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霓虹燈下的哨兵
　　
　　　　一九五三年以後，我父親隨部隊先後移防廣州、武漢等大城市，成了一名“霓虹燈下的哨兵”。他們剛到廣州時，廣州附近的反革命分子尚未完全肅清，上街時需要配槍。而一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匪徒，經常埋伏在城郊的甘蔗地裡，謀殺單個外出的解放軍戰士並搶奪武器。匪徒們一般採取的作案方式是：從背後串出用鐮刀割斷喉嚨，殺人搶槍後就逃走，等到屍體被發現時也不知道是誰幹的。在接連發生了幾次針對單個戰士的謀殺搶槍事件以後，部隊裡有了命令：不允許戰士單獨到郊外去；如果需要執行任務，必須三人以上同行。

　　　　在漢口時父親住在漢口鄱陽路一帶，辦公地點就在江漢路上一座原銀行的大樓內。父親在武漢期間，恰逢一九五四年長江流域大洪水。從四月份開始到秋初幾乎天天下雨，以至於父親對武漢這個“火爐”城市完全沒有熱的印象。在夏季連下幾場暴雨後，長江水位超過了漢口地面好幾米，比歷史最高的一九三一年還要高一米多。當時叔叔放了暑假，從河南來武漢找父親和大伯玩，火車到了孝感以後，前面幾十公裡的鐵路、田野全都淪為澤國，只得坐輪船到漢口。那時武漢的長江大堤還是土制的，被洪水浸泡久了存在垮堤危險，我父親作為一名軍人，兩個月時間裡和戰友們一起，日夜守護在大堤上排查險情。由於上遊分洪措施得力，到了那年十月洪水退去，漢口和武昌都得以保全。

　　　　當時在這些大城市裡，還殘存著舞廳、夜總會等“資產階級醉生夢死的場所”。有一次父親跟隨一位首長逛街，這首長是農民出身，進城不久，對大城市有一種強烈的好奇心，因此走進到一個夜總會裡。穿著公安部隊軍裝的他們一進入夜總會就引起了驚慌：舞也不跳了，歌女也不唱了，樂隊也停止了演奏，都老老實實地低著頭一動不動。首長見狀，連忙小聲對父親說：走吧，人家都怕咱們呢！

　　　　漸漸地交誼舞開始流行起來，全國上至中南海、人民大會堂，下至機關、學校、部隊，到處都在辦舞會。剛剛進城沒多久的部隊官兵都在學跳舞。父親所在部隊一位首長也迷上了跳舞，由於他的老伴是個“解放腳”（【注】“解放腳”指舊社會婦女纏足，中途放足，因此足部有些畸形），沒辦法跳，於是他就找女文工團員做舞伴。他老伴怕他被狐貍精迷住了，就私下找到父親作探子，每天監視首長和哪個文工團員跳了舞，說了些什麼，有什麼異常情況。

　　　　武漢公安總隊第一任司令員名叫張德發，是個正師級老革命，年紀並不很大。進了城之後，他與一個資本家的小姨子結婚。後來，他逐漸走上了貪贓枉法、官商勾結的道路。張德發最大的罪行，就是不請示上級挪用公款與資本家做生意，結果全賠進去了，“三反”中，被定為“蛻化變質分子”槍斃了。二○○三年，中央電視台放電視劇《江山》，我父親看了以後，對裡面的情節和人物總是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那一段時間，正是大力提倡 “社會主義大家庭”友誼的時期，來自蘇聯、東歐和朝鮮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客人很多，文藝演出接連不斷。我父親喜歡文學藝術，每場必看，在武漢看了蘇聯紅軍亞歷山德羅夫紅旗歌舞團、朝鮮人民軍藝術團、匈牙利歌舞團、波蘭瑪佐夫舍歌舞團（【注】瑪佐夫舍是波蘭地名，位於現波蘭共和國中部地區，該地區以民間舞蹈 “瑪祖卡”聞名於世）、烏克蘭小白樺藝術團和東德警察藝術團的演出。蘇軍紅旗歌舞團是蘇軍藝術水平最高的文藝團體，演出時盛況空前。其演奏的曲目中，給人印象最深的是《神聖的戰爭》和《太陽落山》這兩首歌。當時父親有一位戰友，看完演出後激動不已，說聽這兩首歌時“渾身起雞皮疙瘩”，父親聽後大笑：“起雞皮疙瘩可是個貶義詞啊。”那位戰友連忙爭辯，說：“哪裡呀，我這是激動，從來沒聽過這麼震撼人心的歌！”朝鮮人民軍藝術團水平則比蘇軍歌舞團差遠了，父親只記住了他們那個報幕員，報幕時嘴裡發出“歐窮空龍……”之類難聽的喉音，演出內容全記不住了。東德警察藝術團來了四個人，當時穿的衣服跟納粹的還有點像，肩章如同銀色的麻花一樣，全是吹銅管樂的。來自貝多芬和巴赫故鄉的藝術家們確實不同凡響，銅管樂吹得如同弦樂一樣柔和，在中國演出了很多場次，當時招待得相當豐盛。可能是因為當時東德正處於戰後重建階段，生活過於艱苦，那四個東德警察後來竟然不想走了，堅決要求到中國的各大城市、大廠礦、甚至農村去做常年巡回演出。

　　　　一九五五年，部隊開始實行軍銜制，父親被評為準尉軍銜，我們家以前曾有一張他當時的照片，穿著嶄新的蘇式軍服，胸前別著紀念章，顯得英姿勃勃。可惜後來搬了好幾次家，那張照片找不到了。年輕的父親有文藝的天賦，什麼樂器拿來一學就會，又非常勤奮刻苦，無論鍵盤樂、弦樂都很精通。後來，父親在部隊文工團幹過一段時間，而他的手風琴獨奏《東方紅》還曾經在電台播出。有一年元旦，在武漢璇宮飯店（【注】位於今武漢市漢口江漢路）召開了來華專家聯歡會，部隊派父親他們幾個為來華的蘇聯和其他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家們助興。聯歡會上觥籌交錯、歡聲笑語，一片團結友誼的氣氛。

　　　　在武漢時，我的父親還看了一部西班牙電影《黑帆》，講的是西班牙宗教改革時，新教和舊教之間教派沖突的事情。電影的一些情節至今他還記得清清楚楚：信仰新教的和信仰舊教的勢同水火，各自手挽著手組成隊伍大打出手；抓住“異端”教派的人以後，就把這些人綁在鐵柱上燒成焦碳……看完這部電影以後很久，父親一直想不明白這部電影在講什麼意思：裡面的人都是天主教徒，幹嗎非要爭得你死我活？為什麼一定要用如此殘酷的方式懲罰那些異端？這些疑問困惑了我父親很久，直到十幾年後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他看到電影中的情節在中國各地街頭一點都不走樣地上演時，才恍然大悟。
　　
九、“雙輪雙鏵犁”事件
　　
　　　　雙輪雙鏵犁是五十年代傳入我國的一種新型農具，這種犁有兩個犁鏵、兩個輪子，其特點是這種犁耕過以後，可以犁出互相平行的兩條、比一般犁深得多的溝壟。對比原來使用的單鏵犁、木犁和七寸步犁來說，雙輪雙鏵犁在理論上可以把耕地效率提高不少。這種犁缺點是比較笨重，體積龐大，犁地時需要五、六頭牛才能拖動。因此，雙輪雙鏵犁適用於地塊平整、土壤層比較深的大平原地區，比如說中國東北或者俄羅斯的東歐平原，而不適用於山區或者丘陵地帶。

　　　　按理說，一項新技術發明以後，只要能提高效率，人們自然會喜歡、接受。我國是“七山一水一分田”，大部分耕地處於山區或者丘陵地帶，地塊小、不平坦而且土壤層淺，雙輪雙鏵犁並不適用。因此，多數中國農民並不喜歡用這種犁。一些基層的幹部對當地的情況比較了解，也抵制這種犁。然而，在毛澤東對“雙輪雙鏵犁” 表態之後，全國就開始強制推廣和使用雙輪雙鏵犁。那些抵制“雙輪雙鏵犁”的幹部，卻被指責為“右傾”、“保守”等遭到打擊，有的地方甚至上升到“路線鬥爭”的高度。很多幹部在槍林彈雨中沒有倒下，在糖衣炮彈前沒有倒下，卻栽倒在雙輪雙鏵犁這個“不祥的蛋”面前。

　　　　在各地批判、撤換了反對使用雙輪雙鏵犁幹部們以後，全國工廠日夜加班緊急生產雙輪雙鏵犁，據說數量高達五六百萬套。但是，強扭的瓜不甜，有些地方沒有如此之多的牲口，有的地方土壤不深處就是石頭，因此根本就無法使用雙輪雙鏵犁。於是這些“先進”的犁被束之高閣，然後又被銷毀。“雙輪雙鏵犁”事件不但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費，而且打擊了很大一批實事求是、敢講真話的基層幹部，換上來的都是些一味迎合上面、眼睛朝上不朝下的人，這為“大躍進”期間假話、空話、大話滿天飛，不按客觀規律辦事，埋下了危險的伏筆。

　　　　“雙輪雙鏵犁”事件發生之時，我的父親還在部隊中，在支農時聽說了對抵制“雙輪雙鏵犁”的幹部的批判。當時他就感到困惑：耕地用什麼樣的犁，是農民自己的事情，何必要管起來？為什麼用不用這種犁竟然可以決定一個幹部的命運？這是他第一次對這個制度產生疑惑。因此，多年以後，他仍然對“雙輪雙鏵犁”這個不大不小、早就被人遺忘的事件記憶猶新。
　　　　
十、胎死腹中的肅反運動
　　
　　　　一九五五年冬天，伴隨著“胡風、潘漢年反革命集團”冤獄，一場“肅反”運動突然間迅猛地開展起來，父親所在的公安部隊也未能置身事外。運動剛一開始時，是一些職位比較高、家庭出身不好、個人經歷復雜的軍官被隔離審查；接著審查對象的范圍逐漸擴展，也牽涉到職位低一些的人。起初，我父親被上級指派負責和別人輪流看管一個被隔離審查的校官，那人被審查的原因是曾經被俘過。審查中為了迫使犯人招供，採取了體罰戰術：不準犯人睡覺，只要看到犯人一打盹就大喊大叫把他弄醒；一連幾天不給犯人喝一口水。但尚年少的父親看著那人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樣子，實在於心不忍，於是每次在自己值班時都把自己茶缸裡的水弄一點給他喝，見到犯人睡覺了也不去幹涉，有人來了才慌忙把他叫醒。然而那個犯人實在是太困了，有一天有人來時無論如何也叫不醒，結果被人給發現了。很快，有人檢舉揭發了父親的行為，他自己也被“隔離審查”。

　　　　審查對象越來越多，幾個禁閉室已經放不下了。於是上級專門撥出了一個大院子，把審查對象集中在裡面學習政策，鼓勵互相揭發，還派了一些專職的“管理員”進行監管。我父親的經歷是一清二楚的：解放前還是小孩子，剛解放就參加了解放軍；最大的罪過就是玩忽職守，讓那個犯人喝水睡覺。因此，年輕單純的父親並沒覺得自己會有什麼問題，算是審查對象裡面心態最好的一個了。

　　　　審查對象中，有一個姓袁的助理醫生（【注】部隊裡簡稱“醫助”）跟我父親住在同一間大屋子裡，是一九四七年參軍的。袁醫助是個非常厚道的人，也很有文化，但是家庭成分不好，在上中學的時候還參加過“三民主義青年團”。其實我父親很清楚：國民黨時期政治號召力不高，沒幾個人會寫申請參加三青團，因此往往是由負責審查的國民黨官員指定，一般是看著誰順眼誰就入團，發個表格一登記就算是三青團員了。假如光是這些事情倒還好辦，要命的是袁醫助被隔離審查後，有人為了圖自保積極揭發別人，說曾看到袁醫助保存有國民黨的黨徽。審查人員根據揭發，在袁醫助宿舍裡搜出他保存的一些舊明信片，上面印有國民黨的青天白日黨徽。解放前很多國民黨郵政當局印制的明信片上都有這東西，今天看來保存這些友人通訊的記錄沒什麼大不了的，甚至可以當作珍稀的收藏品。然而，當時特殊的政治氣氛下，保留有前政權的標志物是一項彌天大罪，就是渾身是嘴也說不清楚。於是，袁醫助立即被當作重大反革命嫌疑重點監管。

　　　　由於“人証物証”俱全，對袁醫助“反革命”基本上定了性。但是偵察人員不滿足於此，而是懷疑袁醫助可能建立了地下反動組織，於是繼續深挖，想來個“拔出蘿卜帶出泥”。但袁醫助始終不吐一個字，沒有像有些人那樣亂咬一氣牽連別人。一九五五年冬的一天夜裡，萬念俱灰的袁醫助用一把私藏的手術刀片割斷了自己大腿動脈。第二天清晨管理員來叫醒大家起床上操，叫到袁醫助時沒有人應聲。管理員走上前去掀開被子一看，大叫一聲：“不好，出事了！”我父親當時正凍得哆哆嗦嗦地穿衣服，聽到管理員的驚叫連忙一骨碌爬起來，一邊跑一邊披上軍襖跑到袁醫助床前，看到袁醫助穿著整齊的軍裝，滿被窩的血已經凝固了。由於全身的血已經基本上流盡，人早就又冷又硬，臉色顯得白白。雖然我父親從小經歷抗戰、內戰、鎮反，見過不少奇形怪狀的死人，但是袁醫助的死卻還是給年輕的父親留下了特別深刻而恐怖的印象，半個世紀以後仍歷歷在目。

　　　　就在這個萬分危急的關頭，一九五六年二月，蘇聯共產黨第二十代表大會在莫斯科開幕。在這次大會閉幕前夕，蘇聯領導人尼 ‧謝‧赫魯曉夫做了題為《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這份報告以確鑿無誤的証據，揭露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帶著神一般光環的斯大林鏟除異己、踐踏法制、草菅人命、無法無天的駭人聽聞的內幕。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如同在平靜的水裡投入一塊巨石，頓時在全世界引起了軒然大波。緊接著，蘇共黨報《真理報》刊登了一系列抨擊個人崇拜、揭露斯大林時代血腥歷史、呼喚民主法制的文章和社論，標志著蘇聯進入了“解凍”年代。隨後幾年裡，數以千萬計在斯大林時代橫遭迫害的共產黨員和蘇聯公民被恢復名譽或從集中營釋放。

　　　　當時中國還承認蘇聯是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哥”，因此盡管毛澤東對蘇聯人批判揭露斯大林罪行的做法深為不滿，但從維持“社會主義陣營團結”、繼續取得蘇聯援助的大局出發，只得暫時按捺住心頭的怒火，表面上予以順從。中國的報紙對蘇聯《真理報》批判、揭露斯大林罪行的那些文章全文轉載，對赫魯曉夫與十六個加盟共和國（【注】當時蘇聯加盟共和國除了現在常知的十五個以外，還有一個“芬蘭 ─卡累利阿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後並入俄羅斯聯邦）領導人的談話內容也原樣刊登。蘇共二十大的政治余波影響到了中國，導致來勢洶洶的“肅反”虎頭蛇尾，在無聲無息中嘎然截止。

　　　　一九五六年春季以後，被隔離審查的人們又分批被解除隔離，我父親是最早被解除審查的人之一。令人驚訝的是，昔日被當作準反革命看待的人放出後，又重新回到原來的崗位，該擔任什麼職務還是擔任什麼職務，仿佛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一樣。不過，那個可憐的袁醫助，卻因為自殺而被算做“自絕於人民”了。袁醫助父母雙亡，也沒有結婚，只有一個姐姐是他唯一的親人。袁醫助的姐姐來取骨灰時我父親見了她一面，大概是因為想哭又不敢哭的緣故，臉上露出一種非常古怪的表情。中國的老百姓自從五十年代開始，就被統治者制訂的條條框框一遍又一遍地篩來篩去，生死榮辱全都由高高在上的統治者掌握。可悲的是，這些條條框框並無定型，永不停息，昨天的革命今天也許就是反革命，稍有不慎跑出了這些條條框框，就可能帶來殺身之禍。

　　　　從某種意義上講，是蘇聯共產黨二十大路線、是赫魯曉夫救了父親等一大批無辜的中國人一命，使這些人免於遭到“斯大林大清洗”式的厄運。當時年輕單純的父親尚不清楚政治這趟渾水的深淺，還對赫魯曉夫揭批斯大林的做法有些不理解。後來，隨著閱歷的豐富，他終於漸漸地悟出了自己和其他肅反難友的性命得以保全，全賴蘇聯共產黨、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罪行的揭露。這種敢於自暴家醜的無與倫比的勇氣，起到了敲山震虎之效。從那時起，蘇聯共產黨、赫魯曉夫在父親心目中有了一種特殊的地位。到了六十年代初期中蘇決裂、展開曠日持久的大論戰時，我父親在道義上已經站到了蘇共二十大路線一邊，堅信真理屬於列寧主義的蘇聯共產黨。這種對蘇聯的感情理所當然地影響到了我──這也就是我為什麼會起一個蘇聯名字作為筆名的原因。

　　　　關於一九五五年冬天的這一次“肅反”運動，現在已經很少有人提起。這主要是因為：這次運動胎死腹中，除了類似袁醫助這樣特別不走運的人之外，並沒有如“反右”、“文革”一樣造成很大的危害和打擊面。然而，只有被當成審查對象的人才能切身體會到，當時的氣氛是何等陰森可怕。如果沒有蘇共二十大的召開，把斯大林的下場昭示在毛澤東的面前，一場類似於蘇聯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發生的大屠殺在中國肯定不能避免。按照制度的內在規律，殺便殺了，最好不過幾十年以後恢復名譽。幸運的是，蘇共二十大改變了歷史發展的軌跡，一場大劫難又一次與中國人民擦肩而過。但是“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從此毛澤東念念不忘的就是如何防止出現“中國的赫魯曉夫”。
　　　　
十一、“反社會主義壞分子”
　　
　　　　一九五四年十月，河南省會從開封遷移到鄭州，開封轉為省轄市。省會轉移時，遷走了許多單位和五萬人口。當時開封市才二三十萬人，遷走這麼多人一下子使得開封的市面顯得蕭條起來。開封自古以來都是中原重鎮，從此之後地位日益衰落，直到現在市區也不過八十萬人口，成為一個經濟落後、無足輕重的中小城市。

　　　　雖然父親在半途而廢的“肅反”中幸免於難，但在日益講家庭出身和成分的大氣候下，在公安部隊中是無法呆下去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父親轉業到地方，分配到開封市文化局工作。剛開始待遇還是不錯的，每個月工資四十五塊，在一般工人、幹部中已經算是比較高的了。轉業前後父親認識了他的第一個妻子，不久便戀愛並結婚。

　　　　肅反運動廢止後的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是中國解放後最令人懷念的一年：經濟蒸蒸日上，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政治氣候如陽春三月般溫暖。一開始，毛澤東宣布“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已經結束”，又發表了他著名的《論十大關系》。接著，報紙上連篇累牘地號召“大鳴大放”，要人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嘉勉”，幫助共產黨整風，到處舉行對話、座談會，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這種局面的出現，讓人們覺得中國仿佛要真的走向光明民主的未來。天真的人們欣喜萬分，擁護愛戴共產黨、毛澤東，暢所欲言。誰也沒有料到，在這明媚的春光後面，竟然隱藏著一個彌天陷阱。

　　　　既然黨都號召了，我父親也就積極參加了整風運動。雖然他在一九五五年“肅反”中受到沖擊，但他那點事情實在算不得什麼大不了的，自己還沒有太多思想包袱。而建國後他的所見所聞，對比解放前的經歷，使得他對新中國充滿了希望。不過，當時才二十二歲的他萬萬沒有想到，響應黨的號召還有可能上當受騙。在領導們的一再鼓勵下，他大膽地給上級提了一條意見，涉及的是領導幹部的生活作風問題。他指責一些領導不該進城後當“陳世美”，把以前的糟糠之妻一腳蹬掉，再去找什麼女文工團員、女學生、女職員等等。在解放初期，由於一些幹部常年離開家庭幹革命，對原配妻子感情逐漸淡漠；進城以後眼界開闊，於是紛紛和裹著小腳的、文盲的原配妻子離婚，這是建國初期的一大社會問題。有的時候，被領導看上的年輕女人並不願意嫁給一個跟自己爹媽歲數差不多大的首長；碰到這種情況組織上就反復做工作，用政治前途作為籌碼迫使女方就范。其實，以現在的眼光看這並沒什麼可大驚小怪的，但我父親當時涉世不深，想著既然 “言者無罪”，那麼提出來也沒什麼大不了。

　　　　言者無意，聽者有心，我父親的一位領導恰好屬於這種情況。當我父親的話出口後，這位領導立刻感覺到父親是含沙射影，故而引起了他的不快。在另一次規模更大的座談會上，這個毛頭小伙子又一次提到了這個意見。那個領導本來就感覺父親這是跟自己過不去，此時在大會上又這麼發言，更覺得刺耳。於是，領導就沒好氣地插話說這是幹涉人家的婚姻自由，父親就反駁說這是不道德。兩人你一句我一句誰也不肯讓步，說著說著都越來越激動，開始爭吵起來。最後領導氣得拍了桌子，把茶杯都震倒了，厲聲叫道：“國之杭，你給我閉嘴！”我父親一聽，不但沒閉嘴，反而更生氣了，也狠狠拍了一下桌子回敬道：“現在黨要我們大鳴大放，你這是在壓制群眾，搞一言堂！”那次座談會就這樣不歡而散。後來，那位領導雖對我父親這個才轉業來幾個月的年輕人異常厭惡，無奈當時要整風，卻也只有勉強按捺住內心的憤怒強作歡顏，卻等待機會報復。

　　　　我父親和這位領導的爭執，雙方都有一定責任，又都沒有責任。按照現在人們的觀點來看，人家要找年輕一點的老婆就讓人家找唄，只要不挖自己的牆角你管人家那麼多閑事幹什麼？而那位領導則不應該為了這麼一件小事無限上綱上線，害一個年輕人一輩子。但是，當時處於那麼一種歷史條件下：我父親對共產黨非常信任，自認為響應黨的號召，幫助領導認識自己的錯誤是責無旁貸的事情；而“反右”運動的突如其來，連那個領導自己也不清楚，報復一下這個喜歡胡說八道的年輕人會給他一生造成什麼樣的後果。

　　　　一九五七年夏季，《人民日報》一篇社論《這是為什麼？》突然改變了形勢。這時人們才恍然大悟：原來“大鳴大放”竟然是毛澤東的“陽謀”，為的是“引蛇出洞”。接著，《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和《事情正在起變化》兩篇文章正式宣告了“反右”風暴開始。那些昨天還做出一副和顏悅色、虛心接受批評樣子的領導們一夜之間變了臉色，變得聲色俱厲、殺氣騰騰。在“引蛇出洞”這條毒箭的射殺下，我的父親不幸應聲落馬，被打入另類。那一年他才二十二歲，新婚僅僅四個月。

　　　　父親當時畢竟太年輕，而且他提出的意見也只涉及文化局某些領導幹部生活作風，並不是旗幟鮮明地反對共產黨的，沒有右派言論，因此定個 “右派”似乎又不太夠格。於是在領導的授意下，整他的人又羅織編造了幾條罪名，把他定為“地、富、反、壞、右”五類中的“反社會主義壞分子”，並被判勞教五年，押送農場改造。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在開封市相國寺劇場召開了全市文化系統批鬥宣判大會。隨著主持人一聲厲喝，全市文化系統裡揪出來的右派、壞分子被押上台來接受批鬥，胸前掛著表示各種罪名的木牌。會場上不時爆發出“打倒資產階級右派×××”和“打倒反社會主義壞分子×××”的口號聲，讓被處理的人深刻感受到“專政”的滋味。很多“右派”、“壞分子”早就被高壓壓垮了，不是垂頭喪氣，就是戰戰兢兢。然而我父親始終不服，被押入會場時高昂著頭，哪裡有口號聲他就把憤怒的目光投向哪裡。押送他的幾個人見他如此不老實，就硬拽著他的頭發往下按，讓他低頭認罪。我父親也是火暴脾氣，拼命往上昂頭，於是頭發被人大把大把地拽下來。

　　　　令我父親驚訝的是，批鬥會上表演最積極的人並非父親身邊的同事，而是那些從未謀面的四、五十歲的街道婦女代表。雖然父親跟她們素不相識，然而她們喊口號時那種咬牙切齒的仇恨勁頭，仿佛她們跟這些右派、壞分子有殺父之仇一樣。制度就是這樣使人變得冷漠殘忍，人人為了保全自己，對陷於不幸的人落井下石。父親單位裡的多數同事都是有氣無力地動兩下嘴皮子，實際上他們心裡明白得很，這個二十二歲的小伙子縱有天大本事，也完成不了“反社會主義”的大業。只是當時政治高壓令人生畏，誰也不敢直說罷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後來才知道那些在批鬥會上積極表演的人裡，也有很多在後來的“反右傾”、“四清”、“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一打三反”、“清理階級隊伍”、“清查五一六分子”…….等等一系列沒完沒了的政治運動中被打倒、被專政，其中包括把父親定為“壞分子”的那位領導。

　　　　那時候還喜歡定指標，連“反右”都要完成指標。挖空心思“揭露”別人，成了一些人撈取政治資本往上爬的捷徑。告密不再為人所不齒，而是成為當權者大力提倡的美德。一些單位的領導在開會部署本單位反右時總是說：“××單位才××人就揪出××個右派，咱們單位這麼多人怎麼就揪不出來幾個？可不能落後呀！一定要揭露我們單位的右派分子！”中國的政治運動往往就是這個樣子，就如同擊鼓傳花一樣，每次運動、每個人群裡必須產生一些倒霉蛋，就看鼓聲停息時花落誰家了。在這種情形下，要想不出冤假錯案，那才算咄咄怪事。

　　　　當時大姑在一所高中任教，算是個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自然不能幸免。學校裡也很想再揪出幾個右派，於是出身前朝官僚的大姑自然就成了優先考慮對象。有一段時間，學校領導輪番動員大姑給“黨”提意見，試圖來個請君入甕。然而，大姑自從解放初鎮反時受那一次刺激後，異常厭惡政治，對時事不聞不問；任憑那些領導如何誘導，就是不提一句意見，只是反復說共產黨好，毛主席好，好得不得了，從來沒見過這麼好的黨。誘導者有些著急，試著引誘她上當，就說共產黨即使再好，也不可能沒有一絲一毫的錯誤啊。然而大姑早已森嚴壁壘、滴水不漏，回答說共產黨就是一點兒錯誤都沒有，一點兒缺點都沒有，百分之一百地好。領導見狀，覺得大姑沒有培養前途，也就只得遺憾地作罷。

　　　　不過，雖然大姑沒佔上這個“右派”指標，但這個指標還是沒有浪費。不久後他們學校到上蔡縣支農，每天在公社食堂吃飯。當時公社的公共食堂辦得極差，菜洗得也很不幹淨，菜湯上居然還浮著一層蚜虫。一個老師見狀，說道：“哎呀，這可怎麼喝呀。”另一個剛畢業不久分配到學校的年輕男教師就開了句玩笑，回答道：“吃吧，人多沒好湯，豬多沒好糠。”就這麼一句話，當晚學校就對他開展了批判，兩天後來人把他押走了，定成了右派，罪名是“惡毒攻擊三面紅旗”。

　　　　“反右”運動是建國後第一次全民性的政治迫害事件，而且是採取誘騙的卑鄙方式進行的，全國五十五萬人，多數是一些敢於直言的知識分子，成為這場運動的犧牲品。此後的二十多年裡，這些人受盡磨難與歧視，大好年華與才幹白白浪費。即便是那些沒有被“反右”運動觸及的人，看到所謂“右派”們的可悲下場，或嚇得噤若寒蟬、三緘其口，或一味曲意逢迎、歌功頌德。從此之後的許多年間，只要是毛澤東下的指示，各級幹部們下的指示，無論對與錯，所得到都是一片叫好之聲，鮮有反對意見。明白了這一點，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隨後“大躍進”中，全國到處都會發生諸如“畝產萬斤”之類的荒唐事。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共在通過《關於建國以來若幹重大歷史問題的決議》時，雖然給大部分“右派”平反，仍然強調： “反右”是必要的，只是後來擴大化了。為了証明“反右”是“必要的”，還保留了幾個“右派”不予平反。但我不這麼看。我認為“反右”不僅是毫無必要，而且是中國走向災難的主要原因之一。人民有對國家形勢自由發表見解的權利，也有對執政黨進行監督與批評的權利。掌握了國家機器無產階級政黨缺乏監督與批評，必然會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脫離群眾，壓制群眾，形成官僚既得利益階層。從“右派”中最“猖狂”的言論來看，也無非是要求實行政治民主和言論自由，這又有什麼不對呢？總而言之，我認為“反右”一無是處，給中國政治的進步和民眾的道德水準帶來了長期的、消極的影響。
　　
十二、“洋勞改”
　　
　　　　在宣判大會結束之後，父親他們一行被押送到開封市拘留所，與一百來個小偷、流氓等刑事犯一同關押了幾天。之後，父親被武裝押運到一個農場，分配到河南省杞縣縣城東約十幾裡的一個叫曹屯的村子，和刑事犯一起勞動改造。

　　　　父親最初服刑的農場原本是關押刑事勞改犯的。別小看這些刑事勞改犯，當時都有統一的灰色制服，到了冬天每人還發一副風鏡、一副護耳、一條圍巾、一頂棉帽。看文藝演出時，這些戴風鏡、紮圍巾的勞改犯都排成整齊的隊伍，喊著“一二一”的口號入場，比起附近農村衣衫襤褸的農民來，這些勞改犯真算養尊處優了。所以，當地農民有句順口溜：“要想，當勞改”（【注】“”是河南方言，意思是神氣）。

　　　　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後，這個農場漸漸變成了關押犯政治錯誤的機關幹部、右派的地方，其他刑事勞改犯都分批轉移了。來這裡的大都是“右派”、“壞分子”，大家觀點相近且同命相憐，因此氣氛反而比外面寬鬆一些。根據政策，類似父親這樣的“犯人”不穿勞改服、不沒收個人財物。當地的老百姓看到穿灰色勞改服的刑事犯中混雜著這些穿皮鞋中山裝（甚至還有西服）、戴眼鏡手表的“勞改犯”，都覺得很稀罕，於是稱呼他們叫“洋勞改”。在我父親進勞改營的頭一年多時間裡，由於刑事犯還沒有轉移完畢，有警察看管；一九五八年底，刑事犯轉移完畢之後看守就取消了，並且還有一定的人身自由。

　　　　父親的第一任妻子是一名幹部，人長得並不好看，眼睛特別近視。但新婚的父親非常愛她，特別是在自己身處逆境時更希望得到她的鼓勵和支持。剛到勞改農場時，父親還每日巴望著能夠收到她的來信。在父親服刑後她又等了兩年時間，但終究還是抵擋不住其家庭和社會的壓力，於一九五九年的一天給父親送來了一紙離婚通知書。我父親當時早已萬念俱灰，沒有爭辯一句就在離婚通知書上簽了字。後來又得到消息，她改嫁給了當時最為吃香的地質隊員。雖然父親的第一位妻子在父親最需要幫助的時候離他而去，但令我奇怪的是父親這幾十年從來沒有在背後說過她一句壞話；偶爾提起這段經歷，也只是說那是形勢所迫，怨不得她。

　　　　剛到勞改農場的最初兩年裡，我父親受到政治和家庭的雙重打擊，情緒一度相當沮喪，內心還對自己遭受的不公待遇憤憤不平。但時間長了，轉身看看周圍犯人的身份，不是前縣長、前縣委書記、前組織部長，就是前大學教授、歸國華僑之類的人物。於是他心想：連幾十年的老革命都不能幸免，自己這點事、這“身份”又算得了什麼呢？這麼一對比，父親的心情反而寬慰了許多。刑事犯轉移後看管得鬆了，獲得一些自由以後，我父親還被吸收參加勞改農場的豫劇團，在裡面拉二胡，經常深入到農村、廠礦去演出，人們都還以禮相待。

　　　　即便是身在勞改營裡，他們這些“洋勞改”還是被當作幹部來看待。假如哪個“洋勞改”在裡面犯了錯誤，管教幹部找他們談心時都是這樣批評教育他們：“你作為一名幹部，怎麼能這樣做呢？將來回去了，這樣也是要犯錯誤的。” 正因為如此，很多“洋勞改”還滿懷希望，總是認為自己是被“誤會”了，別人才是真“右派”。因此，也就出現了一些“一貫進步”的人，經常像老馬列一樣對別人的錯誤認識進行批判；還向管教幹部打小報告，匯報別人的言行和思想動態。特別是一些政治方向沒錯，在生活作風問題上栽了跟頭的人更是如此。

　　　　前某地委組織部的陳部長就是這種“一貫進步”的人。陳部長三十多歲，英俊倜儻，文化程度也高，原本也算春風得意。當時，有一位在機關裡工作的女幹部，是上級老領導進城後新找的老婆，也是年輕漂亮有文化，跟那個年長自己二、三十歲的老男人自然沒有共同語言。這位女幹部想入黨，就經常跟陳部長談心。幹柴遇到烈火，陳部長幫助人家進步，結果自己沒把握好，幫著幫著就幫到床上去了，東窗事發後栽了大跟頭，當上了“洋勞改”。陳部長進了勞改營以後，對自己以前一時沖動懊悔不已，改造特別積極，每天找管教幹部匯報思想，一貫說進步話，辦進步事。

　　　　有一次一位華僑收到了家中寄來的包裹，裡面有香煙、點心，還有匯款單。那華僑很高興，就把香煙和點心分給大家。正在大家嘻嘻哈哈地分享食品和香煙時，陳部長進來了，見狀一臉嚴肅地教育大家道：“你們怎麼能夠這樣呢？嘻嘻哈哈地一點也不成體統，有時間開玩笑，卻不主動政治學習，這樣怎麼能夠改正錯誤、重新做人呢？”接著又教育那華僑：“我早就注意到你，一直不肯放棄腐朽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不肯認真地進行改造，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傾向，我勸你要懸崖勒馬啊！”陳部長這一番進步話，弄得大家頓時倒了胃口，誰也不出聲了。我父親對陳部長這個人早就看在眼裡、煩在心上，於是忍不住從床上翻身起來對他說：“你以為你是誰呀？還是組織部長？你得明白你跟我們一樣，都是 ‘洋勞改’！”正在像大領導那樣訓話的陳部長做夢都沒想到，自己竟會遭到這個平時不言不語的小伙子的這番奚落，頓時愣在那裡了。（待續）(//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