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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25日訊】在中國藝術史上佔一席之地的張大千先生，一生格局壯闊、器宇不凡。紐約美國世界美術協會在1957年推舉大千先生為「當代第一畫家」，足見他在世界藝壇受到相當不凡的重視。

國立歷史博物館在新年元月開始，特別舉辦了「張大千早期風華與大風堂用印特展」，展出四川省博物館典藏的張大千早期代表畫作共120件（組）。據四川博物館的工作人員提起，為了保護這批畫作，四川也很少展出，因為每展出一次，顏色就減淡一些。

台灣收藏張大千的作品，以中、晚期居多，早期作品不易見到。史博館這次向四川商借展出的大千畫作，其中以臨摹敦煌壁畫作品為主，另外包括早期仿古和文人畫風的畫作，以及三十多方印章。這批來自大千故鄉的珍貴畫作首度在台展出，實屬難得一見的藝術饗宴。

險中化夷‧一生傳奇

張大千本名權，號季爰，由於家學淵源，母親及兄姐都擅長繪畫，影響所及，大千從小就開始學畫，藝術天份早已顯露。由於才華洋溢，除了精通詩、書、畫、印之外，對於園林建築、戲曲等也多所涉獵。

少年時期因時局混亂，大千曾被土匪綁票，後來因為他會讀書、寫字，被迫成為土匪的軍師而免於遭難，在經過三個月的匪窟生活後才逃出來。由於年少時遭遇了瀕臨生死的經驗，對於日後人生的體悟，想必有著更深的感受。

20歲的大千曾經在松江禪定寺當了三個多月的和尚，當時的寺廟主持逸琳法師為他取了一個法名「大千」，此一名號從此便與畫家結了不解之緣。相傳大千當和尚時，經歷了現實中的窮困與委屈，使他立志出人頭地，也因為曾與佛門結緣，此後一直以「大千居士」的名號行世。

由於時局變遷，大千先生於1950年移居海外，曾經旅居香港、印度、巴西、美國等地，最後於1978年定居台北外雙溪「摩耶精舍」。大千先生一生致力於傳統繪畫藝術的整理、發掘、革新和發展，直至晚年仍創作力旺盛，根據後人推測，他的創作數量高達三萬件，是近代畫家難以企及的。

敦煌‧風華再現

遠赴敦煌臨摹壁畫是張大千先生在藝術道路上最重要的轉折點，它影響畫家中、晚期的畫風，也奠定大千作為一代大師的基礎，同時找到了開拓中國畫新境界的突破口。

去敦煌之前，他並不知道那裡有這般壯麗精彩的壁畫，只聽說敦煌佛經、彩塑豐富，但是不少佛經已被人盜走，石窟中只剩下千百年流傳下來的彩塑。他說：「作為一個畫家，如果能將這些立體的彩塑藉他的畫筆而轉移到平面的畫紙上來，也是對研究中國藝術發展史上的一項大成就」，所以當初他預計幾個月就能夠完成，沒想到在敦煌一待就是2年7個月。

1941年張大千帶著弟子、子姪十多人到敦煌研習壁畫，共臨摹了276件敦煌作品。為了工作進展有序，花了5個多月的時間對石窟進行編號，一共編了309號。為了工作進行更完善，大千先生又專門聘請了五位喇嘛畫僧赴敦煌，他們的主要任務之一是準備畫布，先將畫布拼接得天衣無縫，再繃在木框上以便著筆上色，此外要調製顏料，因佛教壁畫的顏料有它的傳統，並不是傳統中國畫者所熟習的。

摹製壁畫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每天清晨入洞工作，直至日暮出洞時，個個已是蓬頭垢面了。在洞窟內臨摹時，往往需要一隻手持蠟燭，一隻手拿畫筆，有時站在木梯上，有時蹲著，甚至還要躺臥在地上描。一幅作品往往要經過數十次觀研之後才能下筆，大幅需要二個多月才能完成，小幅也要十數天。

在臨摹的原則上，大千先生強調要「完全一絲不苟地描，絕對不能參入己意。」除了對於形的臨摹，從中對壁畫的精神內涵也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凡是佛像人物等主要部分，都是大千親自勾勒上色，其餘樓臺亭閣，或其他背景的裝飾部分，則由他指導門人、子侄和喇嘛畫僧分工合作。

大千先生談到，當他看到壁畫，才知道古人心思的周密及精神的圓融。敦煌壁畫宏大的規模，不僅是中國藝術的寶庫，同時也是世界藝術的寶庫，它包孕著精博的美，無論從畫的數量、時間跨度、畫派及畫手來看，都是舉世無雙的。

當1944年「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覽」在成都舉辦，各界盛讚敦煌藝術之偉大。同年移至重慶展出也造成轟動，一時掀起了一股「敦煌熱」，激發了人們對優秀歷史遺產的珍愛和保護意識。

史博館此次展出張大千臨摹敦煌的畫作，除了讓大眾一睹大千作品風華，敦煌石窟的觀音、飛天、佛畫等古壁畫的再現，也是相當值得細賞的，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件長九公尺餘、高約三公尺半的一件敦煌臨摹畫作「勞度叉鬥聖經變圖」是依據降魔變文繪製，畫面人物生動活潑，是晚唐時期的代表作。

(轉載自大紀元週報)(//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