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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誕歲月 (18)女兒之死

巴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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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23日訊】我做了一個夢:我揹著女兒急急忙忙趕路,女兒握著小拳頭捶打我的肩背,吃吃地笑著。我埋頭走路,任由女兒騎在背上耍鬧,覺得非常舒服。好像走到了家鄉的渡口,兩岸綠竹林綿延十餘里,是我常來玩耍的地方。我慌忙上了渡船,朝河對岸划去,距離岸邊三五丈,渡船就停下不走了。我著急起來,正待去拿撐竿,背上的女兒忽然躍起,我一驚,跟着跳下河去。女兒沒有掉下河,卻落在岸上等待多時的我的母親懷裡,一轉身就不見了。我拼命掙扎向岸邊游去,不料一隻水鬼拉著我的腳,我怒火中燒,叫道:你放不放手?水鬼也叫道:不放不放!我一個翻身,揪住水鬼的頭髮,揮拳就打!

妻子緊緊抱著我,驚慌地叫道:怎麼啦?你怎麼啦?我醒了過來,才知道自己一拳打在妻子頭上,立即抱住妻子的頭,連聲說對不起!

已是深夜三點鐘,再也無法入睡,開燈看看睡在妻子身邊的女兒,微微張嘴,輕輕打鼾,睡得正香。我拉下藍布燈罩,坐在書桌前唯一的一張破舊藤椅裡,點燃了一支發霉的『大重九』,吸了一口,又苦又澀又乾,連忙又把煙頭熄滅。胃又痛了,忍著,無法再忍,就喝一杯熱開水,好像舒服了許多。

今天是星期一。再過三個小時,我還要騎腳踏車,趕到二十公里外的南海縣文化局去上班。我常常和南海縣的幹部一樣,星期六下午提早下班,騎腳踏車回家,中途經過大壢公社的農貿市場,買些蘿蔔青菜,有時還能買到一點小魚小蝦,盡可能給妻子兒女增加一點營養。星期一早晨又騎車去上班。雖然這樣兩頭跑覺得很累,但週末能與家人相聚,這點小小的安慰,旁人是無法體會的。

女兒背部大面積燙傷以後,由于有妻子悉心照料,傷口慢慢地長好了。雖然脊椎骨和胸骨嚴重變形,但原來的癲癇病,好像沒有過去發作得那麼厲害,這又重新點燃了一線希望的火苗。不過,省文藝辦的王副主任還是不肯放過,以『不服從分配』的罪名,又宣佈對妻子停發工資,直到妻子屈服,到南海縣報到,重新分配工作為止。

這當然給妻子、同時也給我造成極大的壓力。我們知道,我們不會屈服,只會堅持『以不變應萬變』的立場。停發妻子的工資,在幹校時已經領教過了。現在有我一份工資(按佛山地區級工資分計算,我的工資從九十多元減為八十多元),一家四口,目前還可以對付,絕對不相信會讓尿盆子憋死。

妻子每天打理兒子去上學,然後把女兒安頓好,鎖上門騎腳踏車去單位上班。雖不發工資,也從不曠工。開頭,單位領導沒有分配她具體工作,時間長了,一些同事就開始向領導反映意見,為妻子說情,才不得不讓妻子去『人防工程』幫忙燒粥。所謂『人防工程』,是文革前夕,毛主席提出『深挖洞,廣積糧,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新口號,全國各地,紛紛挖洞不止。這個有億萬人參加的大工程,就叫『人民防空工程』。就我所知,光孝寺大院內,距離我的住家不到百步,就有一個大規模的『人防工程』,由專業工程隊施工,十年以後,這個地洞已經建成『不知深淺』的地道。據此推測,廣州市地下恐怕是一個蛛網般的地道網。妻子單位的工程規模不大,由幹部職工輪流挖,每天十幾二十人進洞,下午三點鐘左右吃一頓粥。妻子的工作就是燒粥,但還是不發工資。

我對妻子說:讓你燒粥你就燒,不給工資也燒!我在幹校不也當過灶王爺麼!

當時的廣州,地下地上都異常熱鬧。地下熱鬧就是挖地洞,從大機關到各團體、各區、各街道,都有挖洞的任務。我的兒子非正規地讀了兩年高中,就草草畢業了,叫『教育革命,縮短學制』。大學取消統考,改為由各單位推薦『工農兵學員』,大學的入學名額,全掌握在各地第一把手的手裡。我兒子就失去上大學的機會,唯一的出路就是『上山下鄉』,只因街道辦事處認為我兒子有個殘廢的妹妹,算作『獨生子女』,按政策可以不必下鄉當農民,就被分配去街道衛生院工作,上班以後,先挖半年地洞,才有資格去當學徒。

地上熱鬧,就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整個社會折騰了將近十年,學校無法正常運作,積壓下來的中學和大學畢業生,人數達幾千萬,無法就業,成為社會無法承受的負擔。於是,就出來一條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就掀起一場新的政治運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各級成立了『知青辦』,軟硬兼施,收效不大。許多青年冒著生命危險逃亡香港、澳門,一些青年女子當街叫罵:『就是當一輩子老姑婆,也絕不踏出廣州一步!』農民的反應也很冷淡:『自己還吃不飽,又多一雙筷子來爭飯吃!』

在這樣動蕩的形勢下,又繼續掀起一個全面的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按照省革委會領導的部署,文藝辦組成了一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工作團』,到增城縣農村去開展『教育工作』。妻子單位的領導規劃徵求工作團成員,問到妻子時,妻子反問道:『發不發工資?』回答是肯定的。於是,妻子領了工資,請了一位保姆,安排好女兒的生活,就隨工作團到增城縣去了。

我依然是每個週末回廣州一次,兒子在衛生院跟班學習中藥配劑,一天八小時就在五尺長的中藥櫃前來回轉,用糎秤配藥。他說工作不算繁重,就是在櫃檯間來回走,一天起碼要走十公里,累倒是不覺得累,枯燥一些。我安慰他,先熟悉中藥,將來有機會再學中醫。女兒有保姆照料,不必我過多操心。有時病了,我就得陪她上醫院,看病、取藥,安排妥了,才能去南海上班。有一次,女兒發高燒,醫生給她打了針也不退燒,就將女兒送入病房觀察。我和保姆輪流看護,白天是保姆到醫院照料,夜裡由我接班。一連三天,打針吃藥,還是不能退燒。

醫生懷疑女兒得了腦膜炎,說要抽取女兒的腦脊液進行檢查。我不同意。我對醫生說:我的女兒已經患了嚴重癲癇病,如果再得腦膜炎,還有醫療價值嗎?如果不是腦膜炎,抽取腦脊液,對她已經受損傷的大腦,無疑再一次傷害。醫生沒辦法說服我,只好同意讓女兒出院。

回到家裡,我到中藥店買了五元犀牛角,煮成一碗水,分幾次餵女兒吃了,第二天就退燒了。從此,我對西醫的治療,完全失去信心。

八個月後,妻子的社會主義教育工作團結束,回到家裡,心情相當愉快。她帶回來一小罐橄欖油,說是她的『三同戶』送的。當地沒有花生油,也沒有菜籽油,更沒有豬油和豆油,只能就地取材,把本地生產的烏橄欖粗加工,熬製成餘渣猷存的橄欖油,吃飯時放一點,總比沒有半點油星好。妻子感慨地說,解放二十多年了,農民和土改時期一樣,還是那麼苦。每天生產隊長敲鐘下田開工,農民總是懶洋洋提不起勁頭。心裡著急,有時就連說帶勸,勞動都是為自己能吃飽飯,希望大家能出多一點力。許多人都不出聲,有些婦女偷偷對我說:『同志,你不了解,再賣力也是白幹。』開頭我想不通,後來才慢慢看出一些問題來。比如冬天修水利,前年按公社領導規劃,挖了一條千米長的大水渠,去年就填掉了,今年又在距離不到十丈遠的地方,重新挖一條新水渠。這樣折騰,農民那一點勞動致富的積極性,還能不折騰完了?難怪,有個農民一邊用鋤頭砸碎乾硬的土塊,一邊叫道:萬歲(碎)!萬歲(碎)!萬萬歲(碎)!

我心裡當然明白,增城縣的農民是這樣,南海縣的農民又何嘗不是這樣!

幾近絕望和徬徨,像冬天的濃霧,籠罩一切,人們在喘不過氣的氣氛之下, 艱難地迎來了又驚又喜、又恐又乏的一九七六年。先是周恩來總理『突然』去世,接著是剛剛復出的副總理鄧小平,『突然』被打成匈牙利的納吉。北京城裡正颳起一陣批判『走資派還在走』的風暴,『突然』又傳來唐山大地震的駭人消息。各方人馬紛紛奔赴已被夷為平地的廢墟,搶救傷者,掩埋死者,『突然』又傳來朱總司令默默辭世的噩耗。人們站在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從,『突然』又傳出毛主席與世長辭的新聞。全國正處於一級警戒狀態,『突然』又傳出活捉『四人幫』的奇聞。城市裡的鞭砲幾乎燒光了,農村裡卻連個響屁也沒放。農民最關心的是唐山大地震會不會一震再震?會不會震到廣州?會不會震到佛山?會不會震到南海?人們紛紛在戶外搭起簡易的棚寮,寧願在外面讓蚊子叮,也不願在家裡睡覺。農民還關心年終分配,能得到多少斤口糧,能不能度過明年的春荒?至於甚麼偉人死了,至於『四人幫』還是『五人幫』,都不是老百姓能夠管得了的事。

我依然在南海縣文化局上班,騎著腳踏車,光孝寺大院與南海縣政府機關大院兩頭跑,生活沒有特別的變化,身體卻覺得特別累。胃痛經常發作,十二指腸一梗阻,就嘔吐,無法進食,只好到醫院吊鹽水,打葡萄糖。先前,宣傳部洪副部長很關心我,常常教導說:工作要靠毛澤東思想,生病治療也一樣要靠毛澤東思想。我想:毛澤東思想救不了毛主席自己,還是難免一死,救得了誰呢?現在,洪副部長一樣關心我,對我說:要徹底檢查一下,到底得了甚麼病。縣醫院不行,就到廣州的大醫院去。我知道自己的胃病不是沒有來由的,最早的起因是挨了那一記重重的拳頭,然後是茶山幹校苦役累得胃出血,長期得不到治療和休息,精神壓力過大,病就越來越嚴重了。因此,我就請了假,到廣州的大醫院看病去了。

妻子有些得意,堅持留在廣州終於如願以償。按時上班,按時領工資,下班照料女兒,如此而已。她最大的煩惱是請保姆難,請到好保姆更難。最後的一位保姆六十歲上下,只做了三天,早晨起來就說要走,怎樣勸說都不聽,只好讓她離開。晚飯後,妻子準備了一大盆熱水,要給女兒洗澡,這才發現,女兒身上紅一塊紫一塊,有二十來處掐傷。女兒由保姆帶著睡覺,可能沒睡好,影響了保姆睡眠,欺女兒又聾又啞,就狠狠掐她泄忿。我和妻子都非常傷心,卻也無可奈何。

恰好我在廣州檢查治療胃病,白天妻子去上班,女兒就由我照料。這時,『階級鬥爭』不再提了,人際關係寬鬆了許多,整個社會都需要精神上和物質上的療傷。一些要好的朋友也常登門造訪,關心我和女兒的病。一位朋友知道我需要用靈芝仙草為女兒治病,趁假期回四川老家探親時,費了好大的轉折,向一位從西藏轉業內地的軍官,求得一朵靈芝,帶來廣州送給我。還有一位朋友,老家粵西,說他們鄉下有一種偏方,用青魚的膽汁可以治療癲癇。可惜女兒的體質已經非常虛弱,縱有神醫妙藥也無濟於事了。

有一天,歌舞劇院的女舞蹈家陳轀儀找上門來,喜孜孜地對我說:『幸好英明領袖華主席領導,打倒了『四人幫』,我五十年代創作上演的歌舞節目《娶新娘》,才有可能重見天日。在重新上演之前,請你改一改歌詞。』我沉吟片刻,才說:『《娶新娘》是表現潮汕漁區婚嫁風俗的歌舞,舞蹈優美,歌曲動聽,也是廣大觀眾喜愛的節目,似乎與英明領袖關係不大。如果將來又有新的領袖上台,是不是又要再改一次?』舞蹈家聽罷,默想了許久,豁然開朗,連聲『有道理有道理』。此後,我出席了省文藝界代表大會和一些專題座談會,有機會發言,就會表明我的一個觀點:文學藝術和政治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領域,不能混為一談。由於這個觀點,在我重新回到廣州工作以後,又惹了一些麻煩。

女兒已經沒有力氣站起來,整天躺著,連稀粥也吃得很少。有時我抱她起床小便,她深皺眉頭,樣子很痛苦,我又輕輕放她躺回床上去。有一次,我發現女兒喉嚨處皮下有個黃豆大小的紅色斑點,暗自思忖,可能是內出血,女兒的日子不會太長了。妻子給女兒抹澡時,也發現她身上有一些紅色斑點。我和妻子心裡都明白,只是不願意說出來。那一天早上,妻子將女兒抱了起來,準備餵她吃粥。忽然妻子叫我:『你過來看看,女兒不行了!』我連忙過去,見女兒躺在媽媽懷裡,腦袋低垂,沒有呼吸,也沒有脈搏,手腳還有溫度。我幫著妻子將女兒安放回床上去,妻子沒有哭出聲來,但淚水如注。兒子也立即過來,叫我們守著,他奔去衛生院請來一位醫生,摸摸脈搏,試試鼻息,再用電筒照了照女兒的瞳孔,說一聲『節哀順變』,就走了。

我和妻子心傷意亂,手腳無措。幸虧兒子非常得力,跑回衛生院打電話與有關喪葬的單位聯絡,不到中午,女兒就被抬出門外,上車走了。接著安排女兒火化和安放骨灰盒等事宜,全由兒子一一辦妥。我非常感謝兒子,他把妹妹的後事辦得如此周到妥貼。這一天正是一九七九年六月一日。

女兒終於走了,我心裡留下無盡的悲傷和內疚。女兒與人民公社同年同月生,大辦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的時候還不會吃飯,開始會吃飯的時候,食堂又徹底斷炊。有一句順口溜:『出生就挨餓,上學就停課』,說的就是女兒這一代。我的女兒,正是最早挨餓的一批孩子中的一個。我有能力讓女兒出生,卻面對女兒挨餓而束手無策,我還有甚麼資格當父親!女兒半周歲就開始挨餓,滿周歲開始發病,身體非常虛弱,但還是用稚嫩的嗓音,喊出了人世間最美麗、最甜蜜的話語:『爸爸!媽媽!』沒想到,如此動人的親情呼喚,竟成為絕響。以後的二十年,女兒就掉下了悲慘的深淵,她生命的每分每秒,沒有快樂,只有苦難。

我從火葬場的靈堂裡,將女兒的骨灰盒捧了回來,安放在自己那張破舊的書桌上,並寫下了一首七律,以寄託我無盡的哀思,也永遠紀念那一段不堪回首的歲月。詩云:難死難埋骨肉癡,二十一載勤操持。經年猶聞咿呀語,曠日忍見舞蹈姿。親情呼喊成絕響,陰陽相隔受鞭笞。六月一日兒童節,恨不陪汝赴瑤池。

十年後的那個風雲四起的春天,我終於有了一個機會,將女兒的骨灰安葬在白雲山深處一片漫坡上,旁邊栽下一棵鳳尾葵。女兒,安息吧。

9/16/03(//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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