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1日訊】說軍代表向我下毒手，有點危言聳聽，卻非不實之詞。
一九七二年元旦，我和炊事班的同仁，想出一些辦法，銳意辦好伙食。其中一項主要措施，就是『招賢』。我們深信：辦好伙食，必須依靠大家﹔辦好伙食，必須廣納能人。只要有一技之長，會炸油條，會蒸饅頭，會磨豆漿，會烹小鮮，會做白斬雞，會燒掛爐鴨，會製作脆皮烤豬，會製作鹵味糯米大腸，等等等等，我們精心做好安排，每天都有『主廚』，炊事班的同仁只唱『 [配角』。果然，我們的伙食面貌大大改觀，全校五七佬無不肚滿意足。
當然，林彪﹑黃永勝的垮台，使軍代表管束幹校的不人道態度，有所收斂，也是不可否認的政治因素﹔幾年來的伙食結餘，又提供了頗為雄厚的財力支持。
幹校的茶園生產勞動，都移交給知識青年。我們搬到附近的沙子背，分別住進我們自己建造的磚瓦房。二百來人，只耕作數十畝水稻和少量菜地，比以前輕鬆多了。大家都有一個信念：幹校遲早要收攤，五七佬遲早要回廣州工作。現在最重要的事，就是吃好睡好，適當做些力所能及的體力勞動，養好身體，準備迎接新的工作。我當然明白，誰都盼望著早日與家人團聚。
我又何曾不是？機會終於來了，省文藝戰線辦公室一口氣下達了近百人的調令，我是其中之一，豈不叫我欣喜若狂？很快我就得到我一家人的『調令』：指定我和我的妻子余健，帶上兒子和女兒，限期到紫金縣革命委員會報到，工作和生活，由當地安排。
當天晚上，我一夜未眠，細細地把幾年來的遭遇，過電影一般在腦子裡過了一遍，深感到軍代表對我極不人道的歧視，最終的目的還是要把我逼上絕路。如果我自願接受『調令』，一家人到『基層』去，將來的一切後果，就全由自己負責了。對軍代表的用心，既然作出了自己的判斷，就不能掉以輕心，草率從事。我的結論是：只能軟磨，不能硬鬥。
我的妻子余健，兩年半前帶著兒子來到茶山。據妻子說，軍代表作出決定，把她們單位（音樂舞蹈專科學校）的五七戰士，合併到茶山文藝幹校來。那時我已『解放』（即解除管制），一家人又可以團聚了，當然高興。因為所屬連隊不同，妻子住她們的集體女宿舍，兒子白天走三公里上茶場中學，夜裡住媽媽連隊的男宿舍，吃飯也不在一個伙房。好在我們都是『自由身』，節假日還可以端著飯在一起吃。後來，說是照顧夫妻生活，我和妻子被安排在一間小小的茅草房裡，架子上墊著稻草，鋪上蓆子就是床，兩張竹凳子，開會吃飯時用得著，再也沒有別的甚麼家具了。這些都無所謂，最叫我和妻子難過的，是我們殘廢的女兒，至今還寄養在親戚家裡。
有一天，廣州的親戚拍來一封電報，說是女兒燙傷了。妻子連忙請假趕回廣州，才知道親戚有時要出門，怕女兒亂走亂動發生意外，就用一條繩子鬆鬆地拴著她。有一次買東西回來，發現女兒倒在地上，旁邊一座小煤爐上原來坐著的一個瓦煲打爛了，煤爐也熄滅了。後來才弄清楚，女兒站的時間長了，以為那煤爐是凳子，就坐了下來，瓦煲破了，一煲子水澆在爐火上，滾燙的蒸氣往上冒，全都讓女兒身上那件棉襖罩著，女兒又不會躲開，整個背部二度燙傷。醫生在給女兒治療處理時，女兒拼命掙扎，但哭不出來。到是妻子，早已疼得泣不成聲了。
我和妻子商量的結果，就由妻子向她們連隊領導請假，留在廣州帶女兒治病。我和兒子繼續留在幹校，一家人又分作兩地。茶山初中並非正規學校，沒有專職教師，學制又縮短為兩年，上課的時間少，勞動的時間多。兒子又喜歡跟著一位開大卡車的五七戰士到處去，我怕耽誤兒子的學業，就抓準了一個機會，送他回廣州去，由妻子安排他在就近一間中學繼續唸書。這樣，又剩下我一人在幹校了。因為不再受隔離審查，行動和通信不必再受限制，又按月照發工資，假期還可回廣州，也就不覺得有甚麼『不便與難堪』了。
這次近百人『重新分配』工作，而不是『恢復』原來的工作，顯然是兩年前那次兩百多人『重新分配』工作的繼續，其中大有文章。所謂『重新分配』工作，實際是文藝界『吐故納新』的一項重大措施。大部份人離開原來的專業，到基層去另行分配工作，學非所用，內行變成外行，即使少數人調回廣州，也不是給你原來的工作。例如，原來管絃樂團的首席提琴手，就『分配』你到粵劇院去當樂隊伴奏。原來是歌舞劇院第一把嗩吶演奏家，就『分配』你到音樂舞蹈專科學校去當音樂教員。為甚麼要這樣『亂點鴛鴦譜』呢？據說是為了淘汰『文藝黑線』的舊勢力，重新建立文藝界『新的階級隊伍』。上一次『吐故納新』能夠比較順利進行，是因為誰都不願意『幹在茶山，死在茶山，埋在茶山』，只要能離開茶山，到哪裡，幹甚麼，就不去管它了。
許多人心裡不服，在揭批林彪﹑黃永勝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時，有意無意地借題發揮，指控所謂『重新分配』工作，實質上是林彪﹑黃永勝『破壞文藝隊伍，分裂文藝隊伍』的大陰謀軍代表明知幹校的五七佬把『軍管』與『林﹑黃』視為一體，只是揭批『林﹑黃』是大前提，想壓又不敢壓，想解釋又無法解釋，十分尷尬。但又不肯認錯，繼續『保持一貫正確』的姿態，再來一次『重新分配』。因此，軍代表與五七佬之間的爭鬥，就處於十分微妙的狀態。
對我一家『重新分配』，貶到紫金縣去，我不置可否，沒有過早地暴露自己的態度。我悄悄地給妻子寫了一封簡短的信，告訴她這一不祥的消息，並表明我堅決抵制的態度。然後就收拾好自己的行李，等幹校開了盛大『歡送會』，狠吃了一頓肉，就隨大隊人馬打道回廣州去了。按規定，必須在期限內，親自到省文藝戰線辦公室領取『組織介紹信』和路費，立即『各奔前程』。我沒有按『規定』辦，而是先回家，好好地先休息了半個月，和妻子商量好對付的辦法，最基本的方針就是『以不變應萬變』：你不來找我，我絕不找你﹔你著急，我絕不著急。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日上午十時左右，我落入一個經過精心策劃的陷阱，被連續折磨了七個小時之後，押離光孝寺大院，投進西村監獄。四年後再回到光孝寺大院，滿地落葉，一派荒涼景象。廣東歌舞劇院的招牌還保留著，只是全院人員和家當，已於兩年半前遷往沙何頂一處新址。只有少數一些歌唱和樂隊演員，劃歸其他單位，不再屬歌舞劇院編制，新單位又不能安排居住，就只好還住在大院裡。現在的大院，一分為二，主體部份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管理，東操場小部份，成為省電影機械廠的工場﹑食堂和部份家屬宿舍。我那只有二十一平方米的住房，現在歸電影機械廠管，每月交五元房租，房子破了由廠方負責修繕。
在大院裡，我這間住房有相當代表性。五○年華南人民文藝學院開辦，教務長楊秋人入住。五六年省文化局新成立的《俱樂部》半月刊編輯部，我是編輯部負責人，這裡又成為我們的辦公室。六○年廣東舞蹈學校開辦，妻子任教務員，我和兩個孩子就住了進來。四個窗戶的鐵欄杆大躍進時全拆去『煉鐵』了，原來相當講究的細格玻璃窗和一扇浮雕油漆木門，已經破舊了。現在妻子又將外間隔開，分出大約三平方米讓十六歲的兒子住。房門外置一座煤球爐，方便做飯燒水。女兒背部大面積燙傷以後，脊椎骨變形彎曲，胸骨塌陷，身子再也無法挺直。屋瓦漏雨，牆壁出現裂痕，門窗破損，女兒傷殘，妻子勞累過度，顯得憔悴。本來好好一個家，竟變得慘不忍睹。
半個月過去了，有一位青年軍人找上門來，說是文藝辦公室領導讓他來了解一下，為甚麼沒有按期到辦公室報到？是不是有甚麼實際問題需要解決？軍人來訪，是意料中事。我立即請他坐下，泡了一杯自製的茶山鐵觀音，然後回答他的提問。首先請他把在房子裡看到的情況，如實向領導報告。然後才闡明我不能接受『重新分配』的理由。我說我不是應屆大學畢業生，不存在由領導『分配』工作的問題。我是現職幹部，和你們現役軍人一樣，都有原來的單位和工作，在茶山幹校走了四年多的『五七道路』，現在要我出來工作，當然是回原單位工作。作為一名幹部，工作崗位當然可以調動。我參加工作二十多年，從閩粵贛邊縱二支隊到潮汕文工團，到《工農兵》半月刊編輯部，到省文化局的《廣東文藝》月刊編輯部，再到廣東歌舞劇院，都是工作需要，又事先徵求過我本人同意，調動手續合法合理，你們文藝辦公室的張副主任，應當了解。再說，我的女兒傷殘成這個樣子，如何能帶她到基層去？請領導設身處地為我想一想。
青年軍人聽完我的意見，答應我一定向領導報告，起身走了。我不擔心青年軍人如何向他的領導報告，我已經做好充份思想準備，我不接受『重新分配』，一定會招惹麻煩，那也只能看一步走一步，見招拆招了，誰叫我就是這樣一個人！
一星期後，我按通知到文藝辦公室去開會，同時到會的還有其他七八位五七佬。辦公室張副主任接見我們，並對我們說：『絕大多數的五七戰士同志們都有很高的覺悟，服從組織分配，已經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崗位。在座各位，都有些實際問題或困難，我們在安排分配工作的時候，考慮得不夠仔細。現在，領導上做出新的決定，要求各位回到幹校去，既要解決認識問題，也要解決實際問題，解決好了再分配工作。去英德茶山的火車票已經買好了，願意走的就在這裡拿火車票。』我立即站起來，拿了一張火車票就離開辦公室。
這位張副主任，就是多年前早已認識的軍區俱樂部主任張大尉。現在大家都稱呼他張部長，估計應該是師級軍官了。幾年不見，臉色更紅，下巴也更長了，笑容似乎也更和藹了，只是說出話來，有一股逼人的寒氣。我知道這裡不是個說理的地方，沒有必要浪費時間和口舌，只表示願意回幹校去，拿了車票就走。我主外，妻子主內。同心同德，步調合拍，外面的事全由我一人擋著，家裡的事全由妻子做主。兩人工資合起來一百五十多元人民幣，歷來都由妻子掌握。所有的努力，甚至於再次分離，只有一個目的：維護這個渺小而又脆弱的家。
中國新年就快到了，我興致勃勃地幫著妻子把限量供應的各種年貨全辦妥了。乾貨通常都留起來，慢慢吃。鮮貨就做一點鮮吃，剩下的就想法子或曬乾或烘乾，可以放久一些。那時候還不知道電冰箱是甚麼樣子，幾年前用我一筆稿費買的一台五燈收音機，從我被抓走已後就沒用過。到處都是那神聖不可俯聽俯視的『最高指示』和『革命樣板戲』，回到家裡再打開收音機，能受得了嗎？家裡唯一的電器，就是一個20瓦的電燈泡。不管怎麼說，幾年的離散，一家人總算聚在一起了，高興還來不及呢，喝一碗白開水也是甜的。可惜的是，返回幹校的火車票，偏偏就定在除夕當天，徒呼奈何！臨走時，我對妻子說，不管甚麼人來找你，首先請他參觀一下家裡的情況，其次才是表明你必須留在廣州照料孩子的態度。別的事，全推給我，你一概不知道。
我回到茶山幹校，炊事班已有了新的班長，幹校領導依然指定我到炊事班去，大家依然把我當作班長。我當然感謝大家的盛情，其實大家心裡都明白，當個灶王爺，不外是燒火做飯，有甚麼好得意的？問題是幹校正處於『風雨飄搖』之際，剩下的這百來口五七佬，都面臨著『去留』的抉擇。大多數人走了，我卻頂著壓力回幹校來了，同情和觀望的心理狀態，我能夠理解。幹校空出許多房子，我選擇了邊緣的一間泥磚房住了進去，伙房的事忙完了，有的是時間，不是看書，就出門打斑鳩去。現在是冬天，北風呼嘯，斑鳩都飛到遠處山坡淺草地去覓食草籽，夜晚才在竹林或矮樹叢避風棲息。晚上九時以後，我穿戴好衣帽，揹著掛包和水壺，帶上一支三節電池的手電筒，順著白天看好的路線地形，到小河岸邊竹林裡打斑鳩去。
這種神秘又孤獨的夜行，不是親歷其境，旁人恐怕難以理解。周圍漆黑如倒扣巨鑊，蟲聲消匿，寒風呼嘯聲中，偶爾有枯竹殼爆裂脫落的聲響，令人不寒自慄。有時，我會反問自己，不和妻子兒女相聚，一個人跑來這裡幹甚麼？我無法回答，只能痛哭一場。不過，哭完了，又繼續我的夜間作業。我驚奇地發現，除了貓頭鷹，所有的鳥雀都患了先天性夜盲症。我還發現，斑鳩大多棲息在南面避風的低枝椏上，電筒一照，整隻斑鳩都罩在光圈裡，動也不動一下。這時，斑鳩還沒有睡著，珠子般的眼睛反光忒亮，可惜是個『睜眼瞎』，視若無睹，也不敢亂飛亂撲。又為了禦寒，縮著小腦袋，將全身羽毛微微鬆開，像個粉褐色絨線球。只要舉槍，百發百中。有一次，我發現一大群山麻雀，棲息在一兜勒竹叢裡，電筒一照，枝椏上一排排，個挨個，像是嫩黃淺褐色小絨線球。我大約花了一個小時，把一盒鉛彈全打光了，撿了滿滿一掛包山麻雀。第二天許多人自動來伙房幫忙，油炸山麻雀，連姓王的政委都說好吃。
中國新年過後，就是春耕大忙，春耕從我這裡開始。我憑十多年前在潮汕地區農村搞四清運動時的見識，單獨負起浸育穀種的任務。我請兩位同事幫忙，將三擔穀種浸泡了兩天兩夜，然後就學著老農的辦法，觀察開始發芽的稻種，保持適宜的溫度和濕度，一個星期後，芽頭就出齊了，送到秧田播種。然後，育秧插秧，按步就班，春耕就完成了。當然，伙房又殺豬，還宰了三條狗，讓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頓。
正高興的時候，我突然接到口頭通知：我和妻子的人事關係已轉去紫金縣，從本月起，兩人的工資由紫金縣發給。真是斜刺裡射來的一枝暗箭，企圖逼我就範的一記毒招。幸好我早有預料，不但沒有驚慌失措，還能從容接招拆招。首先，我在幹校宣稱：從本月起，因未能及時領到工資，無發繳交伙食費，請大家見諒，念在幹校四年『同窗』的情份上，讓我繼續在伙房吃飯，等領到工資，再如數補還。此招一出，五七佬的輿論，全都倒向我這一邊。接著，我同時發出兩封短信：給省文藝戰線辦公室張副主任的信說，有關我和我妻子人事關係的口頭通知，不知是真是假，又恐口說無憑，如果『錯傳聖旨』更有損領導威信，因此請發一文字通知，以為執行的依據。此外，請開具一份證明文件，我可持證明文件到指定的地方去領取工資。給妻子的信說，領導已宣佈停發工資，省吃儉用，照顧好自己和孩子，渡過難關。
張副主任不會給我半個字的回覆，也是可以預料的。不過，我的這封短信，至少令他頗傷腦筋，恐怕也不是毫無根據的猜測。一位五七佬從廣州回來告訴我，張副主任託他轉告，我的信他收到了。這一簡單的口訊，說明張副主任不敢再輕視這一事件了。當然，張副主任也還算聰明，只作口頭傳達，不留文字依據。
五個月後，又口頭通知我，工資照發。這一下我不依了，我又公開宣稱：當時根據那一項政策，停發我的工資，現在又根據那一項政策，發還我的工資，要有文件依據，起碼也要當面向我說明。不然，我決不接受。我這一態度又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同情。幾天後，管發工資的出納員來對我說，你的工資一直由我保管，數目這麼大，如有閃失，我如何賠償得起？請你還是把工資先領回去，再慢慢跟他們打交道。我立即意識到，我沒有任何理由為難這位出納員，立即領回被無理扣發的的全部工資，並迅速轉去廣州給妻子收存。
我知道自己絕對不會屈服，也知道他們不會輕易放過我。為了我和妻子共同維持的這個小家庭，必要的時候，我將作出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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