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批鬥常香玉

家裡確實是這個紛紛亂世之中的避風港，儘管外面風雲變幻，但父親每天足不出戶，在家看書、睡覺，興致來了就喝兩口小酒。當時單位在火車站附近的一個旅社裡租了間房子當辦事處，每個月頭父親他們都到單位辦事處領工資，日子倒也過得逍遙自在。就這麼著在家裡待了兩個月以後，有父親的鄭州籍工友王××來找父親，二人約好去街上看看熱鬧。

二人剛出家門走到大街上，就看到一個騎自行車的半大孩子，突然停到一個正在走路的中年婦女面前，指著那女人喊道：「我看見她撕了毛主席像！」 那些原本在大街上好好走著的素不相識的行人，一聽此言頓時如同被施了魔法一樣，朝那婦女一擁而上，拳打腳踢，打得她躺在地上口吐鮮血，一邊求饒一邊哭著申辯：「我沒有，我沒有啊……」打累了以後，中邪的人們又恢復了常態四散而去。那個婦女在地上躺了半天，掙扎著站了起來，扶著牆慢慢遠去了。我父親轉身再找那個可惡的半大孩子，可是早已不知去向。

走到德化街，又看到造反派在燒書，各種書籍堆得像小山一樣。我父親愛看書，於是擠過去看到底要燒什麼毒草，發現裡面竟然有一本馬克思的《資本論》，簡直是莫名其妙。一個五大三粗的漢子拎著個塑料桶往書上倒汽油，另一個則點燃個紙捻子扔在書堆上。頓時烈焰熊熊，人類進步的階梯化做縷縷青煙。旁邊則是砸唱片、摔瓷器、燒油畫的，隨著此起彼伏的「砰、砰」、「卡、卡」的響聲，無數珍貴的藝術品成為一堆廢物。

又往前走了一會，碰到了造反派押著天主教徒、修女遊街。鄭州的天主教徒多系窮人，平日裡以養奶牛為生，按理說也都是勞苦大眾。此時的造反派讓他們牽著自己的奶牛示眾，還在他們的脖子上掛個牌子，上面寫四個字：天主教徒。

走到一個單位門前時，已經快中午了。恰好裡面由造反派押出來一批專政對象，脖子上掛著木牌。時值一九六七年盛夏時節，在毒辣的陽光炙烤下大地彷彿要冒煙，把柏油馬路都曬軟了。而那些專政對象，就赤著腳在烤得燙人的柏油路上走著。其中一個三十來歲、清秀的女幹部模樣的人，身上被人糊滿了報紙做的盔甲，胸前掛著兩隻破鞋。

等到父親他們倆走到鄭州市百貨大樓對面的河南省人民劇院門口時，看到門前人山人海。駐足抬頭一看，竟然是在批鬥著名藝術家常香玉和她的丈夫陳憲章！造反派讓他們兩口子站在劇院門廊的平台上（【注】河南省人民劇院建於五十年代，具有俄式建築風格，門口有一排大柱子，柱子頂上是個平台），兩人戴的大高帽足足有兩米高，沒辦法戴穩，只好用手扶著。常香玉胸前掛著一個大木牌，上寫：「大戲霸常香玉」，陳憲章胸前木牌則寫著：「反革命分子陳憲章」。樓下，造反派正忙著焚燒常香玉的戲裝、行頭。今天的那些廉價戲裝，多半是用尼龍綢、塑料片、塑料球製成的；但以前的戲裝非常考究：布料完全用真絲綢，上面閃閃發亮的部分，都是用老鼠的筋或者很細的金線，一針一針繡上去的，價格十分昂貴。那些做工精細的蟒袍、鳳冠、烏紗帽等東西付之一炬，實在令人惋惜。

常香玉是老百姓喜愛的豫劇表演藝術家，她所唱的《花木蘭》、《拷紅》、《斷橋》、《大祭樁》等在河南膾炙人口、雅俗共賞。常香玉是苦出身，而且她非常愛國，抗美援朝時期還曾經捐獻了一架飛機。就這麼一個有口皆碑的優秀藝術家，為什麼要如此對待她？我的父親看著汗如雨下的陳憲章、常香玉夫婦，陷入了沉思。突然，他想明白了——是嫉妒！批鬥常香玉最積極的，就是那些跟她朝夕相處的同事。平時這些人沒有她那樣高的藝術造詣，看到她功成名就，心中妒火中燒，但在正常秩序下也只好忍著。如今碰上文化大革命，這些藝術上無甚成就的半瓶子醋們翻身的機會終於來了。嫉妒就是這樣可怕，比仇恨要可怕得多。

此時已經時值下午，天氣太熱，父親他們二人肚子也餓了，於是又回家去。父親剛到家，就看到我們的鄰居，技校的苗校長他們兩口子面色蒼白地被一群造反派押著從大院裡出來。苗校長夫妻是解放前的地下黨，當時國民黨半夜派人抓他，事先有內線來送信，在國民黨兵來之前，他先在村裡街上朝天放了兩槍，大聲喊道：「鄉親們，我苗××走了！但我還會回來的！我老娘和孩子還在家裡，拜託大家照顧一下，誰要是敢動他們一指頭，休怪我苗××回來以後不客氣！」就這麼一個有傳奇色彩的老革命，也居然成了革命對象，真不知道這算是哪家的革命。不過，那次批鬥苗校長是陪鬥，喊了幾句「打倒走資派的孝子賢孫苗××」之後就把他給放回來了，沒怎麼著他。

採取「文革」的方式解決某些問題倒是來得很快，特別是針對現在各級政府都頭疼的「拆遷」問題。五十年代末鄭州市文化路擴建時，有一家釘子戶特別難說話，好說歹說就是不肯搬走。後來政府給他家蓋了一處新院子、新瓦房，在當時來說標準已經算非常高了，但那家人還是不肯搬走。於是，寬寬的文化路走到他們家那裡就窄了一倍。就這麼著從五十年代末一直拖到文革，一天中午突然來了一隊紅衛兵，二話不說就動手拆房子，半天工夫就把他家夷為平地。可憐那家子人，連傢俱也沒搶救出來。

在鄭州時，我們家住的大雜院隔壁就是一個農業研究所的家屬樓，一樓住著一對科研人員。那家的孩子當時大約二、十三歲，是個兒子，大大的眼睛，雙眼皮，喜歡養小動物。後來他養的一隻兔子可能是被誰偷走了，還在陽台上用粉筆寫了「偷兔賊，不得好死」幾個字。文革開始後不久，那家好長時間見不到人。開始我父親還以為他們回老家了，後來才得知，那家兩口子都被打倒後關牛棚了，留下那個孩子自己獨自在家。一天晚上，那個孩子用電線纏住自己的雙腳，觸電自殺了。父親又經過那棟家屬樓時，看到「偷兔賊，不得好死」那幾個粉筆字依稀還在。

一九六七年新年前後，我父親還見過一回鄭州郊區貧下中農的一次「革命遊行」。那時鄭州郊區的貧下中農都還窮得叮噹響，大冬天的連一件內衣都沒有，人人赤身穿著落滿補丁的破棉襖。那天正是雪後初晴，寒風刺骨。那些貧下中農舉著標語，一個個凍得縮著脖子，渾身哆哆嗦嗦地在街上走著。

八、文革三國誌　

河南省的文化大革命有自己的一個突出特點，那就是從控訴「大躍進」和「信陽事件」搞起來的。在「大躍進」和「糧食關」期間，河南的領導人吳芝圃 「左」得出奇，給河南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老百姓痛在身上、恨在心裡。其實，無論是河南的吳芝圃，四川的李井泉，上海的柯慶施，其「左」得出奇，根源都在上面。上面本來就需要忠實的、不具有任何獨立思考的執行者，敢直言說真話的幹部，如同彭德懷、周小舟之類，在雙輪雙鏵犁事件、反右派、反右傾等一浪接一浪的運動中，早就反掉了。因此河南人從對毛澤東的迷信出發，把那些不堪回首的記憶歸咎於吳芝圃，等河南造反派一起來，就把已調到廣東的吳芝圃給揪了回來，也算是一件大快人心事。

鄭州最早的造反派組織是鄭州大學裡出來的，叫「鄭大聯委」，得到了當時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勳的支持，其頭頭就是在文革時期河南省大名鼎鼎、家喻戶曉的黨言川。「鄭大聯委」聯合了河南全境的大大小小七十多個造反組織，成立了「二七公社派」。劉建勳調走以後，代理省委書記文敏生反對「二七公社派」，一度把黨言川等「二七公社派」頭頭們給抓了起來。文革初期我父親在大興安嶺，對鄭州幾個造反派分分合合的過程不太清楚，也懶得打聽。但人處在那個大背景下每天耳濡目染，也還是略知一二。反正到了一九六七年，鄭州三大造反組織的形勢有點像「三國誌」：二七公社、河南造總、十大總部三足鼎立，後二者在河南省軍區支持下常常聯合起來對付二七公社。當時的鄭州市已被三者攪得地覆天翻、烏煙瘴氣了，經常有武鬥事件發生。特別是一九六七年五月到八月之間，二七公社、十大總部之間武鬥最為頻繁慘烈。

從五月初開始，「十大總部」就派人將「二七公社」的人圍困在一棟大樓內，斷水斷電，日夜攻打。可樓內的「二七公社」的人早就森嚴壁壘，堅守不出。外面「十大總部」的人攻不上去，就用吊車吊了一個火車輪子，硬是把大樓撞塌。一開始讓吊車主司機撞樓，主司機是個老工人，知道這事的份量，於是他拒絕了。 「十大總部」的造反派打了他一頓，並高唱「革命的站出來，誰要是不革命就滾他媽的蛋」，於是他滾蛋了。他的徒弟年輕，革命態度積極，頭腦一熱主動請纓開吊車。攻進去後，把還沒死的找出來一個個用梭鏢扎死，那些人死前還高呼「毛主席萬歲！」「誓死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跟真的要就義似的。

後來「二七公社」死於武鬥的人被自己一方埋葬在鄭州大學校園裡，並立上「革命烈士×××」的墓碑，文革結束之後就被炸掉了。到了一九六七年七月底八月初，隨著武漢「七二○事件」的發生，十大總部的後台「百萬雄師」倒台，中央明確表態支持「二七公社」，形勢迅速明朗化了，「十大總部」作鳥獸散。後來，那個用吊車撞開大樓的吊車司機在「一打三反」中也被找出來槍斃了，我父親在鄭州街頭曾看到過槍斃他的佈告。接著成立了以一些老幹部和「二七公社」、「河造總」頭頭們為骨幹的革委會，局勢漸漸才平靜下來。後來，「二七公社」頭頭之一，國棉六廠「工人赤衛隊」頭頭申茂功在中共「九大」時還被選為中央委員。當時，國棉六廠的工人很是興奮了一陣子，回家後還興致勃勃地說申茂功長、申茂功短，彷彿是他們自己當了中央委員一樣。

雖然「二七公社」 被中央文革定為「造反派」，「十大總部」被定為「保守派」，但在我父親這個冷眼旁觀者眼中，無論「二七公社」也好，「十大總部」也罷，為了證明自己才是真正走「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一派，都犯下不少令人髮指、滅絕人性的罪行，用「打砸搶」形容他們實在是太輕描淡寫、不得要領了。「文化大革命」就是這麼一種運動：它煽動起的，是人性中最醜惡、最陰暗的一面，用「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把社會變成了一個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決鬥場；用偽「崇高」的名義，把人們做壞事時那種良心自責蕩滌得一乾二淨，徹底衝垮了我們這個民族幾千年積累起的道德底線，把當代中國變成了一個毫無誠信、廉恥錯位、冷漠凶殘、無所不為的道德荒漠。如今，文革結束已經快三十年了，我們仍然要為文革的後遺症付出一個又一個慘痛的代價。(待續）(//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