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文化大革命」開始那年，也就是1966年出生於四川省中江縣。父親就讀「文革」前政法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四川省綿陽市一所中等專科學校教書，文革時被打成「走資派的黑爪牙」，發配到偏遠的綿竹縣漢旺鎮。我跟著父親到了這個人口只有三萬的小鎮，度過我的童年和少年。
八十年代初，國家重建文革中被砸爛的「公、檢、法」，父親重新調回綿陽市，在新成立的市司法局工作。我跟隨父親到了綿陽市南山中學讀高中。
1984年畢業考入北京大學地質系，大學三年級時成為全班第一個中共黨員，1988年大學畢業，因成績優異而免試錄取為本校研究生。
1991年研究生畢業後我被分配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工作，1997年轉調投資顧問公司從事證券投資工作。
我和我先生是在北大武術隊認識的。在茫茫人海中，我們互相一眼就看中了對方，很快就雙雙墜入愛河。1988年我還是研究生時我們就結婚了，婚後我們生活可說幸福美滿，朋友們都非常羨慕我們，直到1992年。
那年我分娩時因醫療事故兩次大出血，險些跨進鬼門關。兩次輸血又使我感染醫學上尚無法治愈的C型肝炎。從此我開始了漫長的治療和住院生涯。我吃過各種藥，打過昂貴的干擾素，練過氣功，都沒怎麼管用。95年做超音波檢查時，醫生看出我已有早期肝硬化的跡象。
產後四年我都不能上班，身體虛弱得風一吹就會倒，直到1997年我開始修煉法輪功；我的健康，心靈，世界觀從此有了一個全新的開始。
典型「五分加綿羊」
我是一個典型「文革」時所批判的那種「五分加綿羊」，也就是學習成績五分滿分，又像綿羊一樣乖巧聽話。在「知識越多越反動」及「造反有理」的年代，「五分加綿羊」等於落伍與不「革命」的代名詞。
在 父親工作的那個小工廠裡，我們一家幾乎是唯一的「臭老九」，不大能與其他「勞動人民」打成一片。為避免是非，母親不鼓勵我與其他小朋友玩，所以我大部分課 余時間都在看我所能搞到的課外書。為了看書，我想盡了一切辦法：在被窩裡照著手電筒看、盛夏的夜晚躲在密不透風的蚊帳裡看、上體育課裝病留在教室裡看、用 竹竿將父親放得很高的書捅下來看、上課時從課桌的裂縫裡偷看、從伙食費裡省下錢來租書看……。那個年代可看的書並不多，用「饑不擇食」來形容一點也不為 過。看書是我那時期最大的快樂。
雖然看了很多書，但一直到高中畢業，我的思想都非常單純，除了想著好好學習，以後當個科學家，幾乎沒有任何其他的想法。
進入北京大學這所全國最著名的高等學府，無疑是我生活和思想的新起點。思想的獨立、自由和前衛，是北大最大的特點。在這樣的環境，我的自我意識自然而然地覺醒了，一如許多北大人，我開始思考許多問題。
長大又變小
千 古以來，哲學家一直在試圖回答這樣的問題：「我是誰？我從哪來？我到哪去？」北大圖書館豐富的館藏讓我如魚得水，記得我幾乎涉獵了我能接觸到的所有中、西 方的哲學門派：盧梭、叔本華、尼采、康德、黑格爾、沙特、佛洛以德、蘇格拉底、亞裡士多德、犬儒主義……每一個門派都劇烈地沖擊著我，這些哲學大師將我的 思想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我似乎明白了好多。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當沖擊淡去，我又覺得自己還是一樣迷茫，對於「我是誰？我從哪來？我到哪去？」 還是未能找到一個滿意的答案。
「一天天長大，又一天天變小，永遠不明白人為什麼活著」這句話，是我大學畢業時寫在同學留言本裡的贈言，它真實地記錄了我當時的思想，和對人生的感覺。
中國氣功熱
成 為一個像居裡夫人那樣出色的科學家，是我少年時期的理想。進入大學，學到更多的科學知識後，我開始思考：從愛因斯坦以後，科學基本上沒有什麼實質的飛躍； 現今許多進步，都只是技術上的，而非科學上的。在新的世紀，科學如果能有什麼進展，應該是在生命科學領域，因為表面上人類雖然可以上天入地，但對於自身的 了解還是太少太少。我相信正因這種了解太少，才留給我們發展的空間。
也就在這個時期，中國社會出現了一股人體特異功能和氣功熱，北大生物系 生命科學學院生理學教授、自然科學處處長陳守良和他的同事侯教授，從1979年中國出現耳朵認字的第一例，就開始進行這方面的研究。陳守良教授1979年 8月提出論文《關於人體一種特殊感應機能的調查報告》，發表在《自然雜志》2卷11期、12期。
他們本著嚴謹的科學態度，潛心研究十幾年， 搜集大量第一手資料，鑽研相關古籍，並合開了一門全校共同選修課「人體特異功能與氣功研究」。我在研究生期間選修了這門課。兩位教授嚴謹的治學態度令我印象深刻，我至今還記得，他們談到氣功界出現弄虛作假的敗類，敗壞氣功的名聲，在講台上氣得發抖的樣子。
我與同學一起參與過許多設計得非常嚴 密的實驗。這些實驗證明人體特異功能不但存在，而且在某個年齡還很容易被誘發。兩位教授在北大附小四年級做過誘發手心識字功能的實驗，結果60％以上的小 學生都能被誘發出這種功能。他們還做過思維傳感、意念致動、遙視、催眠等許多其他的實驗。
大量的實驗證明人體特異功能的客觀存在，但在理論上，兩位教授卻無重大突破，上課講授的主要是古藉中的記載。我記得他們老實對我們說，現在他們的能力還不足以提出人體特異功能為何存在的理論，所以一直致 力搜集真實可信的第一手資料，期望為後人繼續研究舖路。在科學上，這個階段稱做「唯象階段」，即只搜集資料，不做解釋。
後來出於科學研究的目的，我學練了好幾種氣功。每一種都很投入，每天都做筆記，記錄練功體驗。我想學習兩位教授，積累一點真實可信的第一手資料。
這些經歷讓我相信人體的奇妙，更加確信科學的下一次突破，一定是從生命科學領域取得。我也體認現有的科學理論，離真正透徹、圓滿地解釋這些現象，還太遙遠了。
然而，不知從何時，我開始思考科學的社會作用。我認為，人類不應該為了發展科學而發展科學，科學的發展應該是服務人類，為人類謀求更大的幸福。誠然，今天的 科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發展，人類正享受著科技發展帶來的舒適和便捷。但一千多年前的詩人陶淵明能寫出「采菊東蘺下，悠然見南山」，而今天的流行歌曲在 唱什麼呢？「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我孤獨」「我憂傷」「我寂寞」，古人在文學、音樂、美術作品中流露出的閒適、安寧、和諧、優雅和美好，今人 不再擁有；今天人們內心充滿了焦慮、不安以及對於未來和世界的不信任，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空前地緊張，飛速發展的社會讓每個人都拚命往前趕，舊的社會倫理和 道德受到強烈的沖擊，原有的平衡被打破後，新的平衡還來不及建立，就有新的問題出現……
科學的發展究竟給人類帶來了多少相對應的幸福呢？幸福應是人內心深處的感受，而不是人擁有了多少物質或技術。如果科學的發展並沒有給人類帶來更多幸福，我們還要科學干什麼？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對科學產生了深刻的懷疑。
術數死胡同
我第一次接觸的佛家著作，是用毛筆正楷手書的《金剛經》。當時借這本書是為了練字。當我一遍遍地臨摹這本經書時，「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這些話像一團雲霧在我的腦裡飄來蕩去，我試圖去抓住這團雲霧背後的東西，卻總是差那麼一點。
後來我又試圖徜徉道家的世界，仔細閱讀《道德經》等著作，老子、莊子那絕無僅有的東方智慧和圓熟，讓我歎為觀止。再後來，從上研究生起，我又對《周易》起了興趣，買了許多參考書，煞有介事地鑽研。這種癡迷一直持續到我分娩之前。
懷孕期間我一共起過三次卦，來預卜自己的分娩是否順利。三次卦象都很凶險，但我並沒有太在意，更沒想過要怎樣去回避，因為那時我懷著半研究半游戲的心情，還不明白應不應該相信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可以預測的？人的命運是不是出生時就已注定的？這些問題都很大，牽涉到整個宇宙觀的問題，我暫時還做不了決定。
後來我分娩時真的出了事，差點命喪黃泉。這時我內心充滿了對命運之神的驚怖和臣服，不得不相信冥冥之中一切確有定數。如果人的命運真的存在某種必然性，我們還能不能改變它呢？
困惑之際，我遇到了台灣道教協會理事長。他建議我研究奇門遁甲。我買了很多書照著演練，但很快就頹然而廢了。在術數的迷宮鑽了好幾年後，我對這種繁瑣和冗雜，突然感到一種深深的厭倦。
我很早就想過：整個宇宙有規律地運行著，大至星系，小至微觀粒子，都有自身的運動軌跡，連爛泥巴我們都能寫出它的分子式來，為什麼獨獨就人的這個層次顯得那麼雜亂無章呢？
我相信宇宙之所以能夠維持它的和諧與穩定，一定是因為宇宙中的萬事萬物在遵循著某種共同規律，也就是說，宇宙中應該存在著一個終極真理，而這個真理應該是簡單的。
正如釋迦牟尼在苦修六年後，突然發現苦修不是道而決定放棄一樣，我也認為想透過術數來認識宇宙的真理是徒勞的，也不是道，所以我也放棄了。我對於宇宙真理的 探尋和人生的思考停滯不前，每天忙於應付日常事務，不再想這些不著邊際的問題。但總體來說，我的世界觀漸向佛家靠攏。我有一種模糊的感覺，覺得宇宙的真理 一定是在這裡。但那團「迷霧」的後面是什麼？不得而知。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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