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日訊】北京有座天安門，天安門不僅在全國人民心中是首都的像征，而且還有著極為特殊的意義。

但，請注意，照片上這座「雄偉壯麗的」天安門卻不在北京，而是建在川東小縣江津城中。

小城為何也要建一座”天安門”？

小城官方的宣傳口徑是：為隆重慶祝江津撤縣建市，特建此樓，為屆時舉行盛大慶典時使用。

小城百姓卻戲言：中國的少年兒童都會唱《我愛北京天安門》那首歌，縣裡如今的領導都是從兒童長大的，恐怕是受了那首兒歌的影響，對天安門感情太深，如今權力在手，也就建它一座來過把癮。

也有人尖銳批評：當今官場形式主義之猖獗，當以此”天安門”為最。

領導們的意志一經權力形式確立下來便必須貫徹實施。而且，既然要建城樓，索性就比照著堂皇氣派的天安門建它一座。

賡即，城建部門的技術人員便被派往北京，以旅遊者的身份拍照、考察，以製作圖紙.當然，建城樓既然是縣裡的一項重大工程，人大、政協的意見完全不聽也不行。誰知此方案一拿出來，卻遭到了人民代表、政協委員的群起攻之。

反對意見歸納攏來有三。

一、此城樓不宜建，江津乃一農業經濟為主的窮縣，人口愈百萬，年財政收入僅六、七千萬（1992年），即便維持方方面面的正常運轉，資金缺口也相當大，投入200來萬元建這樣一座城樓，除了舉行慶典時能讓大大小小的領導們集體登高亮相風光一會兒，並無任何實際的意義。

二、有錢出錢、有物出物的建樓方案實為攤派、平調，有違中央精神，必將加重巳不堪重負的企業負擔。即便廠長經理們忍痛出血，也會招致廣大職工的不滿。

三、既然慶典通知上巳將閉幕式安排在縣城原有的燈光球場舉行，又有何必要得專門花巨資建一座天安門式的城樓來為開幕式所用？何不投入少量資金，將燈光球場修葺一新，既可供開幕式、閉幕式使用，同時也可為縣裡的文體事業順便增添一項不失觀瞻的硬件設施。　　筆者在縣政協常委中叼陪末座，也曾”狂犬吠日”，在幾次會議上竭力反對。

意見提得轟轟烈烈如針刺耳，然，領導們對此卻充耳不聞。

領導們頂壓力，抗干擾，我行我素不遺餘力地硬是給縣城增添了一道”亮麗的風景線”。新建的城樓遠遠看去也恍然與北京城裡的天安門一般無二，惟尺寸規格稍小一些。 紅通通的城牆，精美的漢白玉欄杆，兩側是同樣寬敞的觀禮台。正中的主城樓更是飛簷翹角，氣像萬千。然而蜂擁而至前去看稀罕的老百姓肅立城牆之下時，卻無法生出半分對天安門城樓的那種祟敬之意……有老者瞠目結舌：”我的個媽！這在前朝，可是要殺頭的，滿清時候，下面的官員，可是連杏黃色也不敢沾的哩！”

慶典開幕式上，風光果然非同一般。

廣場上人山人海，旗旛招展，聲浪喧天，彩色的巨型氣球將藍天裝扮得一片絢爛。縣裡的頭頭腦腦們與上面來的領導們均著筆挺西裝，系寬匹領帶，屹立在高高的”天安門”城樓上，向被組織起來的群眾面帶微笑，頻頻招手。

此情此景，本應只宜京城有，領導們卻愣是原封不動地把它搬到了小縣城裡來了。

只可惜，投資200萬（各企業出工、出車、出材料尚不算入成本），費時近半年（工人日夜施工，領導要求必須以對待重大政治任務之態度來完成）建起的這座金碧輝煌的”天安門” ，實際上的使用價值也就是一點二十分鐘左右。慶典一過，各機關的牌子換得奪目了許多，領導們的稱謂也變得響亮了許多，當然生活也有了一些兒實質性的改變、提升，但風光一瞬的”天安門”卻孤零零地被閒置在了冷雨淒風之中。

群眾對”天安門”的針砭之聲卻愈發地激烈起來。領導們雖未到如坐針氈的地步，然逆耳之言，畢竟有礙政績，讓人不快，於是便統一口徑，將此樓正式命名為”遺愛樓”。不僅以政府名義行文鄭重曉喻四方，領導們還人人上陣，在各種會議上竭力強調”遺愛樓”絕非”天安門 “，將”遺愛樓”與天安門混為一談者，實屬別有用心。

塾料此名一出，百姓愈加大嘩。原來，這”遺愛”二字，在縣民心中有著極特殊的份量與特指意義，並不是可以隨便亂冠亂用的。

這縣城原有一池，百姓謂之”遺愛池”。現在剛命名的”遺愛樓”與過去的”遺愛池”其實緊緊相挨著，直線距離尚不足50米之遙，只不過中間以圍牆相隔。圍牆之內，便是江津縣委大院，進得大門，便見泱泱一池碧水，環繞湖中一座小島，島上綠樹蔥籠，雜花斑斕，重重花樹簇擁著一座現代化的大樓，這便是縣委機關大樓。前後兩座石孔橋，彩虹般橫跨湖面，與陸地相連。這池、這小島，卻與前朝時候一位名叫曾授一的縣令緊緊地聯繫在一起，堪為一段流傳千古的動人故事。

《江津縣志.人物誌》載：”曾授一，學正萬，號靜安，廣東省東安（今深圳特區寶安）縣人。”縣志將封建社會中一位出污泥而不染的清官，秉筆直書，寫得來讓人肅然起敬。曾授一清乾隆三年中舉，家中為寶安大戶，家道殷實尤重書香，授一幼秉庭訓，知識雜博，曾著有《尊聞錄》、《學古錄》、《四書解義》行世。三十年從川南珙縣調補江津任縣令，上任時，適逢江津連遭大旱，百姓流離，苦不堪言。曾縣令毅然賣掉家鄉祖傳鹽田與舊宅，出面聯合邑人創”救命會”，購谷千石設義倉賑濟災民。待社會稍加安定，曾授一又組織邑人前往廣東引進紅苕種並學習栽種之法。授一併與夫人率先垂范，著布衣打赤腳，躬耕壟畝，以此帶動推廣紅苕的普及。此物耐旱，產量又高，且面甜可口，民間竟相種植，”邑人珍之如米麥 “，後紅苕由江津逐漸傳播到全川及鄰近各省。解決了溫飽，曾授一又派人到江、浙一帶，帶回蠶種桑苗，教民種桑養蠶，”使邑人多獲利”。難能可貴的是，這位縣太爺還仿民歌俚調，寫成通俗易懂，琅琅上口的《勸農歌》、《慰農歌》、《憫農歌》12首，鼓勵農業生產。兩年後，使江津縣起死回生，百姓安居樂業。

乾隆三十四年，曾授一調署合州（今合川市），上任伊始，恰逢犯人暴獄，上司震怒，將其削職為民。潦倒之際，江津百姓得知曾公落難，集議救助，派出代表趕往合川，將曾授一全家老幼七口用轎子抬回，一路上燃放鞭炮，奏起響器，視他為救命恩人。過江登岸之時，江津百姓雲集通泰門碼頭，簞食殼漿以迎。授一閒居小城，百姓對其依然優禮有嘉，關懷備致，傾心仰慕。地方各界倘有重大宴會，均執禮甚恭邀其上座，並以此為榮。授一不忍時光虛度，乃秉”盛世修志”之遺風，倡議修志，尋得明末楊幾川和清初龔筍眉兩家殘缺抄本，親自擔任主撰修，三十三年，《江津縣志》付梓（現珍藏於故宮博物館）。
十年後，授一年老思歸，百姓苦留不住，乃集銀兩三千相贈，怎奈授一堅不收受。離別之際，”送者上千，泣不忍別”。豈料曾授一尚在途中，津民巳集巨資匯至東安，購回他當年為救災民而賣掉的鹽田，並為他置下養老房產。授一七十七歲時仙逝東安，消息傳到江津，百姓悲痛萬分，遂集銀兩五千，在東門外一環湖小島上為其建祠，匾名”清廉祠”，當地人俗稱”曾公祠”，而那環湖碧水，則被稱作”遺愛池”了。

曾公當然來不及加入共產黨，否則，想必他也應當是一位如同雷峰、焦裕錄、孔繁升一樣為黨爭光添彩的人物。

可見，將違反民意建成的城樓強行冠之以”遺愛”之名，實與”遺愛池”之本意、實質大相庭徑，風馬牛不相及了，百姓焉能不議論紛起？

但，議論歸議論，那樓卻依然得了”遺愛”之名，並將繼續地”遺愛”下去了。

“遺愛樓”誕生於當今的商品經濟社會中，領導們覺得讓它長期閒置著也實在有些可惜，為了增加經濟效益，便將它租給一個體戶經營。老闆精明，捨得掏錢看中的自然是這樓的保險係數，便在這城樓上堂而皇之地打出了”遺愛樓娛樂城”的牌子，主要弄著夜晚的生意，裡面經營的啥？筆者僅有耳聞，卻是從未去光顧過，故而不敢亂說。據雲對這地方，”掃黃打非 “的執法人員一般不會常去找麻煩的。老闆心雖安卻無法舒心，因為這城樓地處城郊，且市委大院又緊挨在旁邊，紀委監察部門的同志常在此處進進出出，到那兒去拿公款尋歡作樂，心理上畢竟有些障礙。

那老闆慘淡經營了一段時間，痛心疾首熬到合同期滿，便再不肯續約了。但如此一段經歷，又給這巍峨城樓增添了一個不雅的名兒，滿城百姓，皆將其戲稱為”天安門夜總會”。
前兩年學習「三個代表」，政府的管理中加強了人文主義色彩，新上任的市領導班子深知群眾對遺愛樓的看法，索性借修建人民廣場之機，將遺愛樓呼隆兒一下拆掉，改成了供人民大眾休閒娛樂的一個好去處，深得群眾歡迎，總算將這一不良影響扭轉了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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