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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共秘史(7)

第四章特務監視嚴密控制肆行殺戮人人自危
螺山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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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在江西曾發動清除AB團的鬥爭。他疑神疑鬼,懷疑自己的隊伍混進了不少國民黨特務。他把自己臆測的「內奸」叫做AB團。他指揮親信闖入轄下各個組織,拘捕大批軍政幹部,刑訊逼供加以迫害。一九三零年十二月初,毛澤東派李韶九帶領毛共第十二軍的一支部隊去富田肅反,引起共黨第二十軍及江西省委的反抗。共黨江西省委發出《江西省行委緊急通告第九號》,原文較長,今把該《通告》節選幾段於下:

「江西省行委緊急通告第九號」

「人人都知道,毛澤東是一個具有極端個人主義思想的、十分狡猾和背信棄義的人。他的頭腦裡充滿了虛榮的念頭。他通過命令、威脅和一套壓服的辦法,來影響別的同志。他對黨內問題一拿定主意,就很少拿出來在會上進行討論,往往只關心怎麼使他自己的看法得到通過。

「李韶九把隊伍擺在省行委門口,說要找房子宿營。

「士兵們開始全面搜查。他們毀掉所有文件,拿走值錢的東西,這樣一直幹了好幾個鐘頭。

「晚上,同志們受了酷刑。他們就在李韶九、曾山和陳正人面前遭受毒打。李等審問這樣一些問題:『你參加了AB團,究竟招還是不招?你什麼時候加入AB團的?AB團是怎麼組織起來的?策略是什麼?誰是頭子?老實交代。』

「同志們不承認這些指控,李賊就用點燃的煤油燈芯來燒他們,然後又重新審問。

「假如犯人堅強不屈,刑罰的花樣就多了。

「他們除了服罪之外別無他法。他們的指甲被折斷,遍體灼傷,已經既不能動彈又說不出話來了。這就是頭一天的情景。

「第二天,白芳、馬明和周冕的妻子同時被捕。這幫屠夫剝光了她們的衣服,毒打她們,用鋒利的鑽子刺穿她們的手,用點燃的燈芯燒她們的身體和陰部,用小刀割掉她們的乳房。他們野蠻到這種程度,提起來都令人不寒而慄。

「第三天早飯後,士兵們押解二十五人去處決,其中有許多人甚至還未受過審。

「當晚,他們處決了一大批同志。

「顯然,毛澤東是個壞人,是階級鬥爭中的罪人,是布爾什維克的敵人。必須動員全體共產黨員不客氣地打倒他。

「我們向全國共產黨和青年團組織揭露毛澤東的陰謀,動員他們反對毛澤東,為的是不讓他摧毀江西黨組織,不讓他把共產黨變成自己的派別組織,不讓他本人成為黨的皇帝,以致斷送中國革命。」

「江西省委員會」

「1930年12月15日於永陽」

這就是著名的「富田事件」中,中共江西省委發出的《通告》。在這次事件中,毛澤東把自己手下三四百名軍政幹部屠殺了。受株連而被濫殺的達七千人。毛共從江西出逃時,項英曾對彭德懷說:「毛澤東是一個既不能同患難又不能同安樂的人。如果讓他做首領,即使成功也終非國家之福。」彭德懷笑了笑,不以為然。

張國燾和毛澤東在毛兒蓋會議上意見不合,不久分道揚鑣。後經共產國際派林育英去調解,張國燾才率部赴延安。可是毛澤東不信任他,排擠他,奚落他,授意鄧發嚴密監視他。張國燾身處逆境只好默默忍受。可是自從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陳紹禹(王明)奉共產國際之命回到延安後,張國燾在延安就再也待不下去了。

一九三八年初,陳紹禹找張國燾單獨談話。陳問起張另立中央的事。張答:「當時除批評黨中央的政治路線外,也有軍事領導權之爭。」陳說:「亦不盡然,另一個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陳紹禹警告說:「你的四方面軍老部下李特、黃超都是托派。他們在新疆迪化經審問已招認。兩人都被槍決了。」張國燾聽後傷心地說:「李特、黃超是托派,那麼任何人都可被指為托派。」張國燾憤怒地指著王明繼續說,「你把自己的同志當作托派來清除,這豈不是幫助敵人嗎?」陳紹禹見張怒不可遏的樣子,就說:「這件事我們改日再談吧。」陳紹禹便匆匆走了。

這件事給張國燾極大的震撼。他想起了顧順章一家的滅門之禍,想起了黃警魂的下場,想起了李特、黃超的結局。他害怕自己早晚也會被毛澤東或陳紹禹殺害,就尋找逃離延安的機會。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國共兩黨合祭黃帝陵。張國燾作為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參加了祭禮。張在國民黨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蔣鼎文的幫助下到達西安。四月十一日下午七點,張國燾乘火車到達漢口車站時,被陳紹禹及周恩來派李克農帶著武裝人員攔截。李克農強行把張國燾拖進汽車拉回毛共的長江局辦事處。因有國民黨特工人員緊隨張國燾,加上張國燾堅決拒絕在陳紹禹、周恩來安排的地方住宿。李克農連續幾天沒有機會下手殺張。四月十六日,周恩來陪張國燾去武昌見蔣中正。接見結束後,張仍被毛共分子挾持。四月十七日,張國燾乘隙打電話通知國民政府中央情報局戴笠將軍。戴笠即刻派人驅車趕到。張國燾才僥倖逃得性命。

張國燾在國民政府治下做了兩任官職。一九四九年移居台北。翌年移居香港。一九六一年,張國燾應美國肯薩斯大學之約,開始撰寫《我的回憶》。張國燾每月得到兩千元港幣作生活費用。一九六六年,張國燾離開香港遷居加拿大多倫多。他的三個兒子有兩個在那裡工作。從歷史的角度看,張國燾在一九三八年逃離延安實屬明智之舉。否則,他即使過得「延安整風」這一關,也絕對過不了「文化革命」那一關。他也就無法活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日那一天了。

留俄學生中有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稱為「二十八宿」,在共黨內擔任要職。事事秉承「共產國際」的指示。毛澤東派康生、劉少奇、鄧發嚴密監視他們。專抓辮子,專找岔子。指斥他們是「教條主義者」。毛澤東先拉攏張聞天(洛甫)和王稼祥,在遵義會議上發難,放倒秦邦憲(博古)。在延安再踢開張聞天。大權在握後,又把王稼祥擱置一邊。那個牙尖嘴利的陳紹禹是安徽金寨人,一九零四年生。陳於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共,同年秋赴蘇聯入讀莫斯科中山大學,化名馬維奇。一九二六年冬隨莫斯科中山大學副校長米夫來華,在中共黨內任職。一九三一年一月,在米夫的支持下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一九三一年六月下旬出任中共總書記。同年十一月赴蘇,任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到延安。陳紹禹到延安後同毛澤東針鋒相對。毛澤東本來想一槍崩了他。可是又懾於蘇聯主子的權威。因為毛共的乾爹斯大林很信任陳紹禹。毛澤東不敢貿然下手。毛搜索枯腸,終於祭出暗殺這一招。毛授意心腹李富春執行暗殺任務。李富春物色延安醫院的醫生金茂岳,趁陳紹禹得病住院之機下毒。不知是陳紹禹天年未盡呢還是金茂岳的手段不高明,被陳紹禹之妻孟慶樹發覺,立即停止服用金茂岳的藥。陳紹禹被毒得半生半死。一直拖到一九五六年一月,經蘇共出面交涉,陳紹禹才獲准赴蘇聯養病。一九七四年三月,陳紹禹病死於莫斯科。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毛的「三面紅旗」倒了,經濟徹底垮臺,引發大饑荒。全國餓死三千五百萬人。當年和毛一起打天下的將帥也講毛的壞話了。康生等人把監聽到的材料密報毛澤東。毛腹藏殺機,舉起「文化革命」的旗幟,誘騙、慫恿無知的學生充當打手,大肆捕人打人。當年那班同僚被捉去批鬥、遊街,或是囚禁,或是流放,或是折磨致死,被整得七零八落。毛共營壘的所謂「革命同志」,十個有九個是死在毛共黨徒的手上。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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