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非暴力力量的使用

——瑪格麗特．米德

民主和專政的權力基礎根本上並無不同。如果沒有人民的支持，任何一個統治者都不能夠一直保有權力。如果人民群起反抗，政府就不能以武力使人民屈從。史達林時期的俄國常被用來證明極權主義統治（如果它真能算是極權）是能夠穩固的。但如果不是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對俄國的入侵，給了史達林獲得廣泛支援的契機，那麼他在三○年代掌控權力的手段——亦即殺害所有可能的對手——最終可能會導致起義，以反抗他那喜怒無常的殘暴。也就是說，如果你威脅到每一個人，將會導致眾叛親離。

形勢會不時地迫使國際社會或某些國家向獨裁者施壓，以緩和他們對人民的壓制，或改變他們的統治方式。設法迫使獨裁者改變他們最惡劣的行徑，必然有助於減輕人民的痛苦。但緩解壓制並不能徹底改善，消滅獨裁者才是正本清源的唯一途徑。歷史證明，沒有一個獨裁者在掌權時會變成民主者，或主動放棄權力。催生民主的唯一方式就是把獨裁者趕下臺。

對獨裁者的挑戰方式，決定了他能否被推翻以及何時會被推翻；而這對穩固的民主能否出現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武裝起義通常會失敗，甚至經常在開始前就失敗。即使武裝起義成功了，取而代之的通常不會更好，甚至更糟。遊擊運動的領袖們對暴力的使用瞭若指掌，當他們獲取政權後還會保留這些技能。所以暴力革命通常會產生壓制性的政權。人民繼承的僅僅是一批新的獨裁統治者。

還有另外一種策略也能瓦解獨裁的統治並建立民主，且有著傲人的成功紀錄。在艾克曼（Peter Ackerman）和杜瓦（Jack DuVall）的論文集《非暴力抗爭──一種更強大的力量》（A Force More Powerful）中，他們記錄了十幾個案例，都是普通民眾在極端不利的情況下使用非暴力運動，從獨裁統治者手中奪回了權利。我個人也能從美國民權運動、以及在共產國家外交生涯的經歷中證實這些觀點，也就是對於那些剝奪人民權利的政治體系，最好是從內部由其人民自己瓦解它。

所有獨裁者在位時都會引發民怨。對協助其鎮壓的打手們所支付的酬勞，最終會導致腐敗，這是最不得人心的。對年輕異議人士的迫害，也會造成其父母永遠的仇恨。另外，只有少數獨裁者擁有經濟管理的才能，頻繁的經濟危機會積累民眾更多的不滿情緒。

有組織的非暴力反抗從開始那一刻，到獨裁者下臺，也許會經過幾年的時間，也許只有短短的幾個星期。從七○年代初期第一次出現有組織的異議人士反對波蘭共產政權開始，到格但斯克造船廠（Gdansk shipyard）罷工時出現的「團結工會」（Solidarity），大約經過了十年。但此前四十年，薩爾瓦多（El Salvad）人民的總罷工在幾天之內推翻了軍事獨裁者。兩者的區別不在於國家準備採取多大的暴力——薩爾瓦多的軍事領導人是其國家最血腥的統治者之一。成功的關鍵在於：抗暴運動要能擬定並傳遞明確的奮鬥目標、廣泛的組織和發動人民、向支撐政權的基礎施加最大的壓力，並在受到必然的鎮壓時能保護自己。

非暴力衝突的主要理論家，基尼．夏普二○○二年出版了一本有重大影響的小冊子《從獨裁到民主》（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波士頓：愛因斯坦學會，二○○二）。在這本小冊子中他列舉了一百九十八種不同的非暴力行動。這本小冊子被翻譯成十多種語言，並被世界各地的異議人士奉為圭臬。這些非暴力行動可以分為三大類：非暴力抗議和勸服；社會、經濟和政治方面的不合作；以及非暴力干預。詳情請參見第七章的附錄。

關於每一類的描述及史例，可在夏普的《非暴力運動的政治》（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一書的第二卷中找到（注1）。從社會及經濟制裁，到產業罷工及拒交租金，從直接的不合作到實質性的干預，比如靜坐及佔領。非暴力行動的武器實際上是非常多采多姿和富有創造性的，遠非有偏見的媒體所認為的是僅僅只能吸引一些無所事事市民的遊行而已。

非暴力抵抗可以在瞬間變得強大、精確、廣泛並且時機恰到好處，外界通常感到意外，而做為他們反抗目標的那些獨裁者卻不這麼認為。他們不會像別人那樣以為非暴力運動只是消極、起反作用的，運動的領袖都是新手或和平主義者。艾克曼和杜瓦認為，有些非暴力運動會制定一整套戰略來削弱對手、奪取權力。雖然使用的資源和武器不同，這些非暴力運動也會故意捲入衝突。他們選擇的抗爭方式與暴力壓迫者擅長的方法不同，他們經常一開始就使獨裁者處於劣勢。大多數非暴力領袖會默默地埋頭苦幹數年，在這期間構想出一套推行自己運動的辦法並付諸實行。這些人起初也許只是普通老百姓，但是幾年之後他們就已經是對重大衝突有豐富經驗的行家。

儘管這些戰略用不到槍或者炸藥，但這絕不是懦夫的衝突方式。非暴力鬥士們在解救他們的人民之前，通常要付出長期的物質和經濟上的代價。許多人必須承受拘捕、監禁和酷刑，甚至被殺害。然而為了獲得自由和公正，在全世界持續不斷的衝突中，還是有數以萬計的勇士願意面對這些風險。

精明的領導層能使運動的風險降到最小，但對獨裁者造成的政治傷害擴展到最大。在需要社會各階層人士無論公開或私下都能支持的運動中，領袖們僅能經由各種管道向人們證明抗爭的目標是值得的、戰略是合理的來吸引更多階層參與，這與採用暴力的組織不同，非暴力運動不能像軍隊那樣嚴格的自上而下地運作，他們的領袖必須靠民主的說服和鼓勵，讓普通民眾主動參與。當一個非暴力運動使獨裁者無法正常維持事務運行時，它就會見效。但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使各地的民眾都來參與此項挑戰。

因此，非暴力運動的力量總是紮根於某個人的頭腦和行動中，在抗爭初期，有些行動看起來是軟弱無力的。捷克學生領袖巴本尼克（Jan Bubec）在寫給我的信中說，在中歐和東歐，大多數反對共產統治者的運動都始於地下出版物，或自已出版的書、小冊子和其他材料。七○年代末在阿根廷遏制軍事獨裁的市民行動，也只是從少數失蹤者的母親們在首都中心的廣場單純的遊行開始。非暴力鬥士明白一些獨裁者不明白的道理，那就是社會或政治行動要想持久，必須基於其中個體的選擇，而不是基於強迫不情願民眾順從的國家法令。

雖然非暴力抵抗始於個體，但是在徵募受壓迫的社會各階層參與方面，它比暴力起義更具潛力。與員警或士兵的暴力衝突也許對年輕的造反者有吸引力，卻讓那些年紀較大以及不喜歡肢體衝突的人裹足不前，而這些人是一個社會中最穩定的因素，他們的支援對持久的社會或政治變動至關重要。如果能為社會各階層的人士（包括兒童）提供適合他們的參與方式，非暴力的戰略就可以增加足以破壞政權的資源和工具。

這種和平而廣泛的發動支援的方法，甚至可能延伸至政權內部的人。對獨裁者的不滿不僅僅是出於政治目地，下至底層的共產黨員上至侍衛隊，都經常生活在恐懼和矛盾的心理當中。獨裁者的壓制越嚴重，讓那些衛士改變忠誠的機會就越大——然而絕對不能在運動中對他們進行辱駡。當斐迪南．馬可仕一九八六年在菲律賓下臺前，以及米洛塞維奇二○○○年在塞爾維亞下臺前，他們的軍警都拒絕執行鎮壓反對派的命令。可是如果非暴力組織者妖魔化這些機構或與他們發生戰鬥，情況就會完全改觀。

無論是人山人海的公共集會，還是因被聯合抵制而空蕩蕩的店鋪，無論佔據大工廠的喧鬧，還是進行總罷工的寂靜，非暴力運動的活力總是那麼令大眾期待，它起到了其他方法起不到的作用。人們只有看到勝利的可能才會採取行動，不然他們永遠不會相信會有什麼改變。最有利的假定就是：獨裁者不相信會受到強有力的挑戰；當他真正受到挑戰時，那些維持其權力的支持者就會逐漸對其失去信心。隨著一個又一個人的參與行動，整個國家就會意識到獨裁者的政權已經岌岌可危。

一旦一個非暴力運動打開了反對的空間，所有的獨裁者都必須要面對這個問題。如果你認為中共和平壤的獨裁者太殘忍，不為非暴力抵抗所動，那你應該重新讀一讀伊色列（Charlotte Israel）的故事。這個德國婦女于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在柏林的市中心組織了一次靜坐示威，最後迫使納粹釋放了她的猶太裔丈夫和其他數千名被送到死亡集中營的猶太人配偶。

上個世紀有幾個惡名昭彰的獨裁政權未被解除，但這不能證明不使用暴力就無法把獨裁者趕下臺。在非暴力群眾的力量下倒臺的獨裁政權和殖民地政權的例子也比比皆是；並且它證明，潛在的新民主或即將復蘇的民主恰恰在獨裁政權看似穩固的地方顯現。下面列舉幾例：（注2）
．一九二三年，非暴力抵抗粉碎法國入侵德國魯爾（Ruhr）。
．一九三一年，印度的英國總督被迫與甘地談判。
．一九四四年，薩爾瓦多的馬丁內茨將軍（Gen. Maximiliano Hernandez Martinez）被迫辭職。
．六○年代，在美國南方合法的種族隔離在非暴力運動下被迫取消。
．一九八○年，波蘭共產黨政權被迫承認「團結工會」為合法政黨。
．一九八六年，馬可仕在菲律賓被迫辭職。
．一九八七年，非暴力組織使智利的皮諾切特將軍下臺。
．一九八九年，東歐和蒙古的共產黨政權在非暴力運動下解體。
．一九九○年，南非政權被迫談判結束種族隔離。
．二○○○年，非暴力起義使米洛塞維奇下臺。

這些政權在其權力頂峰時，人們認為只有暴力革命才能戰勝他們。其實這些獨裁政權看起來也許無懈可擊，但實際上是非常脆弱的。他們完全依賴人民的合作，依賴逼迫人民接受其所認為的正確體系，讓人民感到恐懼和孤立，此時最主要的任務就是使個體和團體站出來公開揭穿「國王的新衣」。

然而，在幾乎每一個成功的範例中，最終的勝利還需要另一個要素，即外部盟友明智的支援。這些盟友為此類運動提供資金和訓練，或剝奪該政權的商業特權和政治認同。沒有國際社會對競選和監票的支援，針對皮諾切特和米洛塞維奇的抗爭也許不會成功。沒有波蘭天主教會的關鍵作用，以及對普利托裏亞（編注：Pretoria，南非首都）白人政府的經濟制裁，共產主義和種族隔離將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被瓦解。民主國家明確表示他們不再支援獨裁者是至關重要的，儘管有時這種表態並不及時。

然而，在過去五十年裏，與西方常見的針對獨裁政權的暴力鬥爭相比，國際社會對非暴力運動的幫助明顯不足。雖然他們看到當地民眾用非暴力手段反抗獨裁者的意願，以及他們在此類運動中體現出的創造性，但國際機構和西方國家也只提供了很少的物資和經濟援助。他們顯然不瞭解使用非暴力運動的策略來推翻專政是多麼的普遍。當發生衝突時，他們首先想到的是軍事干預，而不是致力於把革命的手段從暴力的轉為非暴力的。

為了全球的民主事業和未來的世界和平，這種對非暴力衝突的忽視必須改變。國家必須由其人民來治理，這一點要靠人民的非暴力運動來實現。

推翻獨裁者的兩階段運動

讓我們來看看，對於那些想採用非暴力的兩階段運動來推翻獨裁者的人們，外在世界能做點什麼。二○○二年一月，在「自由之家」和「非暴力衝突國際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n Nonviolent Conflict）共同發起的研討會上，來自十六個國家的民主活動人士制定了以下架構，他們中有些已經取得成功，有些尚在進行中。

第一階段：交流和組織

在這一階段初期，公民的自由是不存在的或是非常有限的。警方會壓制任何可能的獨立活動。大學、媒體、議會和工會或被迫解散，或處於政府的嚴格控制之下。此時非暴力運動的宗旨也許只是一個雛形。最初，也許僅限於個人之間的交談，以及開始秘密寫作或分送資料。因為即使是勇敢的公民也不願意介入反政府活動，所以對有關思想的教育和傳播非常重要。初期的議題和組織可以是非政治性的，而且對政權不構成威脅——比如健康和環境問題。

當運動獲得支援時，可以建立團體和組織，一起行動、相互掩護或共同前進。地下刊物、智囊團和政治團體，共同致力於削弱獨裁者的威信和勢力範圍，創造一個運行良好的市民社會。一名有經驗的非暴力運動家寫道，這種運動可以「開創兩個並行世界的情況。一個是形式上的世界，擁有美麗的街道、晚餐聚會和合宜的禮節。另一個則是地下世界。」在《小同謀者》（The Little Conspirator）一書中，一名地下世界的大師披露了一些技巧。《小同謀者》于一九八二年由別列茨基（Czelaw Bielecki）、斯科斯卡（Urszula Sikorska）和克魯斯（Jan K. Kelus）著作和出版，它是波蘭當年最流行的地下刊物，並且是指導最終推翻共產主義政權的工作手冊。以下節選取自第一章，由別列茨基撰寫：

謀反的前提是當局和他們的行為是非法的。他們不僅違反了他們自己簽署的人權條約，違反了他們強加給我們的憲法，甚至違反了他們自己的員警行政條約，比如禁止在禁閉室使用警棍。

當你開始建立你的地下組織時，首先是在你的好朋友中尋找同謀者。你信得過的人，你認識多年的人，以及你親自檢查過其背景的人。然後，一旦你的基本組織結構形成了，事業開始滾雪球似的發展壯大，只有到那時，你才應該和其他地下團體聯絡。如果沒有一個真正的組織，別充當主要謀反者。

地下組織的原則是：小組織也可以作大事業。團體越自治，它被剷除的機率越小，它所遇到的組織問題也越少。公司應該把內部以及和其他團體的聯絡減到最少。像任何成功的企業那樣，每個專職部門都用最少的聯絡管道，把成品轉交給其他公司。

建立地下出版業是以自身為目地的。對於因安全考慮而彼此隔絕的不同部門，報紙可以作為他們之間溝通的橋樑。並且報紙是領袖們確認他們特殊才智和政治地位的論壇。

報紙不僅能傳播思想，對地下人士來說，他們還是最佳的資訊、資金和物資的來源。一個地下出版組織就是一個訓練基地，它教授新手謀反的技巧，它教他們如何應付和克服恐懼的心理。衡量一個新手在處理這些問題時是否進步的方法，就是看他分發了多少包報紙。

製作和散發地下報紙的過程可以教授謀反所需的基本技術，它提醒了部門間彼此隔離的必要性（比如印刷部門和發行部門之間），它也要求在編輯和印刷之間採用「隔離郵箱」（編注：dead-letter box，彼此傳遞物品而不碰面的地點，譬如公共場所的某個隱蔽的角落）。發行人及參與批發運輸者與零售報紙的人之間也要隔離。

開始時每人都會遇到問題。當他們第一次運送地下報紙，在一個奇怪的地方把它交給一個陌生人時，每個人都會害怕，接報紙的人也害怕。但當雙方克服了恐懼時，就像兩個牢房間的門打開了以後，他們會一起再打開下一扇門，再下一扇。然後他們會彼此微笑，同時意識到自由不是一種信仰，而是一種實踐（注3）。

國際團體可以協助人民克服他們最初的恐懼及不願參與的心理，向獨裁者施壓，支援人民嘗試成立組織。採取的行動包括：

點名：非政府組織、媒體、個別國家和國際組織可以在突出獨裁者的人權迫害及缺乏民主措施方面充當關鍵的角色。他們能收集資訊，揭露具體案件，並引起廣泛的關注。「國際特赦組織」、「人權觀察」和其他人權團體在此方面充當了特別勇敢而且重要的角色。

羞辱：在今天的全球性文化中，獨裁者越來越希望至少獲得表面的合法性。而由國際知名人士及團體公開使暴君丟臉，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戰略建議：研討會的與會者提到，如果他們在運動中能更早地知道非暴力反抗的戰略想法，對他們會很有幫助。雖然不是所有方法都適用於各種情況，但是瞭解可能的選擇能為運動開闢一條新路。與會者建議了散佈消息的多種方法，包括分發一本有關非暴力衝突戰略規範的教科書，以及推動全民參與的電臺節目。這些都是重點。

對具體專案的物資援助：在早期階段，種子基金是需要的——比如，印刷設備或資訊發行都需要資金。民間社團的資助，對運作並發揮功效非常重要。

在初期，局外人士所能做的最重要的是讓全國的民眾知道在其他有類似處境的國家，民眾已把他們的獨裁者趕下了台，所以他們也一樣能成功。即使是在異議人士內部，以及外界的民主提倡者之間，開始時期望值也是驚人之低。所以此時最主要的任務是改變這些人的想法，使人們能為自由社會的前景而激勵，同時能證明非暴力手段一旦大規模展開，將迅速地、有決定性的見效，從而激發人們的力量。

反對提高人民期望心理的主要論點是：這一做法是「不負責任的」，鼓勵人們公開示威只會招致進一步鎮壓，這樣做國外人士一定會動用軍事力量干預。可是在暴政之下，即使人們沒有組織起來和平上街，鎮壓和苦難仍是每天都存在的現實。當然，這樣做無疑是有風險和犧牲的，而且第一次未必能成功，但在大多數情況下根本就別無選擇。如果北韓、緬甸或伊朗的人民繼續遭受數十年的壓迫、腐敗和倒退，沒人會譴責這些民眾。然而世界各國也不應該再忍受這些獨裁者對和平的威脅，以及對恐怖主義、毒品走私和其他侵略掠奪行為的支援。

在一九五六年之後，美國和各國政府在鼓勵爭取自由的抗爭方面動作遲緩。據瞭解，當時「自由歐洲電臺」曾向匈牙利人民許諾，如果他們起來反對蘇聯軍隊的佔領，美國軍隊將會支援。實際上，在普丁頓（Arch Puddington）的名著《廣播自由：自由歐洲電臺和自由電臺的冷戰勝利》（Broadcasting Freedom:The Cold War Triumph of Radio Free Europe and Radio）中記述，「自由歐洲電臺」從未廣播過這樣的承諾（注4）。

最終，只有實際參與者自己能做出是否要抵抗獨裁者的決定。他們知道其中的危險。可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並不知道他們其實能成功，而且今天的民主社會和民主人士已準備好提供政治和經濟上的支援（甚至為提供必要的協助，有時也可採取軍事支援）。這些人認為幫助被壓迫的人民獲得民主是應該承擔的責任。(//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