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9日訊】一位好友送了全套的《文殤》和《太陽在落日中》給我，欣喜之極，未及多思，在手中只捧了10分鐘，就讓一個自稱願幫我負重效勞之人拿走，從此，半年多，人不見蹤影，書更是不知去向，電話追問又被告之書已被轉手易人……無奈，只好借來《文殤》一讀，為解自己好書之渴，也為還欠下的一份文債。

　　20世紀的中國文學史，充滿了苦難和悲傷，一次次大的社會動盪加上內擾外侵，多重社會複合力的作用下，文學，作為一門藝術，幾乎終止了對自身迷失已久的詩性成分的尋覓，被政治侵蝕後人和文學都迷失了自身，而成了為政治吶喊、替政治控訴的工具。中國文學的讀者們，早已習慣了將政治訴求圖解，將口號擴寫之後的所謂「文學」。

　　袁紅冰的《文殤》，第一次讓人們看到：原來還有政治無法扭曲的文筆，即使文學在作家筆下的近半個世紀中似乎已失去了它賴以生存的大地，坎坷和貧瘠令天空也變得空碎，然而，袁紅冰的眼睛，卻深藏著詩的棲息地。當詩折斷了想像的翅膀和行吟的雙足，他們飛進了這快棲息地，在這裡療傷，作家以自己青銅色的剛毅靈魂，執著的營造著他自己的人造天堂，雖然在那個年代，經歷了幾十年的人性廝殺和恐懼，社會主義的天堂早已變成廢墟，荒原和死域。

　　我曾經不止一次，試圖在袁紅冰的眼中，尋找那一段段高壓政治下掙裂開的深紫色傷痕，然而，讓我看到更多的，還是充滿著他特有詩性的冷峻和孤傲，就像他的書中、他的筆下：

　　他們冒著茫茫的風雪，腳步沉重地行走在沒有人跡的街道旁，誰也不願意說話。只有厚厚的積雪在腳下發出「沙沙」的聲響，好像凍結著殷紅深情的時間，在悲歎中破碎。柴治國送袁紅冰一直到袁紅冰住所的門前。他們久久地相向而立，兩雙岩石般的眼睛，透過無聲飄落的雪片，互相逼近地注視著，誰也不肯首先離去。袁紅冰發現，柴治國的眼睛深處驟然閃爍起冰凌般的淚光，而他鐵石的心被那寒光閃閃的、堅硬的淚光劃傷了。 「我再送你回去。」袁紅冰簡短地說，他的聲音猶如一縷捲裹著飛雪的冷峻的風。於是，漫天的風雪又伴隨他們緩緩順來路返回。

　　這是兩個憂國憂民的知識份子，在生命苦難中相互支撐著彼此被蹂躪靈魂的一幕真實描述。袁紅冰和柴治國在白雪茫茫中沉重的來回彷徨著，他們盼望清潔的精神從生活的泥沼中浮出水面，不幸的是，他們正屢屢面對已被專制政權剝蝕得面目全非的身心家園。短短一百多字，作者以詩的語言承載著他們共同的深重的傷悲，還有他們真純的自然性情，迷狂中的尋覓，在現實中棲息和希望之心的歸宿。這是充滿著文化和政治的雙重「苦思」，揹負著了啟蒙和自救的雙重重負，這種終極尋覓顯示出的脆弱與無助讓人感到悲哀、沉痛又沉重，卻以一雙詩的眼睛在洞見。袁紅冰的英雄主義人格也許就是在此時此刻圓滿了。

　　《文殤》從內容上思考著當代政治的暴虐和崇高英雄人格的存亡，幾乎寫盡了作家獨特而偏執的愛，他狂野的怒火，他悲悼的清淚和惡毒的戲謔，他的文化隱匿走到了終極。另一方面，寫作語言的運用也極其獨特，除了全書幾乎都以史詩般的語言，節奏上更常常像一首漸進曲，高潮前後，都以文本以外的某種速度逐漸沉靜再沉靜，融入更深的悲涼和憂傷之中，等待著下一個章節的向上推進再推進。一段描寫89年天安門事件前奏的段落就十分典型：

　　這時，袁紅冰看到，陳坡匆匆從遠處走來。陳坡臉色灰白，神情震驚而悲痛。他在袁紅冰面前停下，聲音像佈滿乾枯的血銹似的說：「耀邦去世了，就在今天－－我是從國防大學得到這個消息的。」 袁紅冰沒有說一句話，他冷漠地注視了陳坡片刻，便向未名湖邊走去。很長時間中，袁紅冰的意識裡只有一片乾枯、灰色的沉寂。直到殘破的晚霞映在未名湖銀灰色的湖水中時，一聲慘烈的悲號才撕裂了袁紅冰意識中灰色的沉寂：「蒼天呵，你為甚麼賜給獨裁者以長壽，卻使高尚的生命過早消失－－民主的朝陽將因此而繼續長久地在專制的暗夜中，苦苦尋覓屬於晨光的地平線！」

　　讀者可以想像，在那「一聲慘烈的悲號」之後，作者必定將壓抑到極點的自由之理念，變成湧動的激情，噴薄於草原，山川與河流，袁紅冰一定會將痛楚難言的對民主的抗爭與守望最終擴張到天安門廣場。後來的日日夜夜，記載了袁紅冰著意於為心靈自由而抗爭，極其精彩的一頁，也成就了他日後作為自由知識份子對抗共產集權而寫入歷史的轉折。

　　如今，當不少中國百姓希望遠離政治，卻不幸又跌入物慾橫流之中時，物質文明又一次對大自然和人類靈魂進行了雙重破壞，在一方本應棲息詩性的土地上，文學正雜生著它難耐的死寂，不堪的庸俗當然也不乏些須期待。已經進入蒙古草原角色的袁紅冰面對真理和自由在物質文明擴張中的消亡當然無法釋懷，《文殤》以轟然倒塌之勢完成了文學的敘事轉移，開始了對詩性棲息地淪落過程的文化回歸。作為自由民主理念和本真人性的守望者，袁紅冰孤苦的十多年奮爭使他獲得了強大的免疫力，《文殤》為中國小說留下了不可多得的樣板。當然，最彌足珍貴的，應當是棲息在他自己眼中的那份充滿了詩性的文學精神。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