響。肅反幹部只是執行中央的指示，所以，「根子在北京」。他們質問：「胡風問題已過了兩年，為甚麼還不公開審判？我們要求黨中央，如果打對了就立即公開審判，如果錯了就馬上開釋，並恢復其名譽。」
文章還具體批判了「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全面冒進。」對於「黨天下」，他們認為中共使「自己變成了特權者，陶醉於自己是開國元勳，有汗馬功勞，應當有權有勢的泥潭中，陶醉於自己是特殊材料製成的自我欣賞裡，總以為自己是最優秀的，非我不可。自吹自擂地宣傳自己偉大，光榮，正確，把自己擺在國家之上，人民之上，大有『黨即國家，國家即黨』的氣派。由於黨對一切問題有最後決定權，從組織上又不信任非黨人士，就會把黨外一切逆耳的忠言拒於千里之外，這就使黨從思想上到組織上開始脫離群眾。黨雖擁有一千二百萬黨員，但這僅是占全民總數的百分之二弱而已。。。。。。難道百分之九十八的非黨同志都無德無才，應當絕對服從百分之二的人的主張，當這百分二人的『順民』麼！
黨所以喪失威信，黨員腐化，是由於「有了特權，漸漸忘記了革命的真義，喜歡奉承，作威作福，思想硬化。解放以後很有些人看到入黨是攀登仕途的拐棍，有權有勢，官高祿厚，步步高陞。於是蜂擁而至，『爭取』入黨，在黨員和黨組織面前，極盡其拍馬的能事，偽裝積極，唯唯諾諾，唯命是從，歪曲事實，欺上壓下。。。。。。以博取黨員和黨組織的歡心，達到入黨之目的。」
「解放後這幾年來是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的民主的，有的也只是形式，不僅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民主，連資本主義的假民主也沒有，憲法成了一紙空文，黨可以不遵守它。實際上是一黨專政，是黨中央政治局少數人獨載。黨內也沒有民主，下級組織和黨員只能貫徹黨中央的指示，決議。黨外人士做領導工作是有職無權，只有執行決議的義務，沒有參與決策的實際可能。黨是太上皇，威武神聖的。一手托著馬列主義的聖經，一手拿著國家政權的寶劍，誰敢提出異議，不是被扣上反馬列主義的鐵帽，就是被帶上『莫須有』罪名的手銬。選舉只是變相的任命，代表只代表個人，誰也不知道自己選的人是怎樣的，他代表自己說了些甚麼。至於集會，結社，出版等，都必須在黨領導下進行，不能逾越雷池一步，這怎能體現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這是對人權的侵犯，嚴重破壞法制，必須改變。」
「應該實行直接，普遍的競選，讓代表們能夠真正代表本選區大多數選民的意見，對本區選民負責。應該讓人民自由組織新的黨派，社團和出版報刊，以便廣開言路，監督政府，。。。。。。」
「國家大事誰說了算？在憲法規定是『人大』說了算，而實際上，『人大』不過是個泥菩薩而已，全權都操在黨中央手裡。『人大』只是走走形式，舉手通過，完成立法手續。幾年來很少看見『人大』對國家大事進行過真正的討論，很少看見委員提出重大動議，卻偶爾看見他們一些無關疼癢的考察記在報上發表。。。。。。。『人大』和『政協』就像兩朵紙花一樣點綴民主的門面。當然，錯不在『人大』和『政協』，責任在黨中央。黨對『人大』與『政協』說來，成了超政府，超憲法的太上皇。不只是以黨代政，而且是以黨代憲法，以黨代『人大』。。。。。。這樣少數人的專斷，肆無忌憚地發號施令，不發生錯誤倒是不可思議的了。要改變這種獨裁誤國的現象，必須把黨從『人大』與政府之上拿下來，把政府置於『人大』之下，使『人大』成為真正的權力機關。『人大』代表必須經普遍的競選產生，一定要選出才高德劭者，才能起到真正的代表的作用，不要按各黨派『政治分贓』的比例瓜分席位。要設立各種專門組織，集中最優秀的各種專家參加工作。『人大』常委會應該是專職的。人民代表不應兼任政府之職務。應該創辦『人大』的有關刊物，向人民宣傳政策，刊登消息和討論的重大問題，監督政府工作等等。至於黨對『人大』怎樣起領導作用？我們認為這就要靠黨員代表的作用。只要共產黨代表人民利益，黨員在人民中享有威信，人民一定選他進去。」
共產黨把人民，特別是青年要求民主，都歸結為要的是資產階級民主，而對資產階級民主又長期地加以詆譭、醜化。從張百生、黃振旅的文章看，人們對資產階級民主還是嚮往的。馬哲民說得很形象:共產黨對青年說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不好，其實這好有一比，過去有個大和尚同小和尚上山，小和尚看見一位姑娘，問大和尚這是甚麼，大和尚說這是老虎。大和尚問小和尚愛甚麼，小和尚說我愛老虎。共產黨和青年說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是老虎，其實青年還是愛它的（《長江日報》6月26日）
天津日報，5月27日報導了中共天津市委教育工作部召集的中學教師座談會，會上第三女子中學的民盟盟員、歷史教師黃心平提出了一個根除「一黨專政」的政治主張。他說，「我有一個觸及共產黨利益的意見，只要不殺頭，我就提出來。是甚麼意見呢？我認為，現在既然允許民主黨派存在，各民主黨派的黨綱又都要求走向共產主義，同時各個黨派又都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為甚麼不可以實行各政黨輪流執政的辦法呢？一黨執政有害處，像共產黨已經整過三次風了，但如今仍然有嚴重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通過這次整風是不是能夠徹底消滅這些缺點，還使人懷疑。如果不要共產黨一黨執政，而要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通過競選來輪流執政，由各黨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綱來，由群眾自由的選擇，這就好得多。因為這樣做可以刺激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不得不努力克服缺點，來博得選民的選票，為人民服務。問題是共產黨肯不肯放棄政權。我本來打算將這意見寫成文章投給報社的，只怕不給刊登。」
《天津日報》發表了幾篇文章，批判他的言論。6月23日，又登了黃心平的一篇長文——《談「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通過競選輪流執政」》。他寫道:
「我的意思是，現在不能實行各黨派通過競選輪流執政，是否將來可實行。如果主張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輪流執政，就是否認共產黨的領導，就是取消社會主義，此話從何說起？又是根據甚麼事實而得出這樣的論斷？」
「我懇告發表與我不同意見的諸位先生們，你們的意見盡可與我不同，可以從理論上駁斥我，以理服人，但切勿用帶有誣蔑的話對我人格橫加污辱。」
章伯鈞對「一個上帝，九百萬清教徒（那時黨員數），統治著五億農奴」的黨天下局面早有所預期：「非造反不行」。他嚮往資本主義表現出的活力：「為甚麼還有活力？就因為有多黨制度，有民主制度，有眾議院和參議院，有在朝黨和在野黨。光緒皇帝為甚麼完蛋？就因為沒有民主。資本主義為甚麼還沒有完蛋？就因為有民主。資本主義國家的辦法是：你不行，我來；我不行，你來。在朝的罵在野的，在野的罵在朝的，這在我們叫做批評和自我批評，在他們就叫做『哇啦哇啦』。所以說，資本主義也有好的地方，也就是說，有互相抑制，互相監督的作用。」（人民日報，6月19日）
他內心深處有一個「輪流執政」的政治理念，但不曾明說。因為他跟中共交道打多了，早知「和共產黨合作不容易，共產黨是老虎。」他只是試探著提出一個增加決策民主性的方案：「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給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現在大學裡對黨委制很不滿，應該展開廣泛的討論，制度是可以補充的，因為大家都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這樣搞，民主生活的內容，就會豐富起來。」他特別指出，「國務院開會，常拿出成品，這種形式主義的會議可以少開。」這便是被批鬥的三大右派理論之二:政治設計院。
盧郁文批判過諸多右派言論之後，反駁章伯鈞說，章伯鈞先生不讓把成品拿上去，他是希望在國務院會議上大討論而特討論，他說一通，我說一通，然後表決，這是資產階級的民主方式，表面看來是民主的，實際上並不能取得一致。他說，章先生這個意見我不能同意。他認為事先把文件經過各方充分協商，準備成熟，拿出來討論通過，這正是社會主義民主的特點，是它的優越性。（人民日報，5月26日。這時毛正在引蛇出洞。）
如果說，拿出成品再「充分發揚民主」，讓與會者這個表示「衷心擁護」，那個表態：「揭誠擁護！」。。。。。。這就是社會主義民主的特點的話，倒也是的確符合事實的。但要說是它的優越性，。。。。。。這不禁使人想起，被毛澤東奷污並傳染給她滴蟲病的女孩，對李醫生說的：「主席真偉大，樣樣都偉大，真使人陶醉。」左派之所以為左派，誠如是也。
人民日報，6月28日載，武漢華中師範學院教授、民盟成員艾瑋生說:「當前共產黨和民主黨派……一個領導，一個被領導，……互相監督是解釋不通的。」「民主黨派只能在共產黨提出的成品上提意見，譬如共產黨提出一個文件，民主黨派便在文件上改幾個字，像『之』改成『的』字，『我們』改成『大家』等。民主黨派只能施工，不能設計。所以『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個帽子是扣不上的。所以共產黨和民主黨派之間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應該改變。」
第五，清算中共政治運動的罪行
章伯鈞是從源頭上對「黨天下」來一個「摻沙子」；而被毛澤東包辦的「章羅聯盟」這場婚姻中的另一角色羅隆基，則是用「平反委員會」來清算黨天下罄竹難書的罪行。對於右派理論，儲安平和章伯鈞是無獨有偶，再加上羅隆基便形成鼎足而三:黨天下；政治設計院；平反委員會。
九三學社副秘書長李毅說，我們社會主義學院現在就有好幾個同志睡不著覺，心裏打鼓，放吧不敢，不放吧，悶在心裏難受。有人說，領導上應該從政治上，組織上作出進一步的保障，有人希望毛主席撐腰，公開講講不准打擊報復。
據此，羅隆基說：「要毛主席出來講話保證，那是笑話。要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具體方案，就是由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委員會成立一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不但要檢查過去三反，五反，肅反運動中的偏差，它還將公開聲明，鼓勵大家有甚麼委屈都來申訴。」他認為這樣做有三個好處：「一，可以鼓勵大家提意見，各地知識份子就不會顧慮有話無處說，而是條條道路通北京了；過去的『三反』，『五反』，『肅反』雖然有很大的成績，但是也發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講話。有人擔心在這次的『鳴』和『放』以後，還會有』收』和『整』。在過去運動中受委屈的，要給他們平反，就可以使他們減少同黨和政府的隔膜。」「二，平反的機構一定要要同『三反』，『五反』，『肅反』的原領導機構分開。這幾個運動過去是共產黨領導著搞的。平反時，除了領導黨以外，還應該由各民主黨派人士參加，說明運動有成績，也為受了委屈的人解決問題。受委屈的人，不只各民主黨派的，其實共產黨內也有。三，現在誰都不能保證在下級機關裡不發生打擊報復事件，有這個機構，敢打擊報復的人，知所畏懼；受到打擊報復的人就有路可走，他們可以提出控告。」「地方人代會和政協也應該成立這樣性質的委員會，使它成為一個系統。」（人民日報，5月23日）
這個問題是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過的；搞錯了的要平反。毛只是想抓幾個典型，平平反做做幌子，以收到殺也英明放也英明，吾皇萬歲，萬萬歲之萬民擁戴。如果來真的「有冤伸冤」，那麼，斯黨也而有斯領袖也的黨天下能還得起這筆錢債，物債，血債，淚債嗎？只說殺人一項，不說更多的勞改，勞教，管制，批鬥。。。。。。毛就像按比例劃右派一樣，搞的是按比例殺人。1951年4月30日毛親手所寫的「轉發西南局關於鎮反問題給川北區黨委（胡耀邦）的指示的批語」：「在農村殺反革命，一般不應超過人口比例千分之一，有特殊情況者可以超過這個比例，但須得中央局批轉，並報中央備案。在城市一般應少於千分之一。例如北京人口二百萬，已捕及將捕人犯一萬，已殺七百，擬再殺七百左右，共殺一千四百左右就夠了。」（63）
那時報紙上正在猛批「寬大無邊」的右傾思想，幹部都是以殺人不眨眼以示其革命堅定性的。我家那個八百多人口的村莊，殺了一個「偽鄉長」，兩個「投敵民兵」，兩個「地主狗腿子」（他倆的罪行是，揚言「國軍打回來再說。」）。定比例本已非法，何況從來都是超額有功，下面總是超額殺人爭相立功呢！
當年羅隆基斥責國民黨：「如今的黨治，在內政上以黨治國，是以黨亂國；在外交上以黨治國，是以黨亡國。」（64）這是公開發表在《新月》上的，所以蔣和毛對他反對一黨專政的政治理念都很摸底細的。這就是他雖然反蔣，蔣介石還給他部長當，國防部，外交部之外任他挑；而他擁毛，擁共，毛共卻沒有讓他當部長，出於無奈，才從林業部份出個森林工業部讓羅當部長，隨後他劃右派，這個部便也撒消了。
新聞日報編輯部揭露王造時透露給該報副總編陸詒的訊息：羅隆基聽完毛在最高國務會議的報告後，說：「到現在再來提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足證共產黨統治中國這幾年到處都是錯誤。」人民日報7月5日對鬥爭會的報導，標題是：《羅隆基說：足證共產黨統治中國處處是錯》。當然，這也「足證」：成立「平反委員會」系統是絕對必要的；而所有當時的鳴，放，總括地說是「足證」了「足證」。同時，所有對「足證」的反駁，你找不出一件不是虛偽的，強詞奪理的，能經得起歷史檢驗的。
盧郁文，小丑一個，固不足掛齒。吳晗，歷史學家，飽學之士，就是他能把不存在的東西巧飾成「事實」，胡說一起：「章羅兩人原來是兩個把頭，爭權奪利，勾心鬥角，互不相下。過去，他們之間有不可調和的矛盾，在盟內爭地位，爭各自黨羽的安排，建國以來，章羅在民盟中央，除了鬧人事糾紛以外，從來也沒想到要替人民辦點好事。突然一年多以前，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之後，在匈牙利事件之後，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口號提出之後，他們對國際和國內形勢的估計，以為要變天了，共產黨站不長了，民主黨派大有可為了。章羅兩個多年冤家突然變成『章羅聯盟』了，兩個人此唱彼和一鼻孔出氣了，一個腔調說話了。」（人民日報，7月16日）可是，當迷霧澄清，真相以「章羅聯盟，天下奇冤」載入歷史時，歷史學家吳晗又該怎樣向歷史作交代呢？早在毛捏造「章羅同盟」罪名前20天，吳批「平反委員會」：「這個意見涉到兩個問題：一個是他對黨領導的三反，五反，肅反等機構是不信任的。一個是他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樣一個最高權力的立法機關，全國政治協商委員會這樣一個協商機關，下降或者改變為司法行政機關，這和這兩個機關的性質是不符合的。」可是，即便在被毛背信棄義地篡改後而正式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仍然寫著：「我提議今年或者明年對於肅反工作全面檢查一次，總結經驗，發揚正氣，打擊歪風。中央由人大常委會和政協常委會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員會和政協委員會主持。」試問：毛澤東的意見涉不涉到這兩個問題？（65）這不啻是吳吃了毛一記耳光。「不啻」還非真的，真的是毛通過批《海瑞罷官》一耳光打得他命歸西天。因為他死前頓悟到「悔不當初」，咬破舌頭寫了這四個血字，所以能「立地成佛」。佛說，縱有彌天大罪，也抵不住「悔改」二字。
史良的賣友叛盟，比吳晗有過之無不及，可以說是司法部長對「章羅聯盟」下的判決書:「章羅聯盟的反動綱領是甚麼呢？主要是:一，他們宣揚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主張民主黨派和共產黨輪流執政，反對我們國家政治體制和基本政策，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民主集中制；二，他們反對黨對國家事務的領導，首先是反對黨對知識份子和科學文教事業的領導，要黨的領導退出高等學校，推出科學文教機關；三，他們反對黨對民主黨派的領導和監督，篡改民主黨派的政治方向，利用民主黨派組織作為向黨向人民向社會主義進攻的工具；四，他們抹殺社會主義建設的輝煌成就，否定黨所領導的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和肅反等歷次革命運動的偉大功績，煽動反黨情緒，企圖倒算翻案；五，他們在知識份子中間宣傳資產階級的民主個人主義思想和資產階級的科學文化，反對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阻擋知識份子思想改造以及和工農相結合；六，他們篡改《光明日報》、《文匯報》等報刊的政治方向，作為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宣傳陣地，鼓吹資產階級的新聞自由和出版自由；七，他們宣揚帝國主義侵略陣營的強大，誹謗社會主義陣營，散佈國際局勢緊張的空氣，反對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八，他們實行排斥打擊左派、欺騙矇蔽中間派、拉攏擴大右派的組織路線，安排爪牙，控制組織，奪取民盟的領導實權，反對民主黨派長期以來發展組織的正確方針，破壞重點分工的協議，招兵買馬，蒐羅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參加民主黨派，在民主黨派建立和擴大反動組織基礎等等。」（人民日報，1958年1月26日。）她在文革中雖苟活下來，但也受到猛烈批判和人格羞辱。
光明日報，6月3日載:陳新桂說，政治運動，成績的取得，是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所以，僅以「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個別的難免的」這個公式來作結論，未必一定正確。過去幾次運動產生的副作用太大，最嚴重的是助長了唯心主義。比如，不從調查研究出發，事先擬定打擊的對象的數字，對運動採取寧左勿右、否定一切、大膽懷疑的辦法，等等，都是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神不相符合，與實際情況大有出入。歷次政治運動還產生一些副作用，如人為地製造了「牆」和「溝」；把人分為「積極份子」和「落後分子」。運動中湧現出的「積極份子」有的是以片面地反映和密報別人的問題而獲得這個稱號的，所以，有的老教授說，他們是「靠運動吃飯」。另外，在運動中也有的人養成看行情辦事。有人這樣說過，在運動中「要避免挨打，就得打人」。這些人簡直是敗壞社會道德。
在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編《右派言論選集》中，載有武漢大學中文系教授程千帆的言論：「總說三反，思想改造的成績是主要的，偉大的，偉大個屁！我在北京碰到很多人一說起思想改造就搖頭，甚麼』成績是主要的』，趕快收起吧！三反思想改造的時候，要我作檢討，撤我的職，都是當眾搞的；徐懋庸（黨委書記）撤職，若干黨員在這件事上作檢討，卻是悄悄地搞，待遇太不公平。。。。。。。三反，思想改造的檢討是苦打成招，我不承認，要重新寫過。」
「我們歷次運動中常常捕風捉影，就去搜家，結果只道個歉。但有教條主義和特權思想的人，是不知道思想有創傷是不能一下子磨滅的。憲法規定人民權利不受侵犯，但民法，刑法都沒有公佈，人民無權，憲法沒有保證，這是肯定的違法，是不能保障憲法的實現的。」
「知識份子迫切要求信任，老是像民族資產階級一樣改造，改造，甚麼時候才信任我們。」（毛整人的陰謀為甚麼總能得逞？除了應用毛的吃人哲學《矛盾論》加以解答外；被整的對象包括後來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林彪等，都是要把禍水引入別人田。我們尊敬的教授也未能免俗；難道民族資產階級就應該永享改造，改造嗎？他們遭遇的災難還不夠沉重嗎？同是天下受害者，譴責害人蟲應同聲！）
「劉真（徐懋庸的繼任）問向誰爭自由民主，他自以為問得很巧妙，其實這問題很好回答。向誰爭人權？向侵犯人權的人爭人權。向誰爭民主？向不民主的人爭民主，向誰要自由？向不給人自由的人要自由。現在事實如何呢？選先進工作者，選人民代表都是指定的，這民主麼？三反時xxx教授被叫做x犯xx，隨便把人關起來，這自由麼？」
長江日報，7月3日載楊展時致毛澤東主席的「萬言書」中說:「我承認，我們黨執政七年，總的來說，成績是主要的，可是。在知識份子政策這個個別問題上，如果我不照公式說話，那我就不能不說，缺點是主要的。不！更恰當點說，是失敗的。」「也由於缺乏瞭解，對知識份子的估計當然也就不能恰如其分。這使我們對知識份子出現了或冷或熱，不知究竟如何措手的情況。有時（這是主要的），感到知識份子思想落後，歷史複雜，政治態度『不明朗』，心裏一煩躁就紮紮實實整他們一傢伙；有時（這不是主要的），感到他們還有點知識，有點技術，對社會主義還可以起到一些作用，則又不免寶貝長、寶貝短的對他們『統戰』一番。知識份子們被我們一時放在火裡，一時防災水裡，一時打入十八層地獄一時又捧上三十三天。入地時，滿肚子委屈牢騷，深悔當時自作聰明，『沒聽朋友的勸告到國外去看看風色』，癡心妄想跟著共產黨跑了一場，還是不免頂著一個『反革命分子』的下場。不但自己死了不清白，連妻子兒女也抬不起頭。上天時，心驚膽戰，不知何年何月『，龍顏大怒』又一個倒栽蔥摔了下來。七年以來，他們像童養媳婦在阿婆手下過日子一樣，提心吊膽，戰戰兢兢，說起來是『一家人』，實際上卻不得不小聲小氣，輕手輕腳，處處看顏色行事，憑這樣還惟恐自己出差錯惟恐被家裏人抓住小辮子。」「按照我們黨的估計，知識份子似乎只是一個愛國者。他們愛祖國，，可是留戀自己在舊社會的地位，嚮往著資產階級民主，而對我們黨的社會主義革命事業並不熱心，有距離，甚至反對。」「這個估計是很不正確的。」「正是因為這個估計錯了，才使我們黨對知識份子的政策全部都錯誤了。」「在一種強烈的、莫名其妙的、十十足足的宗派情緒的支配下討厭他們，冷落他們，處處用懷疑不信任的眼光看待他們，甚至一足踢開他們。而尚以為未足，並通過歷次社會改革運動一次加次三次殘酷地打擊他們，惟恐斬殺不絕，千方百計地從精神上加以折磨:農民所不忍施之於地主的，我們悍然施之於知識份子；工人所不忍施之於資本家的，我們悍然施之於知識份子。在這些運動中，知識份子因不勝精神摧殘，，不勝鬥爭之辱，不勝我們的『董超薛霸式的幫』，跳樓赴水仰藥刎頸投環切腹而死的，擢髮難數！耄耋無逃，孕病不免，（華南師範學院在肅反運動中有五詩六命的事）天神共憤，道途咨嗟！把我們這種屠殺的方式和法西斯強盜奧斯威辛的方式相比，我以為奧斯威辛的不但顯得拙劣幼稚（無論如何，總還得劊子手親自動手），且倒還乾脆仁慈！如果說，斯大林同志不免因為他對同志殘酷屠殺而逃不過歷史的斥責，我看，我們黨也很難不因對已經『歸順』了我們的知識份子的屠殺而受到歷史的斥責。我黨之屠和暴秦之坑終將同成為歷史上兩大無法湔滌的污點，不能不使人萬分痛心！（於此，我們卻聽見台灣的熱烈的掌聲！）」「可是，我們還居然心安自得地說:成績是主要的！」
光明日報，6月5日載，范樸齋說:「有人說:『一系列的運動、改造，有的人把人性也改掉了。』這豈是我們改造的目的？但他們不敢分辯，說道理也說不通，只好忍受。許多人由此逐漸產生了消極情緒，這也錯，那也錯，感到人性喪失，見人低頭，還有甚麼生活意趣呢？」
遼寧日報，6月8日載，大連工學院講彭聲漢在中共旅大市委宣傳會議小組會上發言。他說，民主的實質在於思想應絕對自由（表現在我們憲法上就是言論，結社集會的自由），組織上則少數應服從多數（投票選舉政府）。有人說：「過去有些事情民主少了些，集中多了些，並不是不民主。」又說：「今後應在民主與集中之間尋求一個適的比例」——這是在玩弄名詞，在耍花樣。過去不民主，就應該老老實實承認錯誤。
肅反是對自己人專政。所謂「肅反走的是群眾路線」，群眾是誰呢？我把它大致分為四種：打手；走上風的；走下風的；被斗的。如果硬把它說成是群眾路線，那亦不過是「打手」路線而已。肅反鬥爭拆散了多少個幸福的家庭，摧毀了多少堅固的友誼。在和平時期發生這些事情是很反常的，它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正常關係。
北大俄語系教授魏荒弩批評道：」中央決定肅反對像有百分之五，這是太主觀了。……這樣就產生了超額完全任務的現象……許多人被迫自殺，但還被扣上畏罪自殺之名。……肅反是集反憲法之大成。」「肅反運動是歷史上最大的文字獄。「
北大哲學系羊華榮同學在大字報《重新估價肅反》中說：」肅反有如下缺點：1侵犯了一些公民的基本權利，如斗錯了人，關錯了人，迫壞了人，迫死了人「；2破壞了法制，損害了憲法，損害了民主自由，如限制一些公民通訊自由、人身自由、無根據的搜查、看禁和逮捕。3促使了黨員與非黨員之間的牆更高、溝更深，少數黨員在肅反後，在人民頭上高視闊步。4摧殘了人們應有的感情，破壞了多少家庭幸福，拆散了多少鴛鴦，損害了多少友誼……」
浙江日報6月27日載有人揭發省文聯主席宋雲彬跟他說過：「土地改革搞得糟，文化事業慘遭破壞，許多民間藏書幾乎被燒光，這等於秦始皇焚書坑儒政策。龍泉拆塔事件後，這是共產黨破壞文物作風的沿襲。他還對我講過：肅反中出了許多亂子，到處逼死人命，在溫州我的一個朋友被逼自殺了！」
鑽屁股蚰蜒郭沫若，無孔不入，連宋雲彬也不放過。他發言的最大效應是刺激別人的嘔吐神經：「革命的破壞在在所難免的。經歷一次像土地改革這樣偉大的革命運動，古書文物哪能沒有一點損失！中國地方大，文物多，保護起來，很有困難。而且是否一切古物都碰不得，也值得研究。譬如城牆，在中國幾乎到處都有，往往一個小市鎮也有城寨。除了必須保存，可以保存者外，我看有很多城牆是可以不必保存的。凡是古物一律都動不得的思想，是一種封建的拜物狂，偶像崇拜的思想。宋雲彬把龍泉拆塔事件誇大起來，好像天下文物都被共產黨破壞了，這樣看問題是不合邏輯的。」（人民日報，9月30日）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歷史和邏輯是一致的。文革中文物遭到浩劫是歷史事實，但卻不合郭氏「邏輯」。反倒郭的談話合乎了毛澤東夫子自道的邏輯：「只有不要臉的人們才說得出不要臉的話。」（《毛澤東選集》四卷本第677頁）
第六，呼喚法治
如果在一個政黨內，在一種情況下你通過陷害別人就能撈到甜頭，在另一種情況下就輪到另外的人通過陷害你來撈甜頭了。例如賀龍，據說是他殺掉王實味的；而他維護的這個說殺就可以隨便殺___用周恩來說毛澤東的話:「把殺人當兒戲」___的吃人制度和吃人毛王，卻讓他死得那樣悲慘，殘無人道。劉少奇也然。毛澤東的「總管」葉子龍，由於宣揚毛的桃色新聞，讓劉知道了。劉說：「這是污蔑我們黨，把他拘捕，槍斃」。（66）難道毛不是淫棍嗎？再說，劉個人有權一句話就槍斃林嗎？這就涉及到法治的問題。1958年，毛在總結反右經驗時說，法律這個東西沒有也不行，但我們有我們的一套。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民法刑法那樣多條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韓非子是講法制的，後來儒家是講人治的。我們的各種規章制度，大多數，90%是司局搞的，我們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馬齊彬等：《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第138頁）劉也說：到底是法治還是人治？看來實際靠人，法律只能做辦事的參考。（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65頁）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劉少奇主席殘酷迫害，只至慘死，「到底是法治還是人治？看來實際靠人。」恐怕是，對法律連「做辦事的參考」也沒參考。
從人類的歷史和我個人的經歷中，屢試不爽的是:歷史的戲劇性在於「請君入甕」。許多人在制「甕」，燒「甕」，滿以為只供別人入哩！海外就有這麼個人，他胡充八當，顛倒是非，想通過誣陷正直的李志綏先生，把《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一書誣陷為毒草，來作政治投機生意，想讓中共視他為香「花」；但他沒有想想：你有甚麼資格否定那本《回憶錄》？你想了沒有:最有發言權的張玉鳳為甚麼沉默不言呢？你還是好好照照歷史的鏡子吧:甕正在燒得火紅！料你也比不過劉少奇的功高望重，吳晗的真才實學和對中共忠心及貢獻大吧！只憑你拍拍馬屁，扯扯謊，撩撩炮，為醜惡的毛澤東做的那些男盜女娼、雞鳴狗盜的醜事遮遮醜，就想投機取巧撈到稻草嗎？你恐怕到入甕時都不配學吳晗的醒悟:悔不當初！你也許可以醒悟過來這一點:「原來這個『甕』就是我想當香花的焚屍爐！」
一個真理，對好人壞人都是一視同仁的，「不為堯存，不為傑亡」的。拉。本登這只「甕」，本是美國燒紅它對付蘇聯的，現在讓美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還在受著付出更大代價的威脅。這就是「客觀規律」又叫做「必然規律」的道理。任何人，好人和壞人，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必須考慮進去這一點。
左派們，作為黨天下的既得利益者，把呼喚法治的右派打翻在地，當年是何等地興高采烈！當風水輪流轉到他們入甕時，血色恐怖又是何等慘烈！喲！法制這個東西原是如此地必要！原北大校長兼黨委書記陸平，在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成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打倒對象。大難未死，文革後他對劉少奇被毛整得慘死一事感慨系之，說:「社會主義沒有法制不行啊！」說完眼淚奪眶而出。但連劉少奇在內，都是贊成「人治」的呀！「治」別人時是無所謂的，你陸平是因江隆基在北京大學當黨委書記只劃了6。5%的右派，中央嫌他反右不力，讓你取而代之，你是寧左勿右，草菅人命，劃了700極右派，800中右，合計佔到15%，喝著老年學者、少年學子的鮮血染紅頭頂的。過去的事權且既往不咎，都算拉倒，念你總算認識到:「沒有法制不行啊！」這和「悔不當初」是個等價命題。
眾所周知，毛死後鄧小平，彭真在法制建設上做了許多亡羊補牢的工作。但當人們歌頌「英明」，「開明」的時候，卻忘記了當年右派們為建議他們曲突徒薪而付出了「身敗名裂」。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何等沉痛的代價！
民革中常委譚惕吾（林希翎至今還口口聲聲讚佩她是個真正愛國的老太太）在民革中央小組擴大會議6月5日的發言，從法治的觀點，比較系統地提出四個問題：第一個是共產黨領導國家的方式問題。現在政府有一套機構，黨內又有一套機構，這是雙軌制度。原說黨是抓思想和政策的，實際上已超過這個範圍，直接向人民發號施令，政府部門卻沒有權。黨中央和國務院聯合髮指示，是由於國務院單獨髮指示不管用。既然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為甚麼自己專政的機構不用，而要削弱其職權，另在政權之外來搞一套黨的系統呢？第二個問題是黨的政策應如何體現。黨應該把政策提到人民代表大會製成法律，再由國家管理機關根據法律製成各種法令，通過法律，法令的實施，體現黨的政策。不應在法律，法令之外，再發內部指示，以指示代法律，法令是不可以的。第三個是黨遵守憲法和國家制度問題。黨制定政策，應在憲法範圍之內。中共中央應檢查在制定的政策中是否和憲法中有牴觸的！如上海將私營房產商和私營經租公司及屬於資本主義經營性質的房屋納入社會主義改造範圍是完全正確的，是符合憲法的。但是在工作中把個別的作為生產資料的房屋和作為生活資料的私人住宅納入公私合營是和憲法第十一條的規定不符合的。關於國家制度問題，司法，律師，檢察是對執行國家制度起槓桿作用的，這三者在一個黨委領導之下是不好的。黨可以派黨員到司法，檢察等機關去擔任負責工作，但這些部門不應該由一個黨委領導。第四個問題是怎樣使共產黨接受全國人民的監督。政府受人民代表大會監督，但是共產黨不受甚麼監督；應該建立制度使人民監督共產黨。
當年共產黨把這些意見當成是惡毒進攻，現在再也無話可說，不！倒是要把這些話從自己口中重複一遍，拿來炫耀自己開明，自己與時俱進！
另一位中常委劉斐早在5月30日就談到黨政不分和法制建設問題。黨和政是兩個性質不同的系統，黨是領導國家事業的核心，但是，黨的領導要通過國家機器去實現，黨不應該代政。黨政不分現象產生的原因，主要是建國不久，法制尚不完備，某些高級幹部和許多中下級幹部法制觀念薄弱，以及缺乏民主作風。黨中央對這方面的情況重視不夠，也不無影響。要改變這種情況，除進行思想整風之外，還必須加強法制思想教育，迅速制定必要的法律，健全各種必要的制度，尤其是人事制度，以劃清黨政關係。黨員應以身作則，尊重國家的職權，不然，整風雖能收一時之效，卻缺乏經常的法制保證。
這些話說得何其正確！讓現在的年輕人人看了，一定認為是「鄧小平語錄」，哪裏能想到這就是「罪該萬死的右派，猖狂進攻的謬論」！這裡說明三個問題:一是資產階級右派是促進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先進份子；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是倒退派、反動派；反右派運動對知識份子的血腥鎮壓，是一場絞殺真理的運動，是阻擋歷史前進、開歷史倒車的反革命運動。二是鄧小平原是反右急先鋒，現在又成了右派的不孝子、不賢孫。在他大量剽竊右派的聲聲含血、字字含淚的各種觀點後，反咬一口說:「反右是正確的，必要的。」你只用看看他關於體制改革的講話，看看有幾句話不是57年右派曾說過的？三是說明，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社會是個甚麼世道？一位沒有劃為右派的明哲保身老教授教訓我:「你認為是真理，在心裏相信就可以啦，何必說出口呢？有一張大字報是反對蘇聯侵佔中國大片領土和抗戰結束進入東北大肆姦淫擄掠的。我何嚐不知道？但我就是不簽名，結果簽名的30位師生都劃了右派！我為甚麼不簽名？堅持真理是要付出代價的呀！要批你！要鬥你！要你入監！要用火燒死你！即便我有勇氣付出這樣的代價，我的妻子，我的兒女，我的兄弟姐妹，我的老爹老娘也決不答應！中國啊，人心世道！不光你一人，還要株連一大堆啊，何止十族！」所以，在我對「犬儒主義」反對之餘，也常想:是不是應該首先考慮消滅（除了消滅，斷無它途）那個讓人們只要堅持說出哪怕是一句只是政治常識性的真話，就必須得堅持「下定決心，不怕犧牲」的社會呢？這個社會除了毛澤東思想的光焰無際外，任何別的思想光焰，恐怕只能從專政機關的判決書及其證詞中挖掘！
人民日報，7月19日專門發社論《黨不能發號施令嗎？》批駁黃紹竑5月16日所作黨政關係的發言。他實在是很尊重中共的，他說他所以提黨政關係，絕不涉及黨的領導權問題，而是領導方法問題。黨直接向人民和政府發號施令，各地方或機關黨委五人小組在肅反運動中直接處理案件，黨政共同發佈決定，這樣對於動員全國人民完成國家過渡時期總任務是有妨礙的。
這次會上他還談到法制問題：「我們的立法是落後於客觀形勢的需要的。刑法，民法，違警法，公務員懲戒法都尚未制定公佈，經濟方面的法規更不完備，五年計劃快完成了，但是度量衡條例還沒有制定。公務員懲戒法和各機關的組織條例辦事規則是與整風最有密切關係的法規，必須早日制定。」最後談了兩個具體問題，一是受勞動教養的據說有兩萬人，大多數是機關幹部，知識份子，他們既夠不上刑事犯罪，已經教養了一年多，應該定出一個整個的解決辦法，不宜拖下去。另一是有些國民黨人對革命出過一些力，但因歷史的關係被懷疑，判了重罪，希望徹底檢查，無辜的平反，歷史上有罪的應酌情處理。」
1949年4月25日，由毛澤東，朱德簽發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佈告》，「茲特宣佈約法八章，願與我全體人民共同遵守之。」其中第五章宣告：「除怙惡不悛的戰爭罪犯和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屬國民黨中央，省，市，縣各級政府的大小官員，『國大』代表，立法，監察委員，參議員，警察人員，區鎮鄉保甲人員，凡不持槍抵抗，不陰謀破壞者，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虜，不加逮捕，不加侮辱。責成上述人員各安職守，服從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政府的命令，負責保護各機關資財，檔案等，聽候接收處理。這些人員中，凡有一技之長而無嚴重的反動行為或嚴重的劣跡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別錄用。」（見《毛澤東選集》四卷本P。1347）這個約法就是法律。
黃紹竑說的國民黨人是對革命出過力的，都判了重罪，一般的情況之慘就可想而知了。鎮反中，一汽車，一汽車拉出去槍斃的，大多屬於約法中所謂三「不加」的，據說是一共槍殺了500萬反革命分子；而判刑，管制的更是不計其數。這些是明牌。55年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所謂歷史反革命分子，即便無任何「罪惡」，只要是達到某一任職（僅憑記憶，好像是軍隊連級、黨是區分部書記、政是保長、憲兵。。。。。。）便是。肅反運動中凡是符合這樣標準的，皆屬正確；另有斗錯的，朱正先生在《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一書中，通過官方資料推算，錯斗率大致是超過94%。你就可見，肅反成績不是毛澤東說的「九個指頭」；他說的生瘡的、爛掉的即所犯錯誤，倒是佔九個多指頭，成績只佔半個多指頭。毛澤東憑藉著身後的幾百萬「解放軍」和幾百萬「公安局」，就可以大放厥詞，他在上海幹部會議上洋洋得意地說:「我們有許多話他們不聽。所謂不聽，是甚麼人不聽呢？是許多中間人士不聽，特別是右派不聽。中間人士將信將疑。右派根本不聽，許多話我們都給他們講了的，但他們不聽，另外搞一套。比如我們主張『團結___批評——團結』，他們就不聽。我們說肅反成績是主要的，他們又不聽……。」（《毛澤東選集》五卷，446頁）誰聽這些屁話呢？中間派和右派都不聽，唯有左派聽。當然，許多左派也是耳聽心不信的。左派之所以是左派，必須具備的第一個條件就是徹底昧良心。如果你在哪一點上不昧良心，那麼，你在那一點上就不是左派，就有可能栽跟頭。請對證歷史，看是否全是這樣？
12月12日，人民日報公佈了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庭長賈潛的右派言論：「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我們是司法不是司政策。」他打著「法律科學」的幌子販賣舊法觀點，片面強調「有利被告」，「無罪推定」，「自由心證」等主張，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份子減輕或開脫罪責。他們在審理案件時，對於有罪的人首先要求從「無罪」方面來考慮，對於有嚴重罪行的人首先要求從「減輕情節」方面來考慮，對於犯有死罪的人首先要求從「可以不死」方面來考慮。該報12月24日又揭露他說過：「黨對法院工作的領導是通過制度法律來實現的。法律是人民的意志，也是黨的意志，審判員服從了法律，就等於服從了黨的領導。因此，審判員只需服從法律，再不必有甚麼黨的領導了。黨具體過問人民法院審判工作就是違法。「
復旦大學法律系教授楊兆龍在5月9日《新聞日報》發表文章《我國重要法典何以遲遲還不頒布？》，指出:社會主義的建設，並不是單純的物質建設，非物質建設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社會主義的法治和社會主義的民主。其中第三節寫道：「我們過去在立法方面的努力實在跟不上實際的要求。例如，平常與人民的基本權利的保障及一般社會關係的調整最有密切關係的刑法典，民法典，民事訴訟法典等至今還沒有頒布。甚麼是合法的，甚麼是違法的，甚麼不是犯罪，甚麼是犯罪，以及應如何處罰等等，在好多場合，一般人固然無從知道，就是偵查，檢查，審判人員也沒有一明確的標準足資遵循。這就使得我國法律制度的建設，在整個社會主義建設中，變成了最薄弱的一環。上述這些法律的不及時頒布使大家不能於事前在這方面得到應有的教育。因此就發生一些無根據的控告和不應有的錯捕，錯押，錯判的情況。無論在刑事或民事方面都難免使壞人感到無所顧忌，好人感到缺乏保障，因而引起不必要的矛盾。在過去的七，八年中既沒有及時地頒布過一部完整的法典，又沒有設法彌補這個漏洞（如由主管部門頒布一些有系統的條例規程等，使許多事情長期沒有法規可以遵循，因而造成某些混亂現象，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嚴重的事態。這種情況，如果繼續存在下去，很可能成為製造不安與矛盾的一個重要因素。」
他認為，領導上錯誤的指導思想是造成立法進度遲緩的原因。例如，一位高級幹部曾說過，誰主張立法，尤其主張及早系統地立法，就是「歸法」或「六法」觀點，甚至於就是立場有問題。又有人認為，「只要懂得『政策』，有了正確的『立場、觀點、方法』，就可以解決法律問題。』又有人認為如果制定一套完密的法律，難免限制政府機關應付事情的靈活性。楊教授認為這種無明確的法律限制的辦事的「靈活性」有時足以破壞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治，因而影響人民對政府的信仰。
人民日報6月26日載，老記者、九三學社北京分社宣傳部長顧執中的言論:「憲法自1954年通過以後，有的被徹底破壞了，有的有名無實。」「第89條規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經法院決定檢察院批准不受逮捕，而肅反時的行動證明這一條全被破壞了。第87條規定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事實都沒有得到保證。」「集會結社的自由更少，許多人民團體幾乎都是官方包辦。可不可以在有新的民主黨派？憲法沒說不行，但事實卻沒有人敢大膽的做。」「大家都把憲法當做一張紙，通過後也就算了……現在從劉委員長到一般公民誰也不提保護憲法了。這樣下去，把憲法當成了手紙，亂關人、亂捕人、拆（私人）信等等，都可以為所慾為，將來何堪設想？」
人民日報6月29日的社論《再論立場問題》，是專為顧執中的兩句話而寫的:「廣大群眾對於右派份子的態度是堅決的，立場是明確的。他們看了本報在本月八日以來的一系列反擊右派份子的社論，覺得久旱逢甘雨一般地高興，因為這些社論支持了革命的正氣，打擊了反社會主義的斜氣。但是有一部份人的論調卻完全不同。他們看到報紙上的讀者來信、工人座談和反擊右派份子的社論，馬上大驚小怪起來，說甚麼報紙的態度變了呀，恐嚇信值不得小題大作呀，恐嚇信和讀者來信還不知是真是假呀葛佩琦只是態度偏激、儲安平無非是想出語驚人呀，就是反社會主義也不該一棍子打死呀，如此等等。在這類論調中，顧執中先生的兩句話特別有意思:『群眾有些左，<人民日報>又有些右。』這兩句話所以特別有意思，因為其中所說的『群眾』，所說的『左』和『右』意思都同一般人的瞭解截然相反。在這裡真可以說是沒有共同的語言了。」「在顧執中之流看來，甚麼是『群眾』呢？那就是一小撮反群眾的右派份子，還有就是一時分不清是非而跟了右派份子走的少數人；至於起來批判右派份子的人民群眾，那是被取消了稱為『群眾』的資格的。至於甚麼是『左』，甚麼是『右』呢？在顧執中之流看來，儲安平、葛佩琦等人的言論就是『左』，而批駁這些言論就是。『右。』或者叫做『氣量不大』。顧執中接著說的一段話可以作為註腳，有些人『雖然知道大鳴大放不應越出擁護共產黨和建設社會主義這個軌道，但在講話時，控制不住感情，不免有越出軌道的地方。』……那麼，顧執中所說的『控制不住』的『感情』，難道不是指著反社會主義的感情嗎？然而他說這就是『左』！」
是非顛倒，錯作對時對也錯。像其他右的言論一樣，這些法律觀點受到蠻橫無理的糟踏。6月26日，周恩來在一屆人大四次會議作政府工作報告，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們在頒布憲法前後，已經制定了許多重要的法律」——用「事實」批駁了「有些人所說『完全無法可循』」。
10月4日人民日報載，中國政治法律學會理事會副會長吳德峰在中國科學院召開的座談會上發言：「建國以來，我們國家先後頒布了數千件的法規，這些法規，曾經有效地指導和保障了我國各項工作的勝利開展。而右派份子硬不承認這個事實，叫囂甚麼『無法可依』，『有法難依』，那又是甚麼原因呢？原來我們的法律是保護人民，鎮壓反革命分子的，而那些自命為『黃文正』（黃紹竑）和『譚青天』（譚惕吾）所要的卻是壓迫人民，保護反革命的法律，自然，這就難怪他們說甚麼『無法可依』，『有法難依』了。我們應該正告右派份子，你們要求的那種法律在人民的國家裏，是永遠不會有的。」「值得嚴重注意的是，有些右派份子竊據了專政機關的工作崗位，他們不僅到處散播甚麼『無罪推定論』，『審判有利於被告論』以及繁瑣的『證據論』等荒謬的有害的觀點，而且還公然以這些論點作為審理案件的『理論』根據，利用職權，以各種藉口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各種刑事犯罪份子開脫罪責，輕縱罪犯（這種事例在不少地區均已發現）。這種情況不僅說明法學界反右派鬥爭的嚴重性，而且還說明這種鬥爭的更直接、現實的重要意義。」
10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在政法戰線上還有嚴重的鬥爭》：「右派份子為了抗拒我們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還提出了所謂『司法獨立』，『審判獨立』等口號，企圖把司法系統同人民民主專政對立起來。他們說，如果不讓司法獨立就是違反憲法。其實，我們現行的司法審判等制度是完全符合憲法的；倒是右派份子要在我國搬用西方資產階級國家的所謂『三權分立』的做法，這才是真正違反憲法。右派份子自認為只有他們懂得法律，他們自稱『專家』，並且公然說，『現在誰夠條件就由誰來干』。事實證明，他們除了死守住反人民的歸法觀點以外，對於人民的法律根本無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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