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中關押的「牛鬼蛇神」，和監獄裏的犯人沒有本質上的區別。我雖然當過「牛鬼蛇神」的組長，但前面已經提到過，我這個組長不同于監獄裏的「監蓋子」。因為有過生物站「烏龜房」那段緣分，1986年我在校園裏邂逅L先生時，他心裏不但沒有任何芥蒂，反而非常高興，彼此說話都是敞開心扉毫無顧忌。L先生對我來進修大不以為然，他說：「你進修有什麼用？你是嫌書念得少，將來想當教授？你睜開眼睛看一看，現在教授還不如擺地攤的！你還不如趁著現在年輕走得動，下海經商多掙點錢將來可以養老用。」
L先生對我說的是他心裏的大實話。自從胡耀邦出任總書記以來，一再強調要尊重知識和知識份子，知識份子在某些人的心目中從過去的「臭老九」似乎一下子被捧上了天。但知識份子的生活待遇並沒有實質上的改變。社會上開始流傳著一句話：「知識份子光著屁股坐花轎。」還有進一步的注解：「研究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說得文明點，叫「腦體倒掛」。
L先生被調到了南開大學「分子生物研究所」工作。我在阜新時，曾經從中央電視臺中不止一次見到有關這個研究所的報導，並且知道它是和加拿大聯手創辦的。我對這個從名詞上看頗為先進的研究所感到興趣，就問L先生這個研究所在研究些什麼課題。誰料他一下子就掃了我的興：「還能研究出什麼！大家整天研究的是上下左右的關係。現在加拿大也不再來人了。」
L先生在美國拿到碩士學位以後就參加了科研工作，回國時缺了一張博士文憑，因此被定為講師，但拿的工資是講師副教授交叉級工資，也就是講師最高一級、副教授最低一級的工資，每月一百數十元。
一直到文革爆發，從來沒有再給他評定過職稱。不過因為是單身一人，每月有一百多元的工資生活還是挺不錯的，所以日常用品都是上等貨。現在他是教授了，但工資並沒有上調多少，還是每月一百多元。但現在他已結了婚（愛人可能是護士，工資不高），夫婦兩人育有一個小孩，這個小孩開銷可不少，因此，L先生的經濟狀況遠遠不如文革以前。
在毛澤東去世以後，隨著「四人幫」的垮臺，大陸中國知識份子的政治待遇和社會地位明顯有了改善，但在經濟上還是離不開那個字：窮！我隨便舉一個我所知曉的例子。大連某大學有一位俄語副教授患癌症死了，他在彌留之際表達了自己的最後一個願望；希望在告別人世之前吃一個雞。因為家裏實在太窮，上有老，下有小，他的妻子只好買了一個剔除了雞肉的雞骨架燉湯撫慰他。瀕死的副教授沒有吃到雞肉，但雞骨湯的香味倒是聞到了的，還喝了幾口。
幾乎就在天津八裏台新華書店抓到了偷書者的同時，從北京也傳來了消息：那裏的新華書店也抓到了偷書者，竟然是中國第一塊牌子的北京大學的教師。
中國傳統社會對讀書人向來是尊敬的，因此有「君子竊書不算偷」之戲言。看來，八裏台新華書店也是遵循這個「古訓」的，沒有把偷書者扭送派出所，而是在查明身份以後，悄悄地通知了大學保衛處。是保衛處洩漏了「機密」，一時間在部分人中間傳得沸沸揚揚。南開大學很快就採取了措施。以外文系為例，凡是本系教師購買和其教學有關的參考書，憑購書發票就可以報銷。其他各系也大同小異。北京大學是怎麼處理的我就不知道了。這以後，我再也沒有聽到過大學教師偷書的傳聞了。
我主要是進修人類遺傳學和細胞生物學，但我的身份是英語講師，有點名不副實。但不管什麼學科，大小終算是個講師吧，我這個講師每月工資不到七十元。文革以前，講師最低級工資，當時在六類地區是八十九元。物價升了，工資反而降了。我愛人已升為主治醫師，工資還不如我。我們已經有了一個女孩，兩個人的工資加起來維持一個三口之家的生存是綽綽有餘的，我每月還可以給遠在上海的父母寄些錢去。進修費一千元（比我一整年的工資還要高出不少），還有住宿費，路途往返的火車票，都是公家報銷的。我衣食無憂。但一踏書店的門檻，面對書架上琳琅滿目的各種圖書，我立即感到囊中羞澀，想買而又不敢買。幸好我有一個曾經一起勞改過的難友，就是前面不止一次提到過的「現行反革命」張長蔭，他的愛人很能幹，也善於交際，知悉我的工資有限，便主動為我聯繫了一份副業，建議我去一家副食品商店當守夜人，報酬是每夜一元錢。
這家商店就在校門口不遠的一條馬路邊上，離八裏台新華書店很近。店裏有一間十平方米左右的值班室，裏面放著一張單人床，一張桌子，一把椅子。桌子上有一台電話機。值班室和擺放各種商品貨物的商店隔著一扇門。這扇門在營業員下班以後是上鎖的，防止守夜人擅自進入商店拿東西。但從值班室可以看見店裏擺放的各種貨物。經理給了我一個電話號碼。我的任務是如果發現有歹徒到店裏偷盜，就用這個電話號碼向附近警方報案。對我這個守夜人沒有別的其他要求。經理告訴我，這裏從來沒有發生過失竊事件。晚上設一個人守夜，是上級公司的要求，必須執行。逢年過節，上級公司往往要打一個電話來查詢，看看是否有人守夜。平時也偶爾來一兩次電話查詢。上級公司的查詢電話一般都是在晚上十一時以前。
「到了十一點鐘，你可以放心地睡覺了。」經理如是說。
「張老師很用功，每天晚上都要看書到十一點。」介紹人，也就是張長蔭的愛人，立馬給經理吃了一顆定心丸。
為了照顧我這個「讀書人」，經理同意介紹人的要求，把床上原有的公家被褥撤了，允許我睡自己的被褥。
從這天起，我每天略微提前一些去食堂吃晚飯，六點鐘趕到商店值班室，等到第二天早晨六點店裏來人時離開。晚上我獨自一人呆在值班室覺得很安靜。我在那裏看書、睡覺，外加早晨洗臉、刷牙。開始我很滿意。但漸漸地有點厭倦了。天天值夜，妨礙了我和朋友之間的交往。我幹了兩個月就辭掉了這份美差。雖然只有短短的兩個月，但在我的人生經歷中又多了一項新的內容。工農商學兵，除了兵，每一行我都沾過邊了。
我一共拿到六十一元報酬。有了這六十一元錢，我的底氣似乎就比以前足多了。一次偶然的機會，我發現校圖書館一樓大廳正在出售英文版圖書的影印本。我當仁不讓地湊上前去看個究竟。經過一番搜索，我買了《韋氏大詞典》（上、下冊）、《牛津高級詞典》和四卷《二十世紀世界文學百科全書》。我手裏提著沉甸甸的書，心裏非常開心。這些書現在就陳列在我的書架上。如果我不當守夜人，我見了這些工具書（雖然是影印的）就只能是止步不前，望著洋文興歎！
我於1982年「五一」節結婚，按中國人的傳統說法，我已經四十六歲了。我的妻子是一位婦產科醫生，比我小八歲。第二年，我們生了一個女兒。儘管我對妻子是忠誠的，但我不是一個體貼的丈夫。我也不是一個好父親。我的大部分時間都用於工作和學習。有一天，我的妻子對我抱怨說：「你的家到底在哪兒？我看你的家是在圖書館，不在這兒。你應該去那兒過夜。」
原諒我吧，親愛的！你的丈夫是一個曾經被命運遺棄多年的人，他必須加倍地努力，儘量彌補失去的時光。哦，我可憐的女兒：你是不幸的，因為你母親在醫院值夜班的時候，你的父親不能陪著你玩。
我在1984年冬天調到阜新煤炭職工醫學專科學校，即現在的工作單位。1986年8月我去南開大學進修一年。這一年是緊張的，也是充實的。每天六時起床，晚上有時候熬到十二點。我聽了很多門課，甚至慕名到社會學系博士研究生班去旁聽，因而認識了當代美國著名社會學家Richard Hall和他的夫人。Hall教授是來華作短期講學的，在第一次正式開講之前，首先贈送每人一支刻有標記的圓珠筆作為紀念。聽他課的一共有十三人，其中以我年紀最大，遙遙領先于未來的博士們。我坐的位置也離他的講壇最近。Hall環視他的聽眾，首先走到我的面前贈送紀念品。Hall夫人也上講臺給我們講授「怎樣寫論文？」我去賓館拜訪過Hall夫婦，贈送Hall夫人一張我女兒的照片。Hall夫人向我道謝，說她很喜歡這張照片。後來，他們歸國前夕，她又對我說她很喜歡我女兒的照片，還對我談起自己的孩子，並出示照片。她有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女兒當時正在法國求學。我指著照片說她的女兒漂亮得像電影明星，她聽了很高興。看來天下的婦女是不分國籍的，她們的名字都叫女人——具有母愛天性的女人。
Hall夫人和我同歲，但看上去遠比我年輕。我問Hall夫人：「你看我有多大？」她看出我的心理，並略知我的經歷，便說：「我看你有一百歲。」我對她說：「雖然我看起來比你老得多，但我人老心不老。」
我的話確實是我心聲的反映。
社會學系的江山河先生見我和Hall夫人談得攏，便建議我陪他一起送教授夫婦到北京機場。因為是頭天晚上臨時決定下來的，負責送行的江博士事先沒有為我定好車票，但他要我一百個放心。博士的話果然沒有錯。車站剪票員見我陪一對洋人夫婦，未及查票便放行了。我們登上車廂剛坐下不久，列車員就過來沏茶，茶杯和茶葉都是車廂免費提供的。我聲明要補票。但列車員卻看來滿不在乎。後來我又招呼了好幾次，這才為我辦了補票手續。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軟席。我沒有買票而剪票員卻給我開綠燈，當時我心裏確實是高興的，但事後回想起來，作為一個中國人，心頭漾起一縷恬淡的悲哀……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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