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新聞、反交流、精神分裂、歌舞雜耍……民眾對漫無條理已經見怪不怪、娛樂得麻木不仁……」。這是在說二十一世紀的台灣電視嗎？不，是二十多年前的美國。

讀及這段文字，國人可能有兩種反應。一是倍覺詫異：不是說美國電視新聞很專業嗎？怎麼會在三大電視網寡佔的年代，美國電視就已經是這副德性？二是了然於胸。原因也許又有兩種。

責怪科技的人說，「天下烏鴉一般黑，電視這種形式本質就只能這樣」，往昔的美國、今日的台灣，無足為奇。責怪商業的人說，利潤歸私的競爭動能，早晚逼使業界走向惡質，也就有此表現。二○○七年七月二十七日，美國鳳凰城兩地方電台因搶拍警察追捕逃車的新聞，直升機對撞，四人死亡，只不過是電視的荒謬面向，是新聞界的悲哀也是卑微的註腳。

本書是歷史之作，約有十種語文譯本，脫胎於一九八四年書展講演，經擴充與提煉而成。作者藉由對比印刷閱讀與電視影像，推演主要觀點：「審查令人反感，也必須反抗，但審查的影響卻微不足道；查禁不會嚴重妨害自由；電視顯然笑裡藏刀，它不妨害且還擴大自由；電視經濟製造聳動話題，我們不斷收視，然而卻沒有人禁止我們自娛」。

雖然同屬「媒介環境學」（林文剛教授認為，這個譯詞比媒介生態學，更能傳達media ecology的含意）的重要啟發與援引來源，波茲曼在很多地方與麥克魯漢不相同。假使只是說他「哀悼印刷術時代步入沒落、電視時代蒸蒸日上」，恐怕是錯失了作者的真正意圖。

在本書最後三章，波茲曼所展現的人文與民主啟蒙認知，格外明顯。第一，作者破除了媒介環境學是科技決定論的印象。波茲曼說：「電視節目可以刺激學習興趣」，這就是說，影音圖文各有適宜的寄託形式，人們所要傳達的內容不同，便應當各自尋覓相應的媒介，藉此才能達到最佳表達效果。

然而，如果沒有注意這個最佳結合得有制度配套，那麼情況將要走樣，變成「依循媒體商人指定的方式」，致使生活其間的人走入「娛樂致死」的胡同，無法自拔。個人的遁逃空間將極其有限，群體的開創餘地也見困難。第二，既然要求有制度的配套，那麼，厭惡科技的人，不時作勢或憤怒發言，表示要將電視逐出生活之外（「消滅電視的四大論據」、「關電視機運動」等等），波茲曼也就歉難同意了。「郵差」（作者姓氏的意譯）帶來的是希望、是媒體素養教育努力邁進的方向。

媒體素養與媒體環境學所要導引的媒體批評，大概很難迴避這類問題的探討，乃至於知識澄清與擴散的行動規劃。美國「媒介環境學會」創設第四年、也是波茲曼謝世的二○○三當年，睽違美國七、八十載，有關（特別是電子）傳媒的結構改造運動再告「風起雲湧」。它的動能與成績，尚難高估，可以確知的是，這樣的運動需要波茲曼這樣的書與識見、需要媒介環境學的投入與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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