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提筆，思緒不自解。我親愛的媽媽生前最後階段是個已患失智症八年之久的病人，剛聽到噩耗的那一刻，是對我控制能力的極大考驗。

怎麼也沒想到我還在天上「飛」的時候，媽媽就在地上等著我。天上人間「碰面了」最後的三個小時，於凌晨1:10才了卻心願，安心下地了？

我對自己的鎮靜感到吃驚。所有情感上的宣洩都慢慢發生在「孤蓬萬里征、來澳八年抗戰」取得永居身分後的第一次回國。進得家門，爸爸先警告我，媽媽變了，行為舉止總有點怪。待兩年後回滬時，她的病情有了實質性的變化。

凡事聽是一回事，見證是完全另一碼的現實了！淚飛頓作傾盆雨，終於瓢潑在我們第二次的碰面。兩年後我跟爸相約去了上海某醫院的失智病房，到了三樓房門前，工作人員開鎖後她走了出來，只顧衝著爸爸直喚他的小名，完全忽視了我的存在！以後的幾次都是她見到爸爸就雀躍呼叫他的小名，我也習慣了她對包括我在內的其他人一概視而不見的模樣⋯⋯

鮮明的對比不斷地在腦中轉開。人，真的是一個最妙不可言，又極其分裂的單體。

標準全家福照片上，那個坐在左邊、穿著裁剪合身恰好襯托嬌小外形的黑色絲絨半身旗袍，外配白色開司米小外套和同樣黑色印度綢褲，腳著黑色半高跟涼皮鞋的就是我的母親。她頭略向父親的方向傾斜，面帶微笑端坐在西裝領帶頗有風度的爸爸旁邊，三個孩子端站兩旁⋯⋯

任何一個家庭，母親永遠是最重要的擎這一家子的大旗手。我們這一家，也在媽媽母雞似的雙翼庇護下安然過著日子。

母親生前任上海鐵道部醫院內科醫生卅多載。因醫院的性質，工作對象是來自全國鐵道部工作的病人，上至長官，下至各路列車員，每天的繁忙、緊張程度可想而知，上個洗手間也得一路小跑，半夜查房或起身去醫院搶救病人常是小菜一碟。我報考大學時，她說「太辛苦」, 不讓我填醫學專業。

敬業又勤業的媽媽病情診斷能力挺強，多年臨床經驗換來「陳醫生一帖藥」的稱譽。辛勞工作日復一日，從沒聽到她半句怨言，母親總以她本能的同情和熱心對待病人，關愛不分高低，一視同仁，更不會有意去巴結任何有「官銜」的幹部。她常下班後才發現辦公桌底下有病人為表謝意而偷偷放入的新鮮蔬菜，或一袋外地新鮮當令水果。

媽媽在文革期間有兩件事給我留下特深的印象。當時有個鐵道分部的領導，在將要被開大會批鬥的前一天驟然血壓持高不下，媽媽根據情況實事求是，大膽開出病假單。工宣隊帶人前來調查，她鎮靜而堅持頂了回去：「我是從醫生角度考慮，這樣的血壓如人有三長兩短，你能否負責?!」硬生生地在強權面前不低頭。回想起來，當時的形勢下，此舉正是二戰著名德國理論「把槍口抬高一厘米」人性光輝展現的具體實例！

文革中爸爸被當作知識分子當權走資派在單位挨批鬥，家被抄不止一次不說，還在某一天不讓回家。媽一晚沒睡，第二天一個人撐著雨傘前往區革委會要人，竟大膽提出：「你們造反派要保證讓他活著回來！」事後她告訴我：「那時不知哪來的勇氣，只有事後獨自一人在傘下流淚！」我分明看到了傘下那顆靜穆、孤獨而勇敢的心！在這生活的緊要關頭顯得如此清醒而大膽；讓人刮目相看，是工作能力的底氣，給了媽媽有尊嚴的生活! 爸爸後來下放去橡膠廠勞動而肢體上沒吃多少苦，一定和她的大膽問罪行動有關。

生活中的媽媽在我的眼裡是個富於情趣和審美標準的女性，嬌小玲瓏的外表，整潔永不過分的著裝，不說是美人胚子也該是行列裡的一員，常被戲稱為「大光明電影院裡的標準頭像」。

她的生活習性多彩而有魅力，還帶著明顯的職業特點。比如每人回家必先換去渾身外衣褲，先洗手。家裡的床從來不是坐著閒聊的地方，一定會鋪上床沿。每逢週末，她的雅興便是家裡必整理乾淨。

她常說：「女人要有會用自己的手改善生活的女性技巧。」我相信母親的一雙巧手是得益於那年代開明的外公讓青少年的她和姨媽在自己的杭州絲綢被面廠裡勤工儉學的經歷。她有上海人那種去布店挑選特佳料子的審美能力，曾買布親手縫製花書包，讓我考上了大學時用，被説成「英語專業多了個中學生」。

一家人去中蘇友好大廈參觀「外國工業展覽會」，購買回來的馳名世界的捷克玻璃器皿之精美讓我的審美大受教育，懂得了凡事要講究質量。不管什麼，要說個「好」字的話，必定得有它的含金量，而無任何其它之嫌！

媽媽我愛你！所有這些對我隨後的人生道路上的影響顯而易見。那是一種不受任何環境影響的下意識、潛移默化對生活的情趣和品味的要求，得學會自己動手，學會創建家庭的能力。

回想起來，媽媽給我的身教體現在兩個很明顯的地方。

母親非理論掛嘴的那類，然她對「人一定要有立足社會的專業和技術」有深深的認同。醫院有一次評職稱需在考核前複習，年過半百的她十分用功，幾次坐在我的書桌旁，和我同時複習各自的功課。那叫我出題對她進行模擬考的認真勁兒就像是昨天的事。

這類潤物無聲的身教實在著力，家庭的歷史往往會出其不意地重複，並延伸到我這一代（和我的後代）！

怎麼也想不到來到澳洲，竟也是年過半百再考入高等學府圓我一夢，完成碩研課程，成為國家翻譯局的認證專業人員，這是後話了。

我學會分擔家務，三年大饑荒期間，常早早起床，去排隊購買憑票供應的副食品。學用自己的手打毛線，做饅頭，繡花，做衣服，學樂器等。我記住她的囑咐：做人必須自尊自愛，要有信譽。從不輕易開口借錢，更不欠錢於別人：「永遠量入為出過日子。」

歲月就這樣時緊時慢的過著，退休後她還是被不斷返聘若干年之後才完全退休。失智病症正慢慢向她襲來。在影響她身體的同時，也讓她的性格起了變化，本來很樂觀的一個人，變得多疑寡語，情緒難以控制。父親帶著她走遍上海各大醫院，所到之處那怕甚至院長自己出面，答案都是一個：腦部有一片鈣化區，病情發展不可逆。

爸爸常感嘆：「連美國總統里根都無法逃脫不能治癒的命運，我能奈何？！」

過了一段令人倍感折磨的日子，母親進住了專門的醫院，大部分的時間她靜躺床上。為了安全，四肢有時被床頭寬帶軟繩拴住。雖體內器官都無甚大病，唯有大腦糊塗，她也再無能力去想什麼了！難道這就是必須接受的事實，腦子空空如也地繼續過著可謂殘酷又不似殘酷的歲月？！

這麼多年啦，別提它！對媽媽的去世，我沒有替她覺得太多的悲傷——她在床上已躺了八年，這次無非換個地方，永遠躺在地上了。對她而言，沒什麼多大區別——這不是對生命行將結束之人比較平靜、不再有痛苦折磨的最好出路嗎？

出葬告別的那一整天，上海遭超強颱風「韋伯」襲擊，下起了幾十年未見的大暴雨。我雙手緊緊捧著她的骨灰盒，雙腳瀉著上漲的大水行走⋯⋯天若有情知我心，傾盆淚飛頓瀉盡！老天和我共哀媽媽的往生⋯⋯

爸爸在媽媽往生的三、四個月之後，竟也趕著追隨而去了。父母去，生命只剩歸途。

生命本來就是一場場或長或短的相遇和離別，它最終是一條單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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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