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30日訊】(亞洲時報記者馮良3月29日撰文)香港－“胡錦濤時代”的其中一個主要目標就是“構建和諧社會”。其實，他之所以要提出這樣的目標，跟中國社會現正經歷的一連串變動，以及不同的價值和利益在這些變動中出現交鋒不無干係。

胡錦濤在2004年9月舉行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首次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執政理念後，他又在2月19日對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提出“愛國、守法、誠信、知禮”等四項要求。稍後，胡錦濤又對“和諧社會”提出了六項具體的定義，這包括了“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從辯証角度考慮，“和諧社會”的提出，正好是因為中國社會上出現了種種“不和諧”的因素。

中國在經歷了廿多年的市場改革後，特權問題十分突出，腐敗問題一直是百姓關心的首項問題。與此同時，中國的城鄉差距不斷擴大，中國的貧富懸殊問題時刻威脅社會穩定。在這樣的背景下，作為中共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的胡錦濤，實在不能不尋找這些問題的解決方法。

作為鄧小平隔代欽點的接班人，出身並不算“根正苗紅”的胡錦濤，受到第一代共產黨革命家的托負，一定要在維持共產黨領導的大前提下，為中國政府解決刻下面對的問題。他的角色，有點像西方企業的交班，由第一代的創業者把管理權下放至專業的代理人，創業者的家族仍享有權益，但實質的權力則漸漸落入專業的經營者手中。

不過，在這交班的過程中，難免仍有磨合的過程。經過這五十年日子，第一代革命者的家族，已經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團。這些利益集團把他們剩餘下來的權力兌換成利益，通過“圈地”，“圈水”，“收購國有資產”等手法套取或透支經濟上的利益。

與此同時，一批本來不屬於上述的“紅色貴族”的平民，也通過社會上的其他的機會冒起。他們包括私營企業主，跨國企業的管理層。他們的要求跟“紅色貴族”不盡一樣，利益取向也較分散。在他們中間，一些已跟“紅色貴族”合伙，但也有一些維持相對中立的角色，後者對要求社會上出現更透明的制度，更公平的管理，有更為強烈的訴求。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公共政策自不免出現更多的討論。因此，有人建議“人口准入”，也有人提倡“遷徙自由”；有人提出高速發展，也有人高喊“環境保育”。有人主張“和平崛起”，但也有力陳“走出海洋”。有人寫了《狼圖騰》，討論民族精神，也有人寫《遺情書》，把文壇帶入用身體來寫作的自我年代。有人大書“平民的總理”，但也有人懷緬“最後的貴族”；有人為漢武帝歌功頌德，也有人調查中國農民的苦況。

可以肯定的是，在未來的一段日子，在中國會有不同的價值，利益在交鋒。在這種社會條件下，自由派叫板保守派，世界主義可能會挑戰民族主義，蔣彥永可以技術擊倒張文康，孫志剛可以讓公安部部長周永康忙翻天，重慶農民態德明可以讓黃鎮東當場遭總理斥責。

共青團出身，以延續中共執政地位為己任的胡錦濤，選擇了“和諧社會”作為他對上述考題的標準答案。他提出“執政為民”，希望這個答案可以讓既得利益集團有所收斂，也可以讓未有利益者有所盼望，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可以減至最少，但既得利益集團的權力也不至於受影響。

英國大文豪狄更斯的名著《雙城記》有以下的開場白：“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這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人們面前有著各樣事物，人們面前一無所有；人們正在直登天堂，人們正在直下地獄。” 究竟中國在胡錦濤統治下會是“最好的時代”還是“最壞的時代”，大家都希望找出答案。(//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