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吉川幸次郎《中國詩史》，印象最深的是他對阮籍的評價。他認為中國詩歌作品中格調最高者即是阮籍的八十二首《詠懷詩》，堪稱中國五言詩歷史上的劃時代創作。

一直覺得阮籍是個很沉重的詩人，因為他清醒地生活在一個陷落的時代，從不放棄對「高貴」「純潔」世界的嚮往。他表面的放浪形骸、不拘禮數，其原因正如吉川氏所分析的：

「他對完全依據自己健康的心理能夠奠定新的自律性的生活，抱有充分自信。拒絕他律，是因為具有作為自律者的自信；勇敢地打破普通的調和狀態，是因為對於達到超越它的、更新更完全的調和與平衡抱有自信。」

這種健康和自信與他詩中無處不在的悲痛感交織在一起，展現了一個孤獨的靈魂如何在一個黑暗的時代裡不斷抗爭現實和追尋真理的生命軌跡。

竹林七賢中，人多偏愛嵇康，愛他的風流不羈、神形俊逸，愛他詩中的「俯仰自得，遊心太玄」……而阮籍的詩中幾乎沒有如是表現快樂、得意的句子，他似乎太過悲傷，以致於在不理解他的人眼中，他顯得「病態」且「過於執著人生」。然而，書寫黑暗與痛苦，不等於就是消極和局限，相反，一個人如果看不清時代的昏昧、人心的墮落，他對「美好」「光明」的理解也勢必是膚淺而狹隘的。對「黑暗」和「痛苦」極其敏感的阮籍，猶如一個在精神道路上長途跋涉的苦行者，拒絕茍同於時俗，拒絕用短暫的逸樂自我麻痹。

在《詠懷詩》中，阮籍繼承了過去漢詩對人生脆弱性的感懷，指出世人所追求的幸福無不是轉瞬即逝的：世人愛慕美貌，然而「朝若媚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世人追逐名利，然而「春秋非有託，富貴焉常保」；世人貪求榮華，然而「盛衰在須臾，離別將如何」……世事一場大夢，世人卻在夢中流連忘返，乃至忘記自己的本來面目，又在欲望和私心的驅使下，一再造下惡業，自食其果。在阮籍看來，人之陷於不幸，很大程度上是人自己造成的：人心敗壞、道德淪喪、禮義無尊……都將人推進無窮的煩惱之中。

我相信世上確實有一類人，比其他人更傾向於追求精神的富足與完滿。對他們來說，生存從來不僅僅為了獲得物質上的富足——儘管他們可能會在某一階段戀物成癖，或者託物言志，將未酬的心願、夙昔的情趣傾注其上——而是達到內心的真正平衡與健全。無論外部環境如何優越，如果不能持續為自己注入強大的精神力量，他們的內心就總會存在一個無法被填平的深洞。

這個洞與他們的生命本質相通，然而，苦思冥想通常很難真正觸及到它，在任何外物上也很難找到它的確切對映，以至在任何世俗的理論與學說中也得不到完善的解答，但這樣一類人卻始終無法放棄對它的尋找，並在尋找途中感受到無可治癒的孤獨，除非他能找到最終的真理。

阮籍就是這樣一類人。在他看來，人世的虛幻幾乎是昭然目前的，他嚮往的是超脫這一切之上的永恆世界。吉川幸次郎指出：作為這種永久的生活的總括和抽象，阮籍經常使用的詞是「常」。他一再在詩中歌詠神仙的生活、永恆穩固的世界，如「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安通靈台，游漾去高翔」「保身念道真，寵耀焉足崇」……然而遺憾的是，他畢其一生也未能尋找到通往永恆世界的道路。就像當其他人都還在沉睡的時候，他一個人從黑暗中醒來，卻不知何時才能看到光明。這樣的境遇，正如《詠懷》第一首所描繪的：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

孤鴻號外野，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他的失落與悲痛，在《詠懷》第五十四首末二句「誰云玉石同，淚下不可禁」中，更是表現得淋漓盡致。

在許多敏感、有智識而又不願流於世俗的人身上，都可以看到阮籍式的矛盾與痛苦。《夏濟安日記》中有這樣一段話：

「在我看來，這世界上的人，大多數是不可救藥的，他們和野獸一樣，只求享樂，並不要什麼道理。偶爾有少數的人，有時或者要往高尚的生活爬，可是沒有多大時候，又跌下來了。真正明白是非的人，幾萬萬人中間沒有幾個，他們不需要人家傳道，自己知道研究探索，一字不識，亦可成聖人。人所以有種種不同，全是業報造成……大多數人並不承認自己有病（亦或反而認為他有病），或者有人明知有病可是並不想醫好。」（按：因是私人日記，語氣稍顯偏激）

所謂「高尚的生活」，或可名之為「信仰」。它能讓人破除迷妄，了悟真理，因為人心一旦失去規範與約束，任由魔性滋長、壓制理智與善性，便會離其本質越來越遠。然而對於「垢重情深，迷於色塵，樂無益事，受諸苦惱，流轉三界六道」的芸芸眾生而言，聆大道、得正法的機緣是萬分珍罕的。人身難得，中土難生，正法難遇，甚至，正道明明已在面前，許多人卻依然對面不識仙，空將機緣錯過……

可是，正如一位朋友所言：「那最黑暗的中心，卻必將成為光明的住所。」我始終願意相信人心中的善念，會在一次又一次的叩問中煥發光明，驅散黑暗……如是偈云：

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封鎖。一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

——轉載自《》

責任編輯：王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