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前，在越洋電話裡，父親說，按你大孃（大姑媽）的算法，我明年就七十了，語調有種難言的感慨。我一驚，始終無法把七十歲這個古稀的年紀，和父親聯繫在一起，因為他的聲音仍然洪亮，語速也快，聽不出老人的語氣。我更願意就按戶口上的算法，因為這樣，父親可以年輕四歲。

我開始試圖走近父親和他經歷的時代，根據他從我小時候開始的講述中拼湊一個連貫的脈絡。和那時的很多生在農村的人一樣，父親的年齡並不精確，為了結婚或入學，改大改小是常事。父親的父親去世很早，在他只有十幾歲的五十年代初去世，因為祖父在那個貧瘠的四川鄉村是稍有田土，也有點生意頭腦的人，按孫中山先生的說法，算「大貧」國中的「小貧」，儘管他歡迎新政權，但隨著「統戰」的範圍按計劃縮小，大約終於抗不過壓力，自殺身亡。因為沒有見過這個爺爺，我從小就習慣跟父親說，你爸當時如何如何。祖父去了，家庭四分五裂，留在鄉下當狗崽子沒有出路，父親只得外出打工，在鐵路工地上敲石塊，因為辛苦，同去的人中有的回鄉，而父親已無退路，只有隨著鐵路的延伸往前走。這時候起他開始對文學感興趣，從此放棄了喝酒賭博的嗜好。

鐵路修到陝西，父親憑「解放前」念過中學的底子，（他的中學國文教師北大畢業，後來曾擔任過內蒙古大學的中文系主任，那時的中等教育水準可見一斑）考上了一所技術學校。新中國的學校是免費的，因此父親得以享受優越性，恢復了學業。父親這時候開始在陝西的報刊上發表小說，在學校的劇團裡演劇，居然成了小小的名人。

1960年，父親開始技術員的工作。我無法想像這個飢餓的年頭究竟是怎樣的情形，聽父親說，在工廠裡工作的人還是能有定量供應的糧食和副食品，但回農村老家，所見的無不是浮腫和全家的慘死。父親說，有的農民乾脆開口罵，「狗日的毛澤東！」好像也沒有人管，想來再熱愛毛澤東的人，也得先吃飽飯才能教訓別人。直到現在，我不識字的大姑媽一提到這個領袖的偉名，仍然像罵有矛盾的鄉鄰一樣直率地大罵，聽見她的罵聲，我很疑惑，農民真的愛這個偉大的農民領袖嗎？即便那些在時代的狂潮中分了我祖父房產和田產的貧農，又真的感激他嗎？

父親在工廠裡，由於出身的原因，仍然有政治的壓力，儘管他努力地鑽研偉大領袖的四卷雄文，還因此獲得表彰。這個關於出身的壓力並非始自文革，而是一直貫穿從新中國建立後到文革爆發前的頭十七年。在我讀了《遇羅克的遺作與回憶》後，才體會到這種壓力，而且恍然意識到，大規模的社會歧視在文革前就合法合理地普遍存在，遇羅克只是利用文革初期的短暫言論自由登高一呼，他所控訴的，是這十七年，並不是文革本身。當文革到來的時候，父親和當時的許多在十七年中受壓抑的人一道，在造反有理的號召下卷入派性鬥爭的狂潮。「造反派？」這個詞在我長大的時代中，已經被千夫所指，成了罪惡的化身，但是，我的父親，居然曾經就是其中積極的一員，和那些我見過的在各行各業工作的叔叔伯伯一樣。他們都參加過狂熱的派性文鬥和武鬥，還不時在聊天的時候談起當年的經歷，像回憶一場夢，一個鬧劇。我想，文革中純粹被迫害的人只是少數，大多數人就是這樣無謂地相互鬥來斗去，想置身事外是很難的。

我父親曾被對立面關進牛棚兩年，這時候他已經於1963年在北京出版過一本劇作，大約算是一個作家了，但我絲毫不認為他是一個受迫害的作家，因為我必須承認，他被囚禁，僅僅因為毫無意義的派性鬥爭。我小時候，看過父親在被關押的時候寫的日記，到處都是「北斗星」，「思念毛主席」令之類的語言，我覺得非常好笑，或許他那時的思想真是那樣。他還有過一次「陪殺場」的經歷，有一個類似後來張志新的大膽女人，因多次攻擊林彪和江青被槍決，我父親和其他人一道被抓去同赴刑場，聽見她死前高呼打倒林彪的口號。林彪死後，這位女子案件中涉及林彪部份作廢，等到文革最終結束，她被封為「烈士。」父親後來回憶說，大約也在文革之中，他偶然看到了內部發行的費正清的名著〈美國與中國〉，他說他的思想受到某種震動，第一次把我們國家的命運放到一個客觀的角度下思考。父親的經歷隨著大環境的變動而起伏。出了牛棚，他居然可以在幾年之後參加慰問下鄉知青，採訪地方上毛主席逝世的群眾悼念，父親回憶這裡時，很平靜的說，會場上有的婦女哭得死去活來，一宣佈悼念結束立即恢復正常。

1979年，父親參加了一個採訪團去中越戰爭前線，瞭解到了很多有趣滑稽的事，比如開戰時很多人糊里糊塗，不清楚戰爭的性質和目的究竟是甚麼，還有的新戰士嚇得逃跑，有的在戰場上想法偷生的事，對於去採訪的人來說，需要報導英雄人物，這些非主流的事當然永遠無法公開，但歷史真實或許就在這些正反皆有的凡人小事中吧。我後來讀《天涯》雜誌，有一篇越戰回憶的日記體文章，是當時參戰的一位軍人寫的，他說到的中國軍人在越南作戰和後撤時的頹廢粗魯，比我父親講的要生動得多。到了1980年前後，父親正在一家文學雜誌作小說編輯，並不時在全國各地發表小說作品。那時文學據說很熱，作家受羨慕，雜誌都暢銷，文壇欣欣向榮。不久，反自由化運動掀起，父親所在的這雜誌，雖只是地方刊物，卻刊發了好幾篇被北京批為自由化的小說。《文藝報》點了雜誌的名，編輯部改組了，父親調換了工作單位，直至退休。到了九十年代，這幾篇闖禍的小說居然堂而皇之全部以「爭鳴小說」的名義集結出版了，時過境遷，過去的判決大概無形中也失效了。1989年春天，面對終日激昂的遊行隊伍和隊伍中熱情招呼的熟人朋友，父親的腳卻堅定不移地留在了人行道的這一側，始終沒有跨到大街上，因為曾經也狂熱的他終於明白，有一天情形可能會變，到那時，原本熱情的人們在因無奈而相互揭發的時候，會是無情的，果然後來都應驗了。想必父親長出了一口氣，覺得自己總算做對了一件事。

就這樣，我的父親快七十歲了。父親電話中還說，他的好幾個熟人朋友近來都信佛教了。父親一生都「憂國憂民」，關注國際國內時事，我倒希望父親信點甚麼教好超脫一點，可惜他真是缺少慧根，甚麼教都不信。他想寫下自己在文革中的經歷和體會，但現在的政府倡導的是「朝前看」，不願揭傷疤。我能感覺到他的內心仍然有激情，但更有一種無以言說的焦慮和憤懣，究竟為了甚麼，似乎又說不清楚。父親不算一個成就很大的作家，不過我很感謝父親從我小時候開始，就幾乎不加審查地讓我閱讀各種書籍，發展各種念頭和愛好，更感謝他把他的個人歷史的片段和真實的體會告訴我，讓我從中看到一個普通中國人與大時代相遇時的喜與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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