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日記(147)
1945年2月26日
召開黨的七大的決定,使人們的感情激動起來了。大家又圍著王明、楊尚昆、王稼祥和洛甫鬧騰開了。照例是在全上公開譴責一番,或在背地裡罵上一通。
王明被直截了當地稱為“右傾機會主義份子”。這種看法已成定論。大家都確信毛挽救了黨,使黨沒有採取王明的“投降國民黨”的路線。“王明是舔蔣介石的靴子的”,人們繞著彎用這樣的話來說他。
國際主義者(洛甫、博古、王明等人)的格言—“忠於民族統一戰線,就是忠於黨的利益”—橫遭誹謗,這個格言現在已被遺忘!毛澤東的領導階層逐漸使大家相信,王明“從1931-1934年以來,一直在黨內培植異己份子。”據說,遠在1931年王明出現在上海時,他就像個大官僚那樣,武斷地決定與黨的命運有關的問題。愚蠢而又可笑,但誰都不能反對,也不會反對!
整風有效地完成了它的任務。甚至王明過去的合作者也開始詆毀他了。例如,楊尚昆說,王明對蔣總司令“推行”了階級投降路線。這話竟出之於楊的口,而楊又豈只是王明過去的一個同志而已。
在上海時期,他們共同執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他們共同反對毛澤東和李立三的機會主義活動。
即將召開的代表大會,使從前的“莫斯科派”成員不得安寧。他們受到誹謗。黨員對他們毫不同情。整風“揭露了這些投降主義者—機會主義者”整風使人人都相信,“幸虧有中共中央主席的英明領導,才使延安的一切都充滿了生機 ”。
在黨的會議上,發言的人沒完沒了地說,“毛澤東同志代表了中國革命的正確方向,他是解放戰爭取得勝利的保證!”
不論是口頭的,還是文字宣傳,都要大家記住:“至於對待馬克思主義,我們必須考慮從中國的現實出發,而不能像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者那樣。”
最可悲的一點是,民族主義被當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富有創造力的表現。這是毛澤東的政治綱領的基礎。我跟陳伯達談過話後,對這一點就確信不疑了。陳是毛的思想傳聲筒。
我確信,代表大會採取同民族主義思想完全一致的路線!
上次,我和毛澤東進行了一次與往常不同的談話。沒喝威士忌,沒喝燒酒,也沒有客人們的喧鬧聲。我們正談到一些瑣事時,毛不知不覺地轉了話題,談到了死亡的問題,談到死亡的不可避免,以及人無法抗拒的無情的命運。在這樣的情況下,最好是聽他一個人講。如果你不聽,他全記在心裡,可是還和和氣氣地,一直等到你走。他喜歡人家聽著。誰有反對意見,他就會很生氣,雖然他不表現出來。他還會客氣地跟你分手,但會把什麼都記住!
他在考慮和談話著人生易逝和流芳百世的問題。想到死亡,他便消沈了。他引述了孔夫子、古代作家和詩人的話,並朗讀了幾段他自己寫的詩,他完全沉浸在這些思想中了。
他變得溫和,同時又很激動。他那雕像似的莊嚴樣子一點痕跡都沒有了。他講話講得很快,用嘶啞的聲音吐出他要強調的話。他揮手叫所有想進屋的人都走開。
他還問我問題,但不等我回答,就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有時好像已經忘記我在旁邊了。
他不耐煩地把手伸到棉襖兜裡摸著,取出一支烟來,點上火,深深地吸了一口,心不在焉地笑著。一支抽完了,又取出一支。他的棉襖掉下一個鈕扣,他氣衝衝地把它踢到一邊。
這以後,他又問問題。很遺憾,我沒聽懂他說的一句古話。他看著我,等我回答。他那雙閃閃發統一編號的濕潤的眼睛,顯露出激動的神情。他不想揭露我的無知。不,他只是自個兒陷入沉思而已。
我能說什麼呢?我聳聳肩膀,承認我不懂,但是,我會懂的,因為我還年輕,還有時間讀點東西。
“但是”,我說,“革命前,我在鄉村學校裡學《聖經》,《聖經》上說,死就是:生於土……歸於土。
毛咧咧嘴,把烟頭扔到地上。
分手時,他突然問我:“你在這裡看中了哪個單身漂亮姑娘了嗎?別害臊。……”我對這問題一笑就過去了。(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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