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2日訊】布達佩斯街頭賣字的大學教師
一九九零年的聖誕前夜，我在布達佩斯乘出租車回到位於步行街的旅館。下車，天空陰霾，可心情不錯。因為出租車司機原想宰我，我只對司機說了「北京——坦克，布達佩斯——坦克」四個單詞，然後指指那滴溜溜轉飛快的計程表，司機就笑了，同我握手，調整了計程表。我下車時反倒給了他足夠的小費。
旅館對面街道上圍著一群匈牙利人，離開的都手拿一張墨汁淋漓的白紙。原來是一位中國人在賣字，把匈牙利人的洋名譯成中文，再寫上漢字「聖誕快樂」之類的吉祥語。我過去，默默地注視著這位流落異國他鄉的同胞。他戴眼鏡，斯文模樣，蹲在地上寫字，寫一張，收五十福林（約合三十五美分），旁邊一位與他年紀相仿也戴眼鏡的清秀女子蹲在地上管收錢。在顧客稀落時，我作手勢要來了眼鏡手中的毛筆，在白紙上寫了「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男眼鏡看看身旁的女眼鏡，女子微微搖頭，眼鏡拿回筆寫道：素不相識，不敢打擾。我再寫：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把字紙推向了女眼鏡。女子看著我，感覺到我誠實而誠懇的目光，首先站了起來。眼鏡即作豪爽狀，收了攤。
我們在一餐館落座，聊了起來，才知道他們是南開大學英文系的教師。我說到剛才坐出租車的事，他們笑了，說也有過類似的經歷。我們交換著對布達佩斯的感受，發現十分一致地對一張宣傳畫的驚喜和欣賞。那是地鐵車廂裡到處可見的類乎中國文革時期的張貼漫畫：一把大掃帚，誇張的動態下三個小丑似的人物抱頭鼠竄，這三個人是威震一時聞名天下的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我們都說驟看到這張漫畫時，真恍若有隔世之感。有了這相同的審美感，話就投機起來了。那時，匈牙利的葡萄酒對我們這些尚未脫土包子氣的華人還是不習慣、不暢喉、不對胃，都說有點酸。話既投機，酒豈能少！徵得男女眼鏡的同意，上了一瓶威士忌。我頻頻勸酒，絕無灌醉他們之意，只是因為客流異國，難得遇上可以說說話的同胞，不願放過一暢懷抱的機會罷了。沒料想，中華文化力量的保守方面非常強大，那「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偏心」的閉關自守以壓倒優勢戰勝了「酒逢知己千杯少」的門戶開放。儘管我幾乎全盤托出，還是換不回男女眼鏡的傾囊相授。我想，也許有我居強勢，他們處弱勢的緣故。
男女眼鏡終於對為什麼會來到匈牙利語焉不詳，說起南開畫畫的范曾，則知道的，說恐怕也出來了，現在或在法國。我也終於不強人所難，酒在五六分的時候嘎然而止，請這兩位流落異國他鄉大街賣字的大學教師同胞到我的旅館房間，把自己從大陸帶來的很精緻的一大摞樂清剪紙、京劇臉譜送給了他們，並告訴他們如何到匈牙利的幾個旅遊點以及捷克布拉格查理大橋上世界各地流浪藝人雲集的地方做生意，收入可能比今天的練攤要高幾十倍。
我料定這對眼鏡男女是「六四」逃犯。我有點同病相憐。
布拉格紀事
雖然我有過國際偷渡的經歷，但我一生最危險的旅程是從布達佩斯乘火車合法進入布拉格。 那時，中國大陸「六四」產生的最大國際效應「蘇東坡」正在前蘇聯和東歐這塊大地上演。專制轉換民主的劇變使社會動盪不安。我卻懵懵懂懂，不知前路潛伏的危險。
我乘的是夜車。還不懂休閒服而慣於西裝革履上路的東方鄉下人為火車各車廂裡幾乎空蕩蕩驚訝不已。一個房間四個舖位就我一個旅客，鄰房也是一個人，一個肩背行囊獨闖世界的日本小青年。一節車廂就我們兩個東方人。在單調的火車匡蕩聲中我進入了夢鄉。我感到有人推我，一驚，醒了過來，眼前站著日本人。從他恐慌的臉色、急促的語聲、比劃的動作，我明白遭竊了。我一把抓過睡前怕弄皺了脫下來掛在廂壁上的西服，一摸口袋，空空如也。我順著日本人指的方向衝了出去。前面是四個不緊不慢走著的東歐人。我喊叫著「POLXIA（警察）」，想抓住他們。殿後的搶匪一身工裝短打，衝我笑笑，掏出一把小手槍向我瞄了瞄。我一怔一停。幸虧這時搶匪已到了兩車銜接處，救了我一命。搶匪從從容容地用鐵絲把兩車間的門把手纏上，用手槍再瞄瞄我，收起了槍，做了個「拜拜」的手勢，瀟灑地轉身走了。我的西服口袋裡有三千美元，我心疼。我終於找到了車上的警察，警察也終於明白了我找他是為什麼。他聳聳肩，嘴裡一聲口哨，兩手一攤，再手掌一揚——跑遠了。我與警察雞同鴨講了半天。我和警察都火了，我火在罵警察和搶匪蛇鼠一窩，警察火在依稀明白了我的意思後，作勢掏手銬要抓我。我被專制制度正在潰敗國家的人民搶掠了，警察視而不見。我感歎於歷史的弔詭，也許這就是現實必須付出的代價。我進入了美麗的山城布拉格，據說這是歐洲最美的首都城市。布拉格最美處在老城。老城的石板小路、鵝卵石小路，乾淨的可坐可躺，兩旁的古舊建築物讓人想起小說裡描寫的中世紀情景。布拉格最令人難忘處在X 廣場上一塊墓碑前的鮮花。我幾乎每天都路過這個廣場，總是看到這塊墓碑前有鮮花或有人獻鮮花、點蠟燭、默哀致敬。我不解，又不懂捷克語，問了許多練攤的中國人，都說不知道。倒反是中國駐捷克大使館的一位X秘在我不屈不撓的詢問下不情不願地告訴了我：六九年蘇軍坦克進入布拉格時一位自焚的大學生。這位X秘同胞在我去辦其它事時接受過我的一點小小的進貢，因此他覺得不好太不理我。一年後，我到了西方國度，知道了我們自己擋坦克的英雄王維林。每當「六四」，在我們自己幾乎把王維林遺忘的時刻，我總會想起捷克人民對自己的英雄——十九歲以自焚抗議侵略的大學生的紀念和愛戴。布拉格最激動人心的事是X大街上一輛作為藝術品裝飾的坦克被油漆塗成粉紅色，繼而被起重機吊離基座。那天，我正好路過，人山人海。坦克的基座設計的很高，炮塔像利劍刺向布拉格遠方明朗寧靜的天空。不知是哪位遵命藝術家的作品，弄了輛真坦克上來。看來是官方的指令、支持、配合的結果。這種出賣靈魂的的知識分子到處都有。早些天我路過X大街時就看到黑乎乎的坦克被髹成粉紅色，今天是要徹底清除它了。當起重機拉離這壓在捷克人民心口上二十餘年的鐵血象徵時，人們歡呼起來，排山倒海般的呼嘯！時隔十年，我還記得那情景。千喜年的午夜，我攜兒游馬德里，人群的歡呼聲使我想起了布拉格的那一幕，「人潮湧動黃膚後，雀躍歡呼碧眼先」脫口而出。無獨有偶，去年，巴格達街頭薩達姆銅像也被拉倒了。這種場景的重複會延續到專制制度在全世界消亡的那一天。那一天，我們就毋須再流亡了。布拉格最讓我驚奇的事是查理大學（地位相當於中國的北京大學，歷史則比北大早了六百年）的黨委書記是…… 我到查理大學找留學生做翻譯，遇到中國國際廣播電台來進修的人。聊天中她們告訴我：剛來時，我們要找這兒黨組織建立關係，這是離國時國內黨組織交代的任務。問校長，校長轉問秘書黨的書記是誰，秘書查了半天，告訴我們是誰，在什麼什麼樓的實驗室。我們以為黨委書記深入基層做調研。我們找了兩天，才在一個很不起眼的化學實驗室試管架間找到他。他的本職工作就是實驗室管理員，黨委書記是兼職。我像聽天方夜談似的，趕緊問是什麼時候的事。他們說是共產黨掌權時候的事，還添了一句：怪不得這麼容易垮臺！我不由得想起年輕時侯讀魯迅的書，魯迅嘲笑康有為歐游歸來總結歐洲小國頻繁政變的原因：蓋因宮牆太矮之故也！布拉格最窩囊的事是我被光頭黨襲擊，化了賣路賣命錢。光頭黨是納粹餘孽，在布拉格開過世界大會，恰在我流落捷克時。光頭黨打傷打死過許多越南、中國、斯里蘭卡諸亞裔人。某夜，在有軌電車上，我遇上了他們，十七八歲的三男一女，把我堵在了車頭鐵欄杆內 。領頭的拿著一根鐵管敲打著鐵欄杆，間或光顧我的大腿、屁股、肩膀。車上有七個人，全都不吭聲。司機室就在我左側，一邁就可以進去，但司機裝作沒看見，門緊閉著。我知道今天麻煩大了，全靠自己救自己了。沒法交流，語言是毫無用處了；比劃所能表達的意思太有限，也無濟於事；除了逃跑，別無他法。我想，車子到站一停，車門一開，我就衝下去。沒料想，他們似乎猜到了我的逃跑，一人從後門下來繞到前門守著我，又上來。我絕望了，鐵管落到肩膀、後背的次數越來越頻繁了，他們互相間的唧裡瓜啦越來越高聲了。一有什麼不對，刺激了他們，我的腦袋就會開花。我閃出拼了的念頭：抓住那女的，兩指扣住雙眼，要脅他們下車，讓司機不停地開到鬧市找警察。正在千鈞一髮之際，車子又到站了，站邊是露天酒吧，許多人在喝啤酒。我的腦袋裡不知那根筋彈出了和悅的樂章，突然對這些要我命的男女喊出了「比爾（啤酒）」，做出了請他們喝啤酒的手勢，還輔以實際行動——從襯衣口袋裡掏出了一張五百克朗（約25美元）的捷幣。領頭光頭眼一亮，正在用眼神徵詢同夥的意見，我等不及了，又從襯衣口袋裡掏出剩下的一張百元美鈔。這相當於當時捷克工薪階層大半個月的工資。成功了。他們都下車了。車又開動了。我知道已安全了，就打量車上的七個同類和司機，他們沒有一個人與我眼神相接，全裝作看不見或明顯地躲開了。我想，他們怯懦，但他們不卑鄙，他們知道羞恥。這一點，給了我些許安慰。我自己有時候也很怯懦。知恥近乎勇。也許我被打的頭破血流時，他們會出言出手相救。
被傳疑為特務的煉獄
千喜年，我流亡到美國，在朋友的一家公司打工：打包裝卸。我卻不無得意地給家人、友人寫信說自己到了美國旅遊。這種阿Q，在我的心底早已習以為常，不以為怪、不以為恥了。可我做夢也想不到在美國的一些熟人和不熟人間出現了「黃河清是特務」的傳言。讀中學時看電影，印度片（或是巴基斯坦片）《叛逆》中一老人告誡年輕人曰：世上最壞的人不是小偷、強盜、土匪，不是騙子、妓女，不是縱火犯、強姦狂，不是殺人害命者，不是……，而是告密者。這位印度老人的形象早忘了，但他的話，至今記憶猶新。隨著年歲的增長，越來越認同竟至於沒齒不忘，銘心刻骨。 99年，我在大陸被警察監居、訊問期間，就談到《叛逆》電影裡老人的話，意在希望他們即或不接受也能理解我的堅持不講是不願做告密者，做世上最壞的人。我感覺到，即使是大陸警方，對於告密者、賣友者，雖然從職責上，他們歡迎、鼓勵，但從心底裡是看不起的，而對於堅持不賣友、不告密者，從職責上要訓斥，會敲打，但從心底裡則是敬服的。這是人性使然。我是個普通不過的凡人，年青時有過的自己可以當英雄志士的萬丈豪情，在經歷了四十餘年的磨難生活後早已煙消雲散了。現在我已確信了、確定了自己不過是一個卑微的不足道的凡夫俗子。凡夫俗子雖然凡俗，但同告密者、賣友者是迥然不同的，是天差地別的。我曾怯懦過，向警察承認危害國家安全、顛覆國家政權罪，保證以後不再搞民運，以冀還我自由。但我絕沒有做過半件告密賣友的事。我對負責我案子的警察處長汪仲逸先生說：「不是我錯了，而是你們太胡亂來了。我不是搞政治的料，我們比豬還笨，搞不過你們。所以我以後不搞了。」這一切，自有我留在中共警方手中的文字資料、錄音、錄像為憑。那是一個十足凡夫俗子的卑微形象，但絕無告密賣友的醜惡和卑下。如今自己竟被傳疑為告密者——世界上最壞的人！這又是一種煉獄，只是我萬未料到，自由的時刻，會增添這樣一種來自自己營壘的煎熬。流亡期間這種似乎是自己人製造的煉獄，我終於也艱難地走了過來了。我想起了我同警察的交手，雖然寫滿了失敗的記錄，有沉重、有恥辱，但相比而言，還是輕鬆的。茲將未發表的舊文《監居散記》引錄一段，以為流亡者走過了自造煉獄後的坦然一笑。
我一直是汪仲逸的手下敗將，但也偶有阿Q式自我得意的時刻。一次汪仲逸在閒聊時說自己也在瞭解戊戌變法的歷史，正在看一本寫戊戌變法的現代小說。我遂勸他瞭解真實歷史，讀小說不是辦法，要讀史料，要讀當代人、當事人的文章、記敘、回憶。我介紹他讀梁啟超的「戊戌政變記」，可在飲冰室文集中找到。汪仲逸或捧或嘲地說我黃某人是個讀書人，說自己也算半個讀書人吧。我毫不客氣地說：我不敢當是讀書人，但你怎麼能算是讀書人呢！你是警察，還是秘密警察，也許你是個稱職的優秀的警察，這恰恰更決定了你不可能是讀書人。康生是秘密警察頭子，是你們的祖宗。他有文化，舞文弄墨有一套，他的毛筆字，一手章草，漂亮極了。但康生留給世人的是讀書人的印象呢，還是害人精的形象？康生死時備極哀榮，死後卻被鞭屍，連累到老婆子女。康生老婆曹軼歐後來住在北京木樨地24樓，房門上被同樓的王光美等人貼上小字報，罵他是大特務頭子的臭婆娘，滾出24樓。後來果然全家搬走了。你年青，有才華，有能力，什麼事不好做，怎麼選擇做這整人的職業？歷史上有哪個秘密警察有好下場的？康生、羅瑞卿、謝富治、李震、潘漢年、揚帆……前蘇聯的就更多了。我舉了許多例子，汪仲逸也不反駁。最後他帶點自嘲自謔地說：給你一說，連半個讀書人也做不成了。某日晚，汪仲逸來到臥籠，興沖沖，臉泛桃紅，說自己今天三十六歲生日，喝了點酒。我說我送你一首詩賀壽，即打油曰：「汪生英俊少年郎，耿耿忠心只為黨。願君更讀書萬卷，擇業勿作整人忙。」汪要我寫下來，我寫了。他拿著，戲說要嵌在辦公桌玻璃板下面作為向領導要求調動工作的依據。我趕緊取回來撕了。那天他乘著酒興，同我閒聊。我也很真誠地談自己的看法：世上兩大職業，教師、醫生是最高尚的。教師育人，醫生救命。我自己當過教師二十餘年，桃李遍天下。女兒是醫生，從醫剛一周，就救了母女二命。我很自豪。當兵比當警察好，當警察比當秘密警察好，尤其在專制國家，不可能有不害人的秘密警察。你要趁著未當上局長，趕快設法急流勇退，不要為現在一時的風光得意迷惑，一旦到了局長的級別，恐怕要退都身不由己了。你可以努力使外語過關設法當外交官或到外貿部門工作，即使仍要當特務，那也稍有不同了，起碼整的不是同胞，不是好人，幹得可能真是護衛國家尊嚴、利益的事。某日，汪仲逸又臉泛桃紅，說今天是他父親六十大壽，剛從壽筵上來。我說我作壽詩賀令尊壽誕。不過，我們坐的離遠點，你不要聽了第一句就揍我。遂口占打油曰：「汪家老頭不是人，南極仙翁下凡塵。兒孫個個都是賊，偷得蟠桃獻至親。」汪仲逸忍俊不禁，哈哈大笑。我給汪仲逸父子作打油詩賀壽，是既拍馬，又勸善，誠心誠意，肺腑之言。但願中共的忠誠衛士汪仲逸面對「擇業勿作整人忙」這句雖是歪詩，但確是箴言良規時有緣能悟，則世世代代受益無窮也！
三年後，我回國奔父喪，得悉汪仲逸已調離安全警察系統，到某市政府部門工作了。不管是否我的話起了作用，王在當紅的時刻不再「整人忙」，應算是急流勇退，擇善而從了。我默默地祝福他。
師友情
在美國紐約，朋友帶我去拜訪了嚴家祺先生。事前，我曾看到香港的媒體說流亡中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前政治研究所所長嚴家祺要去幹粗活謀生。香港人受資產階級思想毒害很深，把神聖的勞工所從事的體力活計稱作粗活，也就是類乎我在朋友公司打工干的活兒。我問朋友，香港媒體的這則訊息是真的嗎？朋友說是真的，他就曾想安排嚴家祺來公司裝配燈具，只是公司合夥人擔心同大陸往來的貿易可能會受影響而作罷。這麼說來，嚴家祺倒是連粗活要干也不得干了。朋友說，嚴家祺任何禮物也不收。一次，幾個朋友去看他，帶了幾提啤酒和零食去，打算邊吃邊聊。因為嚴家祺不喝酒，家裡只有飲料，沒有酒。結果，啤酒零食被擋在了門外；人可以進來，照樣喝酒聊天。嚴家祺很隨和，使人不知不覺地願意同他說心裡話。雖是初次見面，他卻對我說，下次你來美國，記得事先打電話給我，我開車去機場接你。說的很認真，絕不是那種應酬式的。我不由自主地同他聊起自己曾從師學過民族音律，吹了一通牛。他聽得很認真，拿出筆和紙來，把我說的自以為當今之世只有我一人知道的先師律論用數學的曲線和函數巧妙而準確地作了概括的說明和表達。我一時驚為天人。頓悟先師所說的，研究樂律還須懂高等數學的真諦。嚴家祺見我佩服的不得了，又很認真地說：學術上許多東西是相通的。你不要學這個，弄懂最少得五年。我原來是學數學的。你要把你講的樂律、鋼琴的書寫出來。這才是最要緊的。化個一二年的時間，專心致志，不要旁騖，把書寫出來！嚴家祺說自己現在的衣食之源是稿費。嚴夫人則學會了護理，取得了資格，在醫院正式上班。比起剛從法國到美國時的尷尬緊迫的狀況，現在是從容輕鬆的多了。有意思的是，嚴家祺寫作拒用電腦，說自己絕不學它，總是用筆爬格子，用傳真傳送。我們看他的手稿，端正、清楚，沒有一張有塗抹的痕跡。落筆即是定稿，不是重抄過的。嚴家祺感歎自己的文章現在很少人讀了。我們在嚴家吃了餃子、喝了啤酒，他自己則喝茶。喝啤酒時扯出了幾提啤酒被擱在門外角落的往事。他笑著說，我自己不喝酒，客人來了，招待喝茶，但也準備了酒，你們不就喝上了嗎？果真是客來茶當酒，清醇嚴家祺！我有如沐春風之感。流亡的生涯還使我得以結識海內外許多傑出的流亡者朋友。廖亦武，「六四」翌日，奮筆疾就、朗誦、製作的詩歌錄音帶傳遍天下，為「大屠殺」的歷史留下了硬件的見證。我視他為第二個王維林。他於大庭中為叛徒撫哭放喉高歌的勇敢使我欲睹其弔客的真容。當我認識了即儒即俠能在夾縫裡代庶民呼號，寫出了《底層訪談錄》、《冤案訪談錄》、《證詞》的老威後，我對他相敬有加。我們相交相知、相砥相勵，以至莫逆。世人不解廖亦武最近為什麼突然要在湯鍋裡放一把老鼠藥，我則深知他的失衡其來有自。十餘年處底層、問冤案的生活使他自己整個人也成了一根比黃連還苦的黃連精。他是獨一無二的，是歷史派遣給這個苦難時代的受難者兼記錄者。他的心被貧苦大眾的淚血、賤命裝得滿滿當當，他眼裡容不得絲毫做作、虛誇。他不解也不願接受驟然間轉為叛逆的白領紳士近乎一本正經的反動言詞。類乎話語霸權裡的豪言壯語，於他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於是，骨子裡的揶揄、調侃、譏諷、嘲弄、挖苦自然浮現。卻忘了同根相煎親疼人笑的最淺近的道理。當我將罵他「昏了頭」的「急就三字經，誨亦武老弟」在電話裡讀給他聽時，這位大陸流亡者的首席笑了。他不辯解。我知道，我罵的重話不會沒有用，他悟到了自己的不當和錯失。鄭義，這位比我小兩歲的前輩小說家，「六四」的真正黑手，「六四」後在神州大地上逃亡也要逃出個水平來的膽識、氣魄與事實前無古人，令人肅然欽敬。那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窺視式的生命危險比已然的迫害更折磨人的神經和肉體。當局不斷的呼喚招安、以心愛的女人為人質的威脅對鄭義沒有任何效用。鄭義接受了煉獄的煎熬！ 但讓我決心要結識他的卻是他流亡異國他鄉時在難熬的病痛中，用生命寫就的《中國生態環境緊急報告》。這是一部有別於任何文學形式的作品，是巨大的悲劇，是中國人的悲劇，是全人類的悲劇！其悲劇意義還在於絕不該是由小說家揭示這一悲劇卻實在只有小說家鄭義一個人向世人和歷史揭示了這一悲劇！僅此，鄭義不朽！我輾轉發給鄭義三個郵件，但直到大約半年後，我們才直接聯繫上。不管是什麼原因耽誤了，我們都為之高興，我更高興。我們交往的結果之一是一起幫羊子大姐編成了《王若望紀念文集》，結果之二是他引領我邁進了獨立中文作家筆會的大門。這對我很重要，是我流亡生涯中的最大收穫。從此，跌跌撞撞了大半輩子的我確立了自己的人生位置：用筆，在文學的路上為自己、為歷史留下一頁見證來。我對鄭義心存感激。拄著枴杖在加勒比海和美國起舞的之江女俠陳立群，穿著輪胎跋涉了南北美的思想者劉國凱，是和我同在底層流亡摸爬滾打的舊雨新知。陳立群，因小兒麻痺症而終生拄拐的弱女子，80年，公安警察嘲她為「失足青年」，陳父凜然斥道：「此失足非彼失足也！」99年國安警察在驅趕我離國時特地暗示：陳立群返國即抓；劉國凱，專攻文革，時發新論，草根蟬鳴，叢莽獅吼。我以有這樣的朋友一起在底層相偕流亡相助扶將感到溫暖自豪。
有心結交天下素心人、絕不張揚地為廖亦武在西方世界「揚名立萬」而「行俠仗義」的康正果，有幸一起編書與康正果同在耶魯大學任教的蘇煒，在瑞典的紐約科學院院士、化學博士導師張裕，第一個用挪威文讀完易卜生全集的華人陳邁平，是我結識的學院派流亡者或流亡者中的學院派朋友。 謙沖有禮、溫文爾雅、學問淵博、紳士風度、見多識廣、愛國愛人、不恥下交是他們的共性；至於專長、道行則各擅千秋，春蘭秋菊，皆一時之選也。令我欽羨不已、學無止境。 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我慶幸自己能取法乎上。我的這些朋友，亦師亦友，也都能以一顆真心待我。 流亡生涯孤寂、淒苦是免不了的，高談闊論是沒有用的。思國思鄉思親之情時時咬嚙著寄予明月的愁心。是這些看得見、受得著的師友情給我以溫暖、安慰、膽識，讓我在流亡途中走上了逐漸成熟的不輸之路。
二零零四年十月十九日 於西班牙· 馬德里· 小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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