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9日訊】編者按：自由之家副主席、前美國駐匈牙利大使馬克‧帕瑪為中文版的發行，特別寫了一篇序文。他的新書《粉碎邪惡軸心：如何在2025 年之前消滅最後的獨裁者》是一本講述如何不用暴力將民主帶向全世界的指導性的工具書。他近期工作的重點正是徹底清除世界上殘餘的獨裁者們。帕瑪認為這些獨裁國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國，因爲中國代表著世界上60%的未能生活在自由空氣中的人們。獨裁者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中國的江澤民。世界上現今共有42個獨裁者，包括江澤民，薩達姆候賽因，金正日。以下是馬克‧帕瑪序文全文。
在這本訴求以和平方式來推翻世界上最後四十五個獨裁者的書中，我寫到：「其中最需要特別關切的國家就是中國，因為一旦成功的話，將能為近二分之一現今仍生活在獨裁統治下的人民，帶來民主自由。而且中國人民曾經距離民主只有一步之遙，因為根據中國國家安全部的消息，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五日在中國各省共有一百三十二個城市同時發生示威活動。
如果當時的中國人民與趙紫陽轄下的大部分政治局委員，都能堅持立場而不被年老的鄧小平鎮壓成功的話，中國可能已經名列在民主陣營中的先進國家長達十六年了。並且，中國、亞洲與全世界也將會更安全、更自由、更充滿正義；中共與民主台灣之間的緊張關係亦將不復存在，一個自願性的統合也可望促成；向來倚靠北京獨裁兄弟撐腰的北韓獨裁者金正日會走入歷史，而一個統一且穩定的民主韓國將能實現；中國也將可成為受歡迎的強權國家，而不是如同現在遭其鄰國與世界各國反對。
自從本書付梓後，中國的民主進程已成為更急迫與現實的目標。這確實應該是國際社會與中國人自己的當務之急。
中國社會正以驚人的步伐加速改變中，對於腐敗的痛恨已經轉為一連串由工人、農民與其他百姓在全國爆發的示威抗議行動，在二○○四年有紀錄的就有上千件。當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旅行海外時親眼目睹自由社會的實況，以及在層層壓制下仍廣泛地在內部傳播的資訊，對於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憎恨情緒也正日漸擴散。在沒有公平自由的選舉下，江澤民將統治衣缽傳給了胡錦濤，並且直到今天，對於新聞自由、作家、學生與修煉者的鎮壓未曾稍歇，他們是中國年輕一代的菁英與人民的良知，卻仍大量地被拘禁與刑求折磨。香港人民選舉特首的權利，甚至仍未被北京當局認可。與廿一世紀社會的快速現代化、教育水準提升與資訊需求孔急相比之下，監控網際網路、掩蓋SARS疫情與害怕改變的這個腐敗墮落的專制獨裁政權，更顯得僵化與無以為繼，其基礎與上層架構正在逐漸解體之中。
中國的持續專政，與世界各國民主進展對比，是更加明顯了。在本書中我提過，另一急迫需要民主化的主要區域是大中東地區。但從吉爾吉斯共和國（當我寫這些句子時）到阿富汗、伊拉克、黎巴嫩、埃及及摩洛哥，我們見到這些國家在過去二年為民主進程所做的努力，甚至多過其過去整個歷史期間總合。確實整個地區現在有熱烈的討論，並決定拋棄曾阻礙個人與國家發展的老舊系統制度。
中國人在人類歷史上曾擁有最先進的文明，現在目睹大批近乎文盲的阿富汗人民得以運用投票權選舉他們的總統——這是億萬中國人民到目前為止仍被剝奪的權利。
不只是中東，全世界多數現在都專注著民主發展，將其視為達成全球和平、根絕恐怖主義、維持正義、自由與法治社會的成功之鑰。布希總統在第二任就職演說中所揭露的外交政策重點提到：「美國的政策是根除每個國家的暴政。支持自由的一方，我們就支持你，你們就是自己國家未來的領導者！」德國總理施若德接著表示：「我很熱切地聽了布希總統的發言，並感受到他對於所有國家達成民主化的熱切期望，我十分贊同他的看法！」
聯合國秘書長安南也在聯合國救濟提案中強調民主化的重要性，他特別提出廢止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主張，因為該委員會長期以來已被一些主要違反人權的國家用來掩飾其罪行，而應另成立一個小型的人權會議，只有誓言促進人權的國家才可以加入會員。民主聯盟的成員，全世界一百九十四個國家中的一百二十個，將在聯合國體制內外一起行動。世界銀行的新總裁渥夫維茲（Paul Wolfowitz）也一直是推動民主化的強力推手之一。
本書最後列出的行動計畫正引起大家的注意，支持並將其實現的行動正在展開。二○○五年三月三日，美國參眾兩院的領頭委員（馬凱恩‧萊伯曼參議員與渥夫‧藍托司眾議員）提出二○○五年〈促進民主法案〉（Advance Democracy Act of 2005），其中就包括許多本書所提出的提案。匈牙利政府開始帶頭創立一個多國的民主轉變中心，來進行專制獨裁轉換到民主制度過程的研究，並將研究成果與經驗應用在那些剛剛起步的國家。
中國越來越像是在民主海洋中一個不合時宜的專政小島，「自由之家」在二○○五年的報告裏，再度將中國列入全世界前二十名高壓統治的國家之列。然而中國卻被蒙古、日本、南韓、菲律賓、印尼、澳洲、紐西蘭、泰國、孟加拉、印度，甚至可能包括吉爾吉斯共和國在內的民主國家所包圍著。由於俄國在二○○四年從部分自由倒退為不自由國家，中國現在有一個機會可領先俄國成為民主國家，並領先其鄰國越南、寮國與北韓。當然中國會希望因其偉大而獲致光榮，而非以「政治落後國家」班上的最後一名為傲。中國當然無法容忍沙烏地阿拉伯在二○○五年春天，舉行了市政選舉而超越她。這是一場中國不能輸的奧林匹克比賽。
如果這場競賽正嚴肅地進行中，那麼有願景與勇氣的中國人民該怎麼做呢？
這本書專注於以人民的力量作為主要戰略來和平地清除獨裁者。我被基尼．夏普（Gene Sharp）所著《從獨裁到民主》（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這個主題的工作所吸引。大家可以在//www.aeinstein.org網站找到這本書的中文翻譯。如前文所述，中國人民在一九八九年差點就成功了，也就是同一年，中歐的共產主義被推翻了。過去的兩年內，有許多同樣的成功例子持續發生，那都是由一般尋常老百姓，沒有使用武器，只靠著勇氣與組織能力就成功了。喬治亞共和國的玫瑰革命，烏克蘭的橘子革命，以及其他本書先前提到的例子都指引著大家前進。本書中利用完整的一章用來介紹如何在中國達成這件使命。
以下是在本書中介紹過的一些方式，在大多數最近的人民革命行動中也再次展現其力量。
在每年數以千計的示威行動中，中國人民展現了無比的勇氣。烏克蘭、喬治亞與其他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以國家範圍為基礎的組織是有需要的。這是一個重要的中心目標。對於偶爾零星出現的示威抗議活動，獨裁者是很容易將它處理解決的，但是對於全國性、同時發生的示威活動，將會產生動能促使更多的人加入行動，當鎮壓的機器由於施行範圍過大而顯得無力維持時，獨裁政權也將難以維繫。
中國人民也需要一個聚集群眾的理由。在烏克蘭、喬治亞、吉爾吉斯共和國與其他國家中，大多有著共通的理由，就是要從當權者手上奪回選舉權。但是所有這些事件的背後真正原因是反對腐敗與濫權。在中國則還有其他即將面臨的情況，一些未能預知其發展而造成全國性災難的事件，例如處理SARS、礦災、銀行系統崩潰或其他類似的事件。事先準備好並利用這些機會是很重要的，要有一個具可見度與吸引人的平台，來訴諸所有人民，並向他們再次保證政權的穩定轉移是可能的。這個平台可以專注於因一黨專政、大權獨攬所造成的腐敗貪汙；也因此必須有獨立的新聞媒體來揭發所有發生在鄉村、城市、省及全國各階層的腐敗人物；有獨立的司法機構來對這些人予以審判並加以求刑；有自由貿易工會來爭取更合理的工資及工作環境，這是馬克斯也會欣然同意的條件；有自由公平的選舉，可讓人民透過選舉罷黜鄉鎮與全國的腐敗官員。
從最近和早期的人民力量所展現的成功案例中，我們學到了另一件事——那就是需要贏取武裝安全部門人員的支持，而不要把他們視為敵人。他們也是中國人，而且大部分相當年輕。他們也是愛國的，並且也看到了腐敗的狀況。在有關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黎巴嫩的事件報告中，美聯社報導描述道，雖然政府禁止示威，這些抗議者仍然整天向前來鎮壓的士兵和警察遞送紅色玫瑰，有一些士兵最後反而告訴抗議者怎樣逃避安全封鎖線。在烏克蘭、喬治亞、吉爾吉斯與其他國家中，人民設法說服維安部隊退出並允許示威者進行關鍵的行動。
最重要的事是：集中力量於二或三個重要地方，以打開通向民主之門。在迄今所有案例中，幾無例外。這表示必須對議會大廈、總統辦公室和全國電視台採取行動。如果以中國來說，這表示要把民主進入人民大會堂、中南海和中央電視台（CCTV）。
當解放運動完全由中國人民自己啟動運作之後，外國人就能幫忙了。年輕的塞爾維亞人是在貝爾格勒二○○○年運動成功的中堅分子，並將他們的經驗與年輕的烏克蘭人分享，進而影響了二○○四年在基輔的運動成功。他們教導了舉辦街頭劇場的技巧，藉由嘲笑執政者的方式來減少一般大眾的恐懼心理，並且建立與民兵的連繫。國際選舉教練員和觀察員也扮演了關鍵角色，把一場原是欺騙性的選舉，藉機轉變成展現人民力量的示威集會運動。
對於個別的獨裁者予以關注也是非常重要。在黎巴嫩，敘利亞獨裁者阿塞德（Bashar al-Assad）的巨大廣告牌與相片被黎巴嫩人撕毀，其實是受到許多伊拉克人在巴格達將海珊（Saddam Hussein）的雕像拉下的影響。然而必須為超過二千萬人民饑餓和死亡直接負責的毛澤東畫像卻仍然控制著天安門廣場。他和他的繼任者胡錦濤都必須被除去。
其中一種方法是把焦點集中於胡錦濤的犯罪行為並要他親自負責。一個由國際法律學者和律師組成的小組正在運作，以進一步列舉其「專政獨裁罪行」，並設法收集證據以及對犯行的獨裁者提起訴訟。包括胡錦濤在內，每位獨裁者都違反了自己國家法律和憲法所保障的各種政治與民權。胡錦濤並且違反了中國必須遵守的國際協定和條款，如〈世界人權宣言〉、二○○五年〈促進民主法案〉提供收集證據並最終審判那些違反人性的獨裁者的法律基礎，其中並包括一些列舉「專政獨裁罪行」的工作。
當這個過程進行時，中國律師和民主行動人士可以開始收集胡錦濤的罪刑證據，並促使其受審。甘地（Mahatma Gandhi）教導我們，當人民開始不合作時，非法和不公正的政權就要垮台了。鼓勵不合作的一個主要方式就是宣示獨裁者的不合法性。這是有先例可尋的。賴比瑞亞獨裁者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被聯合國任命的法庭控告，當時他還是賴比瑞亞的總統。國際刑警組織對他發出拘捕令，於是他出逃到了奈及利亞，在本文撰寫此時，法院正試圖將他引渡受審。南斯拉夫和盧安達的前任獨裁領導也被帶到國際法院受審。胡錦濤也該當如此，除非他扭轉路線，與中國的民主人士組織一個全國圓桌會議，並考慮自由和公正的選舉。受審和遭受拘留的威脅，對於這樣的路線逆轉是很重要的激勵。
在二○○四年九月中共的十六大會議之後，中共的高層領導人提出「黨的生與死」植基於「改進治理」。根據他們的定義，改進治理是讓黨的官員較少腐敗並提高對民眾關心事務的敏感性。如同《紐約時報》所報導的，溫州的一位搬運工說：「當官比當富翁更好！」，一個汽車機械師說：「官員藐視平民百姓。」我們從其他遭受共產主義之苦的國家中學會了，共產黨必須真正地「死去」才有可能減少腐敗和改進治理。北京的獨裁者和所有地方上的獨裁者其龐大的既得利益透過組織架構層層緊密結合，致使改革幾乎不可能運作。中國可以成為一個完全現代化的國家。只要透過一群具有勇氣和願景的志士，結合所有志同道合的大多數群眾，發起一場展示人民巨大力量的抗爭，將可掃除所有舊的腐敗，為中國全體人民帶入平等、正義與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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