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5日訊】這裡是個山青水秀，茂林修竹的好地方，尤其是那修剪得整整齊齊的茶園，依山巒起伏四方伸展，綿延十多里，地毯一般鋪向天際，更顯現出秀色無邊。
我不是個唯心論者，不因自己處境危殆及心情惡劣，而無視茶山美景的存在。我也不是個鬼迷心竅的『歌德派』，昧著良心去讚美法西斯的集中營。天地間美醜共存，不以人們的好惡而轉移。
我們來到茶山之前，中心建築物是一座監獄，周圍的茶園，就是女犯人的勞改場。我們到了茶山之後，監獄換了招牌，叫做『五七幹校』，茶園依舊，功能依舊，成為知識分子勞動改造的場所。馬克思主義者是讚美勞動的，『勞動光榮』，『勞動致富』，『不勞動不得食』等口號，耳熟能詳。但是，每每見到的卻是把『光榮的勞動』變成懲罰的手段，對犯人是這樣，對知識分子也是這樣。軍代表給我們『幹校』制定的校訓：『幹在茶山，死在茶山，埋在茶山』，就給反馬克思的『勞動懲罰論』作了鮮明的注腳。
十年前我下放連山縣上草村參加農業生產勞動，曾經把那裡視為『桃花源』，上草的山水很美，我和妻子、兒子自願到那裡落戶，大躍進年月，勞動是拼著命幹的，雖苦猷榮，雖苦猷樂。平心而論，茶山的景致不比上草的遜色，尤其是秀色可餐的茶園。在茶園裡勞動，往往撩起一股詩一般的情愫，恍惚沉浸在歌舞節目《採茶撲蝶》的歡樂情調。我出生在茶鄉，是喝著工夫茶長大的，老實說，生活在大片茶山之中，這還是第一次，應該說是喜悅的第一次。不過，無論如何我也喜悅不起來。離妻別子被押到茶山勞改場，也是有生以來第一次，而且，不知道是否還有『歸去』的一線希望。這時，我不得不承認，剛剛離開勞改場的這些女犯人，比起我們這些『接班人』來，著實幸福多了。她們無論犯了多重的罪，判了多長的刑期，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終有服刑期滿的時候。我們呢，沒有刑期，只有『幹、死、埋』三字，而且都離不了『茶山』。就是說，連一線『生還』的希望都破滅了，人生還有甚麼意義？
人都有求生的本能。中國的知識份子還有一個求死的文化傳統，叫做『士可殺，不可辱』。無端把我們這批從事文學藝術工作的文化工作者，打、砸、搶、抄、抓折磨了三年之後，又押解到茶山勞改場，繼續作無限期的折磨，『是可忍，孰不可忍』，孔夫子的教導，潛移默化地鼓動知識分子作出自己認為合適的反抗。來到茶山不到三個月，第一樁自殺事件就發生了，茶山有了第一座新塚。三年後，第一個從茶山被綁赴刑場的邱姓青年人，昂著頭顱走了。
前者被認為是『畏罪自殺，自絕於人民』，後者被認為『反動透頂，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同樣打著『人民』的招牌，其實和『為人民服務』的口號一樣，與人民毫不相干。
過去二十年，雖然生活中有許多曲折，甚至逆境，都沒有像這一次煎、炸、蒸、炖那麼難熬。我知道自己沒有改變自己命運的能耐，但我有盡力保護自己小家庭的責任。一家人被迫分開了，心還連著，我和妻子、孩子，都有同等重要的份量，如果任何一方得不到保護，有了閃失，這個家就破碎了。
因為我被打入『牛欄』，妻子所能承受的壓力，是一般人難以想像的。張代表把我抓去批鬥並關進西村監獄的當天，還指使光孝寺大院裡的『造反派』，到我家裡，當著妻子、孩子的面，翻箱倒櫃，並逼問妻子，交出我『暗藏的槍枝』。妻子竭力辯解：既沒有見過我持有槍枝，也不知道我在家裡私藏槍枝，如果搜查不出槍來，就不能把『私藏槍枝』的罪名，強加給我們全家。張代表手握生死大權，哪裡聽得進我妻子的話。在搜查毫無所獲之後，又將我十多年來寫作的文稿全部搜走，企圖從我的文稿中『挑出思想反動』的證據。抄家還不算，又按照慣例，當眾宣佈對我『停發工資』，每月只給我二十五元人民幣生活費，銀行存款，『全數凍結』。
說來也許難以置信，我和妻子工作了二十年，現在銀行存款僅有五十大元。從一九五五年開始，我的工資評定為文藝十一級，九十二元五角，妻子是舞蹈演員，工資六十三元五角。按說，當時每月伙食費十八元，房租五元，不需再交水電費，兩人合共一百五十多元，生活應當過得不錯，銀行存款也應當不少。一九五六年結婚，有了第一個孩子，需要添置一些傢俱，更需要僱請一位帶孩子兼顧一些家務的保姆，家庭開銷增加。我又不會理財，從那時開始，家庭就形成一條慣例：每月工資我只有二十元的支配權，其餘悉數交給妻子，家計全由妻子掌管。不管家不知柴米貴。我家計大權旁落，對妻子的艱辛還是知道的。尤其是『大躍進』時期生了女兒，趕上吃飯不要錢之後，更趕上三年大饑荒，小命沒丟掉，卻落得終生殘廢。十多年工資不長一毛錢，家庭的開支卻像雨後小河漲水。如今，飛來橫禍，我被押送來茶山勞改場，又被停發工資，妻子就僅有六十三元，帶著兩個孩子，支撐著這個散猷未破的小家庭，這需要多麼巨大的忍耐。
我和妻子咫尺天涯，但我知道妻子正默默地用盡全部感情，維護著這個家。只是不曾想到，軍代表還要把她逼上絕路。早在去年十月，我還被關在西村監獄時，《人民日報》就曾發表過大塊文章，介紹黑龍江省柳河『五七幹校』的經驗，據說在長篇《按語》中還傳達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廣大幹部下放勞動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除老弱病殘者外，都要這樣做』。廣東的軍管聞風而動，立即採取『大動作』，不到兩月，僅在英德縣境內，就辦起兩座『五七幹校』，一座在鐵路以西，叫茶山文藝五七幹校，一座在路東，叫黃陂五七幹校，把省黨委和政府直屬的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社會科學界、文化教育界數千工作人員，悉數趕進這兩座『幹校』，採取完全封閉式的『鬥、批、改』。軍管在這一『大動作』中，塞進了『私貨』：一是篡改毛『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指示，十里之內，根本見不到一個農民；二是不按照毛『除老弱病殘著者外』的指示，一鍋端。『幹校』五年，巨大的精神壓力，奇苦的體力勞役，饑不得食，病不得醫，妻離子散，許多人就在殘酷的折磨下，含冤死去。
在我被押送來茶山『幹校』不久，妻子所在的單位，全部人員都被趕到三水縣南邊勞改場。妻子一個人，帶著一個十二歲的兒子，和一個完全殘廢了的十歲女兒，如何能到三水縣的『幹校』去？丈夫已被抓走，沒有人可以商量，思念丈夫早已腸斷，孩子如何安置，又添多少憂煩？她承受著有生以來最大的磨難。怎麼辦？真是急壞了，也煩透了。
兒子谷兒已經是個小生，現在學校都『停課鬧革命』，無學可上，帶在身邊就是了。女兒綠兒就不好辦了，又聾又啞，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沒人照顧，一天也活不下去。和谷兒一樣帶走，軍代表又不准，還以『除老弱病殘者外』的最高指示壓你，要你自己想法子解決。妻子余麗珍出生馬來亞，一九五０年初隻身回國參加革命，改名余健，考入華南人民文學藝術學院，和我是同班同學，在國內，除我之外，就是谷兒和綠兒，再無其他親人。如何安置綠兒，還真是一道跨不過去的門檻，急死了愁死了還是想不出一個好辦法來。
忽然想起廣州好像還有一位遠房親戚。一九六０年老父親和老母親不辭辛勞，帶著兩個裝滿米麵糖油等食物的大籐籃，從海外回來救濟自己的女兒一家，才知道廣州還有個堂叔。當時就見過這位堂叔，知道堂叔被打成右派，一直在郊區一個小農場勞動改造，生活非常艱難。堂叔和堂嬸都是極老實的人，答應把綠兒交託給兩老照看，也較為放心。於是，留下每月三分之一的工資作為哺養費。妻子收拾好行囊，釘死窗戶，鎖上家門，就帶著谷兒，到三水縣南邊『幹校』去。
臨行前，還要辦戶口轉移。妻子拿著戶口簿到派出所辦理遷移戶口，一邊走一邊掉眼淚。結婚後才有單獨的戶口簿，不僅每月要憑戶口簿去購買糧食和各種限量的副食品，更重要的是，戶口簿登記著全家人的名字，標誌著這是一個合法的家庭，受法律保護的一個社會小單元，享有憲法賦予的各項基本權利和應盡的義務。丈夫和妻子的合法關係，父母和兒女的血緣關係，還有合法的姓名、年齡、住址等，都在戶口簿裡有明確的記載。如今，戶主被押送到英德茶山勞改場，戶籍也從戶口簿上註銷。女戶主也即將帶著兒子去三水南邊勞改場，戶籍也同樣註銷，就剩下一個殘廢的女兒，升格為唯一的戶主，這個家的成員，實際上被無端分作三地，這個家已經在戶口簿上被實際地註銷了。而且，這個家的成員也不知道有沒有團圓的機會，這樣的生離如同死別，怎不令人悲慟欲絕？
『幹校』的苦役對我來說並不算苦，最苦的是對妻子的思念。我和妻子共同經營的這個小家庭，在社會群體中只是一個小小的生命體，和全國億萬個小小生命體一樣，是幸運的也是脆弱的。家庭成員之間感情融洽，所以幸福；但經不起階級鬥爭『無親棒』的一擊，所以脆弱。家庭被『打』散，妻子孤立無援，最需要親人安慰、勉勵、共同承擔苦難的時候，我卻無能為力。靈魂的折磨，絕不是苦役可以抵消的。
這是個極不正常的年代，連冬天的氣溫起落也很大。大太陽天，中午常常暴升至攝氏十五度，凌晨又常常暴跌至零度以下。沒有保暖設備，豬圈四面透風，又不准燒火盆，整夜難眠，早晨起來，屋檐下掛著一尺來長的冰棒，水盆裡結著一分厚的冰面，穿上三四條棉布褲子，站在門外做『早請罪』儀式，冷得兩條腿直發抖，牙齒直打架，唱《東方紅》也荒腔走碉。
初到茶場，指定我們的勞動，是在原來監獄裡可容納千人的土場子上，和三合土，並把新土夯實。這是相當吃重的體力勞動，我們帶上自己的飯缽，排隊步行二十分鐘，到伙房領取一份早飯，站在門外就地解決，然後就到土場子上去，篩沙子，篩黃土，按比例加上熟石灰，和成三合土，鋪好一塊，夯實一塊，最後還要蹲在地上，用木拍子拍，把三合土盡可能拍得光滑些。太陽快下山時到伙房領取晚飯，就地吃了，再拖著疲憊不堪的軀體，回到豬圈裡來。臨睡前，再做一次『晚請罪』，唱一回《大海航行靠舵手》，才能鑽進稻草鋪裡去睡。可是，又哪裡能睡得著覺？
如此折騰了一個多月，臉上和雙手凍得裂痕累累，有些小裂口還滲出血來，腰腿也隱隱作痛，最難受的是吃不飽，伙食沒有油水，吃了飯身體還是發不出熱氣來，軀體都是冰涼的，胃痛日益加劇。痛得實在不能動彈了，才准假到十里外一家醫院看病。醫生診斷我是胃出血，要住院留醫。可是張代表不准，我只能在豬圈裡躺著，休息幾天。
吃些止痛藥，喝些白開水，胃裡好像暖和些，疼痛也好像減輕些。躺在稻草鋪上，昏頭昏腦，半睡半醒，忽然覺得有人在我肚子上踢了一腳，驚醒過來，又想起光孝寺大院裡挨的那一拳。正在饑寒交迫，情緒非常低落之際，我忽然收到一個包裹。我見到包裹皮上縫著一塊巴掌大的白布片，上面寫著我的名字，落款處是妻子的名字。沒有郵票，顯然是托人帶來的。
我拆開包裹皮，見是一條新縫製的藍布棉褲，心頭一熱，鼻子一酸，禁不住眼淚就下來了。妻子的手藝我非常熟悉，早在結婚前，她就給我打了一件羊毛背心，草青色的，花紋也好看。生了孩子，全家人的衣著，都一手包攬了。她父親在南洋開裁衣店，一九六0年國內大饑荒，父親母親不辭辛勞，帶著米麵糖油等食物前來救濟，還帶來一輛英國『來里』二十四吋腳踏車，一部日本鳳牌縫紉機。腳踏車就成為妻子上班的專用工具，在人們眼裡，似乎還有點『華僑關係』的榮耀，縫紉機就是全家衣着的生產工廠。妻子自己剪裁的連衣裙，穿在身上，常常叫我眼睛一亮，還是那麼美麗（她少女時在南洋女中讀書，同學都叫她Beautiful girl )，兩個孩子的衣着，夏單冬棉，還用彩線鏽上一些好看的花鳥，大扮得漂漂亮亮。我的衣褲，也不必操心，到時她就給我縫好一套新衣服務。可以想像得到，妻子在照料兩個孩子睡下以後，連夜趕著縫好這條棉褲，急忙托人帶來給我。兩個褲帶裡，各藏著五張一元的鈔票，我真想痛哭一場。我忽然想起『寒衣誰為寄邊城』的詩句，雖然我並非遠戍邊疆，但是，妻子對離人的惦念，今古相同，心境相通。
廣州人的穿衣習慣是，『上頭蒸鬆糕，下邊賣涼粉』，就是說，只管上身暖和，下面一條單褲也能過冬。許多人都不穿棉衣，更不要說棉褲了。妻子連夜給我趕縫棉褲，就是要我注意保暖，舊病不復發，新病不趁虛而入，只要身體健康，比甚麼都重要。
我非常感激妻子，也非常感激給我帶來棉褲的人，雖然我不知道他是誰。在這樣特殊的年代，這樣特殊的環境，人性被嚴重扭曲，我們這些被專政的『牛鬼蛇神』，就像瘟疫一般，避之猶恐不及，不准我們『亂說亂動』。我們也編成一個班，但沒有正式的名號，只把我們叫做『牛班』。我們的所有信件物件，都必須接受檢查。不過，新棉褲似乎傳達了一個明確的信息：並非所有的人都像軍代表那樣革命，同情心依舊默默地散發著熱和光。
8/4/03(//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