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3日訊】 面對這個“色賄（社會）”的“症痔（政治）”“瘟（文）化”“現屎（實）”無人敢碰、敢問津、敢涉入的“文學禁區”，我創造了一條極為适合中國特色寫作的道路。這就是以諧音為主的錯位詩歌寫作。

這种創造并非始于我，我只是吸收了中國相聲最主要的一种普遍技法，即諧音。我只是照本移植過來。但這在詩歌中，特別是在反文化寫作的主要反對象（也是所謂文化的最主要基因）即——政治的寫作中，像我這种全面運用而又推陳出新的（當然民間口頭的政治順口溜詩也是——這也是我這种詩歌創造的來源場），應當是首創。這特別是給中國后現代詩歌介入政治（這個文化生活中的最大生活）、參与生活和干預人生，創造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先例，也給我個人的先鋒詩歌寫作帶來了新的生机，改寫了詩歌無法藝術能動化地介入政治和無法突破政治這個最大、最現實的話語場境之歷史；如此也給中國后現代詩歌消解、解构政治中心權力話語和專制中心話語“邏各斯”的寫作之全面實踐，帶來了新的根本性的可能与前景。這是完全可以操作的文本，也是完全可能創造的新風景。

我始終奉行福樓拜的一句宣言：“一切政治我只懂反抗”。我反對這樣的“文以載道”：歌功頌德——即為政治服務。我不反對這樣的“文以載道”：批功判德——即為政治批判。前者是浪漫現實主義，或現實浪漫主義，或理想現實主義，是典型的理想烏托邦主義，是批判的武器；后者是批判現實主義，或現實批判主義，或現實理想主義，是新型的現實烏托邦主義，是武器的批判。而我的寫作是用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是用現實的烏托邦甚或批判的極托邦代替理想的烏托邦甚或浪漫的無托邦。進入后現代寫作的話語環境實踐則應該這樣突破禁區才是出路，尤其我們的空房子主義寫作即是如此。具體說來，我的這种寫作大致存在于下列的寫作系列中：紅色寫作、黑色寫作、白色寫作、邊緣寫作、中國波普寫作、新解构主義寫作、新寓言詩體寫作、新小說詩體寫作、新敘述詩體寫作、新精英寫作、新經典寫作、痞子寫作、褲襠寫作、危險寫作、文學禁區寫作、錯位寫作、新死亡詩體寫作、新死亡愛情詩體寫作、新浪漫主義詩體寫作、新狀態詩體寫作、新實驗詩體寫作、新聊齋寫作、新搖滾詩體寫作、新理想主義詩體寫作、潦草寫作、無遮蔽寫作、拉屎寫作、撒尿寫作、放屁寫作、蒼蠅和大蛆文化寫作、床上寫作、都廢主義詩歌寫作、歷史不敢寫的我寫的寫作、操他媽的寫作、不講道理的一系列詩歌寫作，等等，均是如此寫作。這就是說，真正的“新”的、“后”的、危險的、“都廢”的、痞子的、不講道理的寫作，就是我的不講道理的寫作，就是反政治的“症痔”寫作，就是批判的、革命的尸（詩）體寫作。我的意思是，“我說‘革命万歲’一如我說‘毀滅万歲、苦行万歲、懲罰万歲’。我不僅樂于做個犧牲品，做個吊死鬼我也挺稱心——要從兩方面來感受革命！我們所有人的血液里都有共和精神，就像我們所有人的骨頭里都有梅毒一樣；我們都有一种民主的傳染病和一种梅毒的傳染病。”（《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二卷，第728頁）這就是我所表達的煽動的形而下學（絕不能把藝術理想為形而上學），而在這种藝術文本的不在場的當然就是它的煽動的形而上學——一种后知識分子的“痞子”行為——即永遠秉持的毫不妥協的批判主義精神。

政治是人類生活的最大空气和最大文化，是任何一個人不可逃避的最大現實。這种現實就像人們离不開性、吃飯、穿、住和行一樣。誰能剝著自己的頭發就能离開地球呢？誰也不能脫离政治去生活、去文化、去文學和寫作。文學寫作本身就是政治寫作，除非你不想突破禁區。有的人一直以為脫离政治，就是純文學寫作。這是根本錯誤的，是庸人自擾。所謂脫离政治，或不為政治服務者，他只能是脫离批判政治，避開危險；他只能是不為改造政治服務，或故意逃离雷區而已。而他，他不是歌功頌德者，就是麻木不仁的無所作為者。還有的他以為他是這樣的与政治無關者，而他卻在自覺和不自覺中批判了政治，是語言文化現存的反動者，因為你只要語言文化或反語言文化了，你只要詩歌或反詩歌了，那么你就已經政治或反政治了，因為政治是語言文化中最大的話語在場者。當然，与世俗政治即既得利益保持距离甚至逃避的，也無可厚非，但這又不是文化意識層面的，而是工具主義層面的。這，應另當別論。文學是人學，人學的最元素存在有二种：一种就是政治，即人的社會存在；二种就是性愛，即人的個人存在。二种存在則构成了文學的前提因素即文化，亦即說，政治与性愛是文學自古以來就久已寫作不衰的主題。文學這個人學的終極目的即是為了重建和拯救政治与性愛，使人性在社會和個性存在中去惡向善——使之不斷地變革得更加自由和美好。觀察精神失常者和瘋子的狀態就知道，他們在喪失所有記憶的情況下，他們絕不喪失与生俱來的政治与性愛話語——他們不是高度發達的極端政治話語，就是高度激越的極限性愛話語——這就是人性原始性的還原。而我們文學家，特別是詩人，恰是這兩种話語的激進權力主義者，或稱是瘋子，也是一定意義上的文化痞子。只是我們与精神失常者有所表現不同的是，我們不是原始性地還原、發瘋，而是現實性地發泄——消解——及其解构和批判。前者是無目的的和無所顧忌的行為藝術的邋遢表演，而后者是有目的的和無所畏懼的觀念藝術的創造表達。

我之所以一貫鐘情于創造的政治与色情話語的錯位寫作，正是因為這种寫作比較完美地實踐与實現了我的理想。用以政治的嚴肅性，消解色情的非嚴肅性；用以色情的非正規性，解构政治的常規秩序性。如此這般，審惡治惡，審丑向善；識善除惡，向善祛丑。政治的從善歸惡性，色情的本惡向善性，恰好形成它們之間的制衡机制与平衡性質。政治一般顯示陽性，象征男人；色情一般呈現陰性，象征女人，于此陰陽互補，男女結婚，即為文化。而文化又是由藝術和文學制造出來的。那种逃避政治和躲閃色情的寫作是不可能成為純文學的。純文學絕不是羞答答的那樣一個褲襠，詩歌寫作更不是那种陰陽生殖器。更何況有的人還自我高喊反詩歌寫作呢——你反詩歌都能反，你在政治面前就不敢脫褲子了嗎？換句話說，你要反詩歌，徹底反詩歌，你能不是如此脫了褲子放屁——放“不！”嗎？這樣你才可以舔臉自己說“一險無所謂”了。再何況，朦朧詩后的先鋒詩歌寫作，最大的失誤与失去魅力，一是政治話語的失語；二是現實話語的失語；三是政治与性愛話語的失之交臂；還有一种就是有意避開政治話語而玩起空手道的所謂“解构權力話語”，豈不知解构權力話語，就是解构深層的歷史傳統政治話語的同時，更重要的是解构平面的現存世俗政治話語。以法國后現代主義發端的解构主義，他們發起的原因，就是這些知識分子發現現存革命不能打倒的專制中心權力的最大原始場就在語言（邏各斯）中，所以消解權力話語就有了直截性、戰斗性、現實性和策略性，由此帶動了西方的后工業各項革命和改革事業。

這是破坏性的，也是建設性的。

批判社會和解构現實及改造生活，是一切知識分子、文人、文學家和詩人永遠的根本任務。所謂知識分子，是指那部分能夠用所學的專業知識批判現存社會、以超前的理性推動社會向前、以反文化而改造了文化并創造了新傳統、新科學的先鋒學人們。詩人是這部分知識分子中的痞子和瘋子。詩人更艱巨的任務是幫助知識分子批判社會、改造社會的同時，更超前地啟發、批判、激勵、促進和武裝知識分子本身的上述精神。這就是不斷地破坏即建設精神。我所說的不講道理的詩歌，可以在這里得到更深刻的注解。我寫的詩歌就是本著這樣的寫作原則和詩歌精神，亦為不講道理的詩歌精神。

面對這個都廢主義時期即潦草的不講理的書寫時代，我贊成操他媽的非嚴肅寫作，即以不講道理的形式去寫講道理的詩歌。誰是誰的爹？去他媽的，都廢了吧！還等什么呢？還假裝什么文雅和正經呢？人家已經從你的褲襠里把你的脖子掐住了，甚至有的已被人家擰掉腦袋了，你還一句我操你媽都不會喊叫嗎？你要干他就得從他娘的人民幣處下手，一切都得從褲襠里重來；現實的文明語言只是一疊少女初潮時的血糊拉的衛生紙。透過這張衛生紙你一看便知一切都早已失去了貞操。一切冠冕堂皇的話也都是從娘們的褲襠里扔出來的垃圾。為此，一切現實的粗魯才是我的語言現實。其實，在最粗魯也是最粗魯的意識形態領域內存在著我們巨大的現成的詩歌。所謂不講道理的詩歌就在這里。我在這里怎么寫都成。只是除我等少數天才詩人以外，其他大多數聰明而又理性的詩人，卻都去駕輕就熟，沒人敢冒這個險、沒人敢扯這個蛋、沒人敢來操她！沒人敢我敢！我來操他媽！歷史不敢寫的我寫；現實不敢說的我說；當代不敢講的我講；時下不敢言的我言；現今不敢創的我創；未來不敢造的我造！我不屬于知識分子寫作，也不屬于嚴肅寫作，更不屬于農民寫作，我只屬于非嚴肅的后知識分子寫作和痞子寫作；寫詩為什么不能像拉屎、撒尿、放屁那樣隨隨便便？！寫詩不可逃避政治，或者不用戴上避孕政治的套子，也得寫詩，也得寫好詩。政治是最大的生活，就像呼吸空气，或者根本就是大小便和放屁——除非你不吃飯、不喝水、不呼吸、不活著，不然你离不開政治這個屁眼儿、這張吃屎的嘴。詩人們，不要用心良苦繞開政治的彎子了，你們的文字游戲本身就是包括政治在內的。請問：這個世界若沒有政治，還用得著你玩文字游戲嗎？文字本身就是政治的母親，而我們是和文字同輩份的人，我們早已同政治結了婚。我們憑什么把政治這個自家娘們當成別人的老婆。我們沒必要恐慌，沒必要像偷來似的，先玩她個滿足，達到高潮，事后再去上廁所——我們應該提前上廁所，提前進行充足的感情培養，然后，隨便怎么都成——只要從我們的筆端射出來的是精子，而不是同時也帶著尿，甚至弄出屎就行。我是“精子褲”，我是“東北野驢”，我不馬气也不牛气，我只是驢气。我是褲襠詩人我怕誰？如此，你怎么寫都是血了——也不白流汗呀！玩的就是心跳——寫的就是血呀！！一切在我以前的寫作全部死亡……；這樣，真正的理性与秩序及文明何在，誰來真正講道理、來建設真正的詩歌呢？誰又操他媽的大主題、大气詩歌呢？在這個不是楊春光的時代和這個拒絕楊春光的時代，唯有我楊春光大器晚成、大气回響，而舍我其誰也？！我要橫掃那种男人寫的沒种的、沒骨气的、沒有陽剛之气的、沒男子漢力度而盡是老娘們褲襠气味的、陽萎的詩歌及詩歌寫作；我要橫掃那种膽小如鼠的、小家碧玉的、鴛鴦蝴蝶派的、無病呻吟的、象牙之塔的、躲進小樓成一統的、圍著稿費和當官臊屁股轉的、御用文人式的、小肚雞腸的、小心眼儿的、小小气气的、自己把玩的、發表是瞻的、商業銅臭的、官气十足的、老古懂老傳統的、左派的、犬儒主義的、應聲虫的、不疼不痒的、風花雪月的、工具主義的、實用主義的、權力主義的、附庸風雅的、服務政治至上的、缺乏批判和干預与介入精神的、光會審美不會審丑的、光會假健康不會真生病的、光知明朗不知陰暗的、光識善不識惡的、光對下不對上的、光游戲隱語或隱態不會隱義或顯態等等，統統大掃除！全雞巴一掃光！！……；這就是我的尸瀉（詩寫）方式！……；我在這里僅僅試驗嘗試著運用政治与色情錯位、互文、拼貼、剪彩、嫁接、挪移、摳象、透視、影射、折射、移植、反諷、幽默、嘲笑、曝光、波普和諧音……諧音和錯位及互文是這种寫作最關鍵的兩環（或三環）。諧音：比如色賄=社會、屎界=世界、症痔=政治、妓化=計划、宮油=公有、競妓=經濟、糞斗=奮斗、尸體=詩體，等等。中國每個字詞都同中國政治、色情存在著普遍的諧音關系。這种諧音關系在現代話語場中是空前絕后的。用這种諧音的能力和方法來操他媽意識形態和一切上層建筑，是中國話語場的最大造愛運動。我的錯位上述已言：除了政治与色情以外，還可以政治与經濟、軍事、工業、農業、蔬菜、口語、土話、地方語、中央語、邊緣語、內地語、外國語、波普或通俗通稱關系等。這种錯位寫作是解构政治中心權力話語中的克敵能手。還有互文，除了上下文的互文，最主要的是大跨度的互文，不僅在文體之間（如小說与詩歌等）互文，還要在社會形態之間（如歷史故事与現時敘事等）互文，甚至在古今中外之間若都縱橫捭闔得一塌糊涂才好。這种寫作，則是我們得心應手地運用我們知識分子所獨有的話語權力來解构并批判政治中心專制主義者因握有行政權力而特有的權力話語的胜利杰作；如果把這种詩翻譯成外國語言文學，其諧音不習慣讀法就會自動消除了，漢語語言的障礙就會得到緩解或解放了；但在母語環境中讀時，可按（但不一定是元音，因元音會排除許多地方性的）原音、原義、原字去讀，這樣可消除讀音上的障礙；我在這里預感到，這种詩歌完全与听覺藝術告別了，它使讀音完全可以消除雜音而進入視覺藝術之中，使這种視覺藝術完全可以在單純的視覺話語中得到享受与愉悅。這也為書寫藝術越來越与感受藝術的告別而拉開距离，并創造了完全可能的澄明條件。這還為人們進入觀賞出版藝術的單純平面年代，借以代替綜合听視覺藝術的主體年代，從而奠定了未來藝術的廣泛基礎。

用平面反政治的敘事時代代替平面頌揚政治和深層反政治的抒情時代已經來臨！

用色情消解政治的時代也已經來臨！！

政治從神壇上和文學禁區中將雙腿疲軟而顫抖地走了下來。對此將可能造成的嚴重后果，我本人文責不但一概不予自負還將追咎其追咎者必將自負的一切罪惡責任。

1997年2月1日于盤錦空房子。(//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