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 2月18日

任弼時以說教的口吻對我說，“在遵義召開的中共中央全會擴大會議，撤除了領導中的左傾機會主義份子；自1935年1月以來，黨由毛澤東同志領導，他懂得如何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運用於我國革命的實踐。”

顯然，對中共這段說遠又不遠的歷史的一切談話，都是與凖備召開七大有關的。

共產黨的領導在狂熱地進行活動。他們對外國電台就反希特勒聯盟三國首腦（斯大林、羅斯福和丘吉爾）舉行的克里米亞會議所作的報導，和蘇聯新聞處就此問題發表的公報，進行了全面的分析和預測。

毛澤東和我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談話。

他最感興趣的，是蘇聯是否會參與遠東戰爭。我對報紙上公佈的正式公報全文，作了詳盡的敘述。

毛澤東來說，知道蘇聯的意圖是極為重要的。他該同誰去結盟呢？屈從美國，接受蔣介石的計劃，也許好一些？

簡而言之，延安的外交處於十字路口。

毛澤東的所羅門式的決斷就是等待—等到四月中旬再說，在此之前，不作任何重要的政治決策，同時推遲黨代會的召開。

既然美國人不想作出進一步的讓步，那麼，延安必須弄清蘇聯對將於4月13日滿期的對日條約的態度，才能決定對策。

博古在會上說，克里米亞會議一定討論了所有盟國對法西斯日本聯合作戰的事。博古確信，蘇聯政府首腦簽署了一項決定蘇聯在遠東參戰的協定。

博古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他把日本的侵略方針考慮在內了。日本多年來力圖吞並蘇聯的一些地區，僅僅由於蘇軍在斯大林格勒的勝利，才終於使它清醒過來。

博古的觀點，過去是，現在也仍然是國際主義者的觀點。他不由自主地就想到，蘇聯的參戰將有利於被奴役的中國人民。他說出這些想法，期望我也有啥說啥。儘管我很尊敬他，我卻無法告訴他確切的情況。

同樣，我也不能滿足洛甫的好奇心。他認為蘇聯不會對日作戰。洛甫的立場還帶著整風的思想感情的烙印。

中共中央主席就蘇聯軍隊參與遠東戰爭一事，考慮得很多。毛澤東認為，蘇聯元氣大傷，經濟千瘡百孔，人力已經枯竭。

劉少奇用全副精力來準備代表大會的材料。

周恩來若即若離地對我表示親切。他的眼睛總是盯著中共中央主席，對於蘇聯是否可能參加對日戰爭，不發表任何明確的意見。

那個湖南人由於考慮到自己的聲望，發表意見也很小心謹慎。他並不確切知道事態會發生什麼變化，生怕把自己弄得很尷尬(他是不應該也不可能作出錯事來的嘛！)

中共中央主席把作出新的有很大影響的政治決定(首先是對國民黨的關係)，同蘇日中立條約的命運聯繫在一起—要麼訛詐蔣介石，給他施加壓力，為不久的將來打內戰積聚力量；要麼就達成協議，承認重慶當局正確，簽訂美國人所提議的協定草案。

這就是毛不同觀察組斷絕聯繫的原因，儘管他對它已積恨甚深。

朱德、葉劍英和其他軍事領導人相信，蘇聯會宣布廢除對日條約，參與對日作戰。朱德認為，蘇聯不會寬恕日本法西斯在國內戰爭時期的干涉(組織和支持高爾察克運動、幾個白衛軍政府，以及謝苗諾夫運動)，在哈桑湖地區的挑釁，哈勒欣河的血戰，以及1941-1942年的進攻準備。中共軍事領導人堅信蘇聯會參戰的。

總之，中共領導人的意見很分歧。

靈活而不大肆聲張的蘇聯外交，把毛弄糊塗了。他不能不感到，莫斯科不願讓他們知道其重要決定，已有一段時候了。莫斯科的緘默使毛沮喪。他不會看不出這意味著什麼。(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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