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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月18日訊】 一位擁有多數民意授權的現代政治人物，能否成為偉大政治家而不淪為平庸政客的關鍵，端賴當他面對必須做出重大抉擇的歷史時刻之時，能否具有堅定的自由信念、超人的政治遠見、當机立斷的政治魄力和能夠力排眾議的領袖能力，即便在強大民意的壓力面前，仍然能夠堅持正确的判斷和做出果敢的決策。

巧合的是，在只有二百多年歷史的年輕美國，卻出現過多位敢于逆民意而動的偉大政治家：華盛頓不顧民意的挽留而毅然离開了總統寶座，為美國的總統任期制奠定了基礎，也為后代提供了高貴政治人格的典范；林肯的偉大，不僅在于他的《葛底斯堡演說》，為人類留下了“民治、民有、民享”的珍貴思想遺產。更在于他敢于對抗整個南方的民意，甚至不惜通過南北戰爭來廢除奴隸制，并道出了廢除奴隸制的自由主義箴言：“給奴隸自由就是保障自由人的自由我們將要么高尚地挽救，要么卑鄙地喪失人間最后一絲最美好的希望。”羅斯福總統對參与二戰的積極態度，顯然有違于當時美國的大多數民意。正如美國人自我嘲諷地說，珍珠港悲劇發生時，大多數美國人都在做夢，而只有總統沒有陷于迷夢之中。羅斯福總統為參戰作辯護時提出的“四大自由”，也已經成為不朽的箴言。

更為巧合的是，當倒薩之戰進入倒計時的臨戰狀態之時，在歐洲的英國又出現了一位偉大邱吉爾的真正傳人——布萊爾。

在倒薩問題上，西方聯盟出現二戰之后最為令人擔心的裂痕，歐洲民間的反戰游行也隨之達到越戰以來的最高潮。美英同盟能否頂住來自盟友內部的強大壓力，其關鍵，表面上取決于布什總統，而實質上取決于布萊爾首相。因為，盡管美國也有聲勢浩大的反戰游行，但由于911的深刻教訓，美國的主流民意畢竟支持布什政府。而英國地處歐洲，歐洲三大國中的法德結成反美同盟，新一輪世界性反戰大游行也由歐洲民間人士發起，英國的反戰游行競達到空前的上百万人。在來自法德政府和民意所形成的超強壓力下，布萊爾能否迎風而立，將決定著大多數歐盟國家的抉擇。現在，布萊爾的地位，類似反恐同盟中的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張，布萊爾挺住了，歐盟的大多數國家也會跟進；布萊爾屈從了，歐盟的大多數國家也很可能退縮。而歐盟作為美國最值得信賴的傳統盟友，如果由于布萊爾的倒下而出現整體性退縮，又必將產生更大的連鎖效應，影響到亞太地區的澳大利亞和日本等國的立場。

值得欣慰的是：布萊爾沒有絲毫退縮！

現任的英國首相布萊爾，在新舊世紀之交所發生的一系列重大國際事件上，一直堅定地站在捍衛自由和推廣民主的美國一邊，共同抗擊各种類型的獨裁政權。雖然，布萊爾身為工党領袖，卻頗有二戰時期的保守党領袖邱吉爾之風采。眾所周知，二戰前夕，英國首相張伯倫陷于綏靖迷夢之中，并迷迷糊糊地簽署了“慕尼黑協定”，他如此決策很大程度上來自對民意壓力的屈從。而當時還不是首相的丘吉爾則極為清醒，堅決反對英、法兩國的綏靖主義，主張兩國聯合起來以強硬的姿態對抗納粹，并在歐洲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入主唐宁街十號。由此，不僅邱吉爾領導下的英國成為整個歐洲抗擊希特勒的中堅，而且邱吉爾也是力勸美國盡早參戰的最大功臣。1941年8月，當邱吉爾和羅斯福在太西洋上完成第一次私人會面，并共同簽署了《大西洋憲章》之時，一個美英之間的偉大自由聯盟從此誕生。這一親密的自由聯盟，在21世紀的反恐之戰中的傳人，就是布什總統和布萊爾首相。

現在的布萊爾，之所以在法德的強烈的反美合唱和強大的反戰民間之中，不顧工党的一貫左傾傳統而堅決地站在右傾的布什總統的身邊，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首先，推廣自由和鏟除獨裁的价值觀，是他本人的一貫道義立場，使他具有了自由大國領袖的歷史責任感。其次，英國在二戰中的作為及其教訓，使他懂得了綏靖主義的巨大危害。再次，他對邪惡政權有著的清醒意識，特別是薩達姆政權的种种無賴作為，使他認識到邪惡政權的侵略成性和不講信用，決不能對之抱有任何幻想。最后，他對歷史時机具有正确的把握：阿富汗反恐之戰的胜利，使他產生了抓住有利的歷史机遇的緊迫感。所以，他對美國倒薩之戰的堅定支持，与其說是軍事上的幫助，不如說更多的是道義上的支持，因為，僅憑美國自身的實力，就足以單獨打敗當今世界上的任何邪惡政權。

而且，我本人在國內接触西方駐北京使館的經驗，也從另一個側面驗證了美英同盟的鮮明的道義立場：約見中國持不同政見者和良心犯親屬最多的駐華使館，無疑也是最關心中國人權問題的國家——第一是美國，第二就是英國了。

2003年2月18日于北京家中

──原載《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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