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結才有力量：肯亞的民主勢力被各個擊破

肯亞的反對派為這個消息歡欣鼓舞，FORD的領袖史庫盧（Shikulu）公開宣佈「沒有哈姆斯頓，我們必定不會這麼快達到這麼遠的目標。」十一月二十六日哈姆斯頓在給華盛頓的一封電報中曾預言莫伊會採取戲劇性的步驟。果然，「還是有些令人感到意外，實際上在這幾天以前，這個政府還在咒駡我是‘一個罪犯、一個毒品推銷商、和國家的敵人’」，莫伊居然同意和哈姆斯頓會晤，並在十二月二日拜訪副助理國務卿胡德克（Bob Houdek）。莫伊敦促美國「不要和異議人士交往過密，要尊從外交慣例。」胡德克說他被命令催促莫伊不容遲疑公開宣佈，肯亞要進行全新的、允許非「肯亞非洲民族聯盟」（KANU）候選人參加的競選。在十二月三日，「令所有人吃驚地」，莫伊公開宣佈他要再次使多黨政治合法化，儘管他抱怨說是被外國人強迫之下做的決定並警告會有種族衝突。在十二月六日，一篇來自奈洛比的《華盛頓郵報》的報導說：

大約五百名奧廷加（Odinga’s）FORD的支持者沿莫伊大街遊行到美國大使館，看起來像是自發的人群情緒高漲，表示他們對美國大使哈姆斯頓所做出的卓越成績而表示感激之情。他對民主的呼聲讓肯亞政府感到頭痛，但是卻使他成為反對派的英雄。遊行者有的坐在使館前揮舞著樹枝高喊「擁護哈姆斯頓！」這些人不肯離去，直到哈姆斯頓隔著安全柵欄發表了簡明的講話。

然而不幸的是，哈姆斯頓說「當反對派開始分崩離隙的時候，多黨政治合法化幾乎等於零……一個人不需要很好的數學腦筋就可以明白一個統一的反對黨可以贏得總統競選，而四分五裂的卻行不通。」哈姆斯頓、德國大使和一些肯亞的民主領袖，無法說服反對黨的三大頭領同意選出一人參加總統競選。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是大選的日子。「由於政府和反對派在組織、財力和武裝勢力上相差懸殊，雖然羽毛尚未豐滿的反對黨已經做得相當不錯了」，哈姆斯頓寫到，「但是他們被自己的不團結統一打倒了。同時，按照肯亞憲法，90％的權力掌握在總統的手中而不是在國會手中，因此他們在失去總統的位置時，失去了所有的一切……不管他們贏得了多少議會席位。」

哈姆斯頓接著寫到，「當一九九三年二月，英國海外發展部部長，同時也是梅傑首相政府中最主要的非洲獨立運動擁護者查勒克（Baroness Chalker）訪問肯亞時，自選舉以來籠罩肯亞人的酸楚情緒正在蔓延。當查勒克到達時，那些相信英國仍沒有完全脫離開莫伊的反對派民主黨的示威者向她投擲臭雞蛋、紅柿和垃圾。之後他們來到美國使館高喊支持美國的口號。」後來，哈姆斯頓離開了肯亞，在幾年的干涉後，他還是看到了悲劇的、但也許是可以避免的事：莫伊又繼續掌握了十幾年的政權，肯亞人民飽受痛苦，每況愈下，美國人和其他國家的人不斷地成為恐怖主義行動的目標。

在他論文集的結尾，大使哈姆斯頓提供了一些不同的想法：

對於我來說，每一位美國大使都應該有兩個責任，一個是安慰那些遭受痛苦的人們，另一個是讓那些過於舒適的人嘗點痛苦的滋味。最終，一個政府的職責應該是為他的百姓服務，而不是對他們巧取豪奪。

認為在非洲不可能實現民主的想法是極端種族主義者的想法。困難確實有，而且很糟糕，這個過程會是一個十分漫長的過程，但是我們自己和非洲人民都有義務去支援那些正在奮鬥中的民主力量。對人權的支援和加強民主進程永遠是美國外交政策中的一部分，但我們需要決定到底這一部分占多大的比例。

我不相信自一九六三年以來我們對肯亞投入的十億美元對一般的肯亞人生活有什麼改善，其實這些資金應該花在建立和扶植民主機構、專業人員、婦女組織、出版發行等方面。

非洲人的窮困和倒退，使罪惡總是源源不斷。乾旱、蝗蟲瘟疫、森林砍伐、全球下滑的日用品價格、殖民主義的遺產（造成非洲社會主義的根源）等這些都對這塊大陸產生了惡劣的影響。但是自非洲獨立幾十年以來，一直在這塊大陸上貪污腐敗、無法無天的統治者，才是真正的禍首。

除非等到非洲的莫伊被仍進歷史的垃圾堆，否則，肯亞或非洲大陸不會有什麼希望。這個過程會漫長而艱難。但是這不能成為我們不去幫助非洲的理由，也不能成為非洲人自己不去解救自己的理由。明天會帶來新的一代和嶄新的未來。

肯亞顯示了領事館、領事、大使館、大使的重要意義。在BBC《非洲焦點》（Focus on Africa）雜誌二○○二年一月至三月的期刊上，蒙巴薩（編注：Mombasa，肯亞的第二大城市，也是肯亞回教徒的大城）的回教團體領袖之一的海德（Mohamed Hyder）教授寫道：「如果回到一九九一年，我們會發現美國是肯亞回教徒的好朋友，尤其是蒙巴薩人的好朋友。那時候美國的外交官保護蒙巴薩回教徒的利益。一個最重要的人物是在蒙巴薩任職的美國領事斯泰勒（Don Stader）。他在蒙巴薩回教徒和美國政府之間建立了牢固的關係。他們經由他和美國大使及重要的參議員頻繁會晤。在那個時代，如果非執政黨有超過十個人在一起集會，就可能被認為是叛逆行為。因此透過斯泰勒，讓蒙巴薩回教徒成員自己能夠互相會面，就很重要。在十分嚴峻的情況下，斯泰勒替被員警追逐的肯亞回教徒提供了人身安全保護。但從那以後，美國駐蒙巴薩的領事館被關閉，美國和回教徒的關係逐漸惡化。一九九八年美國在肯亞首都奈洛比的使館被炸，此後員警對回教徒實行更加嚴格的檢查。自從斯泰勒和其他能協助回教徒的美國外交官被撤走以後，回教徒對肯亞政府的憤怒和肯亞回教激進主義者的人數同時增長。我曾經試圖說服肯亞政府，要解決回教徒對政治失望的情緒不是靠增加警棍。不幸的是，莫伊總統沒有心情聽我講話。自‘九一一’事件以來，政府對回教徒的情緒沒有多少安撫……布希總統和布雷爾首相一遍遍的重複這場他們發動的戰爭不是針對伊斯蘭的，而是針對恐怖主義的……算得上是正面幫助備受歧視的回教徒，提高他們在肯亞的政治和經濟地位的行動。」

在哈姆斯頓的論文集中，他指出美國領事在蒙巴薩完全是孤軍奮戰，斯泰勒沒有得到過美國的支援，甚至連個秘書都沒有。維持領事館的繼續開門的費用是最低的，當華盛頓決定關閉領事館的時候，哈姆斯頓盡最大努力反對這個決定，他甚至主動提出大量削減他在奈洛比的開支。但是普遍來講沒有什麼人能明白在獨裁政府的國家中維持——其實應該是擴充─－主張民主的領事是我們所擁有的能夠減少對我們安全構成威脅並幫助那些人民掌握自己命運的最合算的武器。大多數那些已經開始的、進行中的，最後終於贏得非暴力抗爭勝利並將獨裁者趕下臺或打敗恐怖主義者的行動，都是在首都以外的地方進行。

從一九七五年開始，我一直極力主張美國應派外交官去科索沃，並在對外部門中建立使用阿爾巴尼亞語言的能力，從而可以通曉和影響科索沃以及大阿爾巴尼亞地區的發展（幾十年來，我們從未對阿爾巴尼亞派駐大使）。現在沒人能夠知道，但如果當初我們就去那裏，歷史也許不是這樣；成千上萬的生命可能得到拯救，科索沃、阿爾巴尼亞，甚至塞爾維亞的民主可能會更早的到來。我們現在應該充分利用我們在如中國一樣獨裁統治國家的領事館和其他民主同盟的力量。我們應該仔細的研究這四十五個獨裁統治者，從而決定在哪個地方（首都以外）增加新的領事館可能會產生很大的變化。在北韓或是伊朗這樣連美國大使館都沒有的國家，我們應該積極的努力設立大使館。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承認獨裁統治的合法化；設立大使館的主要目的，在於幫助當地的民主力量。

當然，一個國家是否能最終決定回歸或發展民主，取決於本土公民的領導階層。如果沒有那些聯盟、政黨和天主教團體中勇敢的領袖挺身而出，願意以非暴力的方式面對一定的危險與獨裁政權對抗，智利也許會將拉丁美洲的民主浪潮壓制得更久。如果肯亞人當初能團結在一起採用非暴力的策略，他們也許會將莫伊更早的趕下臺。這個明顯的事實提醒民主世界的人們履行他們幫助在獨裁統治下的民主人士的責任，同時，這也是那些正在努力的民主人士不可推卸的職責。

布達佩斯的大使

大使邦尼斯和哈姆斯頓為我們示範了如何在拉丁美洲和非洲與獨裁者周旋。在一九八六年到達布達佩斯時，做為一個精神飽滿、充滿了新鮮感的四十五歲大使，我在工作中學到，即使在歐洲對付獨裁者，許多同樣的方法亦可奏效。在這本書中的許多地方，我都提到我四年任期中的一些例子。關於這些年來美國大使所做的其他的努力則交給記者來講了。從幫助米老鼠、麥當勞穿破鐵幕，到在共產國家建立第一個商業學校，到見證納吉（編注：Imre Nagy，匈牙利首相，領導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民主革命，失敗遇害）的再次被埋葬，到街上的遊行，我希望這些圖片（圖6.1～圖6.10）和文章可以讓你略見一斑，為了幫助他人得到他們的自由而努力是多麼的有趣、令人愉快，當然有時又是多麼的艱難。在專制國家裏墨守成規的、緘默的大使，正在失去他們人生中最有意義的時刻。

注1：作者與隨同捷克外交官的研究人員和「自由之家」職員的討論，二○○二年二月。

注2：「歐洲活動家被寮國判刑」，BBC新聞，二○○一年十一月九日。//news.bbc.co.uk/1/hi/world/asia-pacific/1646407.stm.

注3：史密斯．哈姆斯頓《無賴大使》（希瓦尼，田納西：南方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七）。

注4：瑪麗．馬格若利〈協助耕犁新領域〉，《華盛頓郵報》，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注5：皮爾．布蘭頓〈時間旅客〉，《哥倫比亞新聞評述》（一九九七年一月至二月）。

注6：基尼．夏普《從獨裁到民主》（波士頓：亞伯特．艾因斯坦研究所，二○○二）。

注7：瑞吉兒．斯望姆〈看看現在的他〉，《紐約時報》，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注8：庫倫．莫菲〈最後一招〉，《紐約人》，一九九二年四月。

注9：簡．伯勒茲〈伊拉克的鄰居〉，《紐約時報》，二○○二年十月八日。

注10：張良與安德魯．J．南森及佩里．林克《天安門文件》（紐約：公共事務出版，二○○一）。

注11：哈姆斯頓《無賴大使》。

注12：哈姆斯頓《無賴大使》。

注13：智利的故事來自以下三處：

喬治．舒玆《動亂和勝利：我做為國務卿的歲月》，（紐約：查理斯．思森，一九九三）；喬治．F．鐘斯《前線民主：美國外交事務口頭歷史收藏》，一九九六採訪（阿靈頓，維吉尼亞：外交研究培訓協會，二○○○）；哈裏．G．巴恩斯〈美國人權政策和智利〉，美國學院和平人權實施專案專題論文，華盛頓特區，二○○一年。

注14：巴恩斯〈美國人權政策在智利〉。

注15：彼得．艾克曼和傑克．杜瓦《非暴力抗爭──一種更強大的力量》（紐約：飄古，二○○○）。

注16：艾克曼和杜瓦《非暴力抗爭──一種更強大的力量》。

注17：督思克．杜德和路易士．布蘭森《米洛塞維奇：暴君的造像》（紐約：自由出版社，一九九九）。

注18：哈姆斯頓《無賴大使》。補充材料采于與哈姆斯頓大使的交談二○○二。(//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