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2年07月27日訊】（大紀元記者張妮法國報道）僑居法國的台灣人對台、法兩地的生活有什麽樣的體會？在全球經濟與政治局勢緊張的境況下，他們對未來又有什麽樣的打算？爲此，筆者采訪了三位生活在法國的台灣年輕人，他們分享了在異鄉生活、求學和工作的經歷。他們置身不同的社會環境中，在不斷吸收法國文化與精神價值的同時，始終保留著對台灣的熱愛。
受訪者詹文睿說：「法國和台灣都非常自由，但自由的方式不一樣。」透露出民主制度在不同的國家，因民族思想與傳統習慣的不同，而有著其差異。
（一）移民第三代：接近台灣 發揮雙重文化優勢
每當飛機降落台北機場，走出機艙門，吸入撲面而來的第一口空氣，「這是我最難忘的記憶，回家的第一個感覺！」施家盛說，「我已等不及今年秋天再回台灣，重拾回家的美好一刻。」
今年31歲的施家盛（法文名Charles-Maximilien SHI）是牙科醫生，他在巴黎14區開設診所，一張俊俏的亞洲人面孔，笑容滿臉待客，法國客人紛紛稱贊他是一位「專業而熱情的牙醫」。
在法國土生土長，施家盛乃是台灣移民第三代。追溯家族歷史，他是清朝軍事名將施琅（1621年-1696年）的後代，施琅第六子施世驃（1667年-1721年）的後繼傳人。他的曾曾祖父是同安侯爵，曾曾祖母則是滿族郡王格格、大清帝國皇帝溥儀的堂妹。
「我祖籍台中，（20世紀）70年代末，祖父母帶著我父親和叔叔來到法國，我父母在巴黎相遇。」施家盛說，雖然在法國長大，但「家庭環境使我從小接受了中華民國台灣文化的薰陶，我希望我的後代將來也能夠接受台灣文化教育，延續家傳的傳統教育並保持一貫的台灣文化。」
擁有得天獨厚的雙重文化背景，「我自小便自認既是台灣人，也是法國人」，在施家盛看來，雙重文化的環境「是我生活的平衡基點」，「父母對我的家庭教育，使我在生活中保留了台灣的風俗習慣、生活原則和東方人的價值觀」，與此同時，「因爲在法國出生長大，我也有幸學習西方傳統與文化。」
「因此，我希望自己能發揮最大優勢，以幫助促進台、法之間的國際關係。」施家盛由衷地說，他有幸被聘為中華民國台灣僑務促進委員，能為當地台灣僑民、僑社和主流社會服務，他深感榮幸。
年輕有爲，施家盛目前擔任巴黎大學的客座教師，執教公共衛生，並在附屬公立醫院APHP Hopital Bretonneau 臨床指導學生，他還擔任法國牙科醫療器械製造商NEOLIX 的科學顧問。
在巴黎繁忙的日常工作中，施家盛透露，他一直在不同的層面與台灣保持密切聯係：如閲讀書籍、看時事新聞、家庭成員之間的溝通，診所裡也有台灣病人。
「得益於法國的台灣社區，我始終非常接近台灣文化。」施家盛說，「此外，在工作上，我有機會同時兼顧不同的崗位，和法國主流社會保持近距離接觸，尤其在公共醫療和醫學教育體系方面。」
「透過我對健康工作領域的熱情，使得我一有機會就儘可能多參與台、法之間的交流。」
從醫療健康的角度，施家盛認爲，「全球性的SRAS-CoV-2大流行，正是要改善我們互動性質的催化劑」，「我個人認為，我們要從中吸取教訓，認識到必須接受和與之共存。」
談到當今全球的局勢，施家盛表示：「作為僑居法國的第三代台灣人，我認為台灣在一些重大事件應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
「事實上，我們這一代，從未經歴過衝突或戰爭，對戰爭也從未有任何的認知」，「我們之所以非常幸運地能夠出生在一個和平的世界，成長在一個和平的世界，那是因為我們的祖輩付諸不懈奮爭得來」，「我們應該保護這個他們辛辛苦苦創建的和平環境。」
「外交和國際關係為加強合作和友誼，需要幾十年的時間來經營。」施家盛認爲，「在危機時刻，絕對有必要繼續友好外交工作，甚至更加有力地加強。」
「面對困境，我們不能灰心喪志。面對困難時刻，我們更需要國家的外交工作和民間明智的理念，目的是為了我們的子孫後代，有一個完善和良好的生活環境。」
總結而言，施家盛說：「這就是台灣文化教給我的：面對逆境，永不放棄。通過外交和人際關係，始終對我們的價值觀和人文主義原則保持誠實。」
（二）台灣女孩獨闖法蘭西 融入法國社會
「法國人的生活方式讓我學會有耐心。」這是Christine Huang在法國生活了13年的深刻體會。
第一次遇見Christine，是在巴黎著名香榭麗大道（Champs-Élysées）的路易威登（LV）旗艦店，擁有甜美聲音的她，說一口流利法語，她嫺熟大方地介紹著這個法國大品牌的各款皮具產品和香水，既顯東方女性的嬌柔，又不失高端服務的專業得體。
「因爲我喜歡奢侈品，後來在LV總部找到實習的機會。」回憶留學的歷程，這位台灣女孩子憑著熱愛法國文化的初衷，在經歷了十多年的個人奮鬥後，終於在法國開創出自己的道路。
Christine在台北土生土長，念的是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系，「家人都希望我當老師，認爲這是一個穩定的職業，但其實這並不是我喜歡的。」她說，「我希望到國外發展，去澳洲、加拿大、美國、紐西蘭和英國等英語國家，後來，我希望找一個能逗留長久一點的國家，於是想到了法國。」
2009年，Christine成功被裡昂市商學院錄取，並獲獎學金。兩年課程加一年實習，「這樣我可以有三年時間在法國發展。」這是她一開始的盤算，結果留學結束後，法蘭西成了她不捨離去之地。
從里昂到巴黎，Christine大部分時間生活在西方人的社會環境裡，「在學校，我是唯一的台灣留學生。」她說，「現在，我的同事們也是多族裔的。」多元化的生活讓她不斷吸收新認識，不斷開闊視野。
「敢於表達自我」成爲Christine學習西方人思維方式另一個深刻體會。「在台灣時，我都是順從父母的安排，自己有意見不會輕易表達出來；到了法國卻發現，若能夠把自己的想法表達出來，能把事情做得更好。」她說，「亞洲人的含蓄，往往會讓人際關係變得更複雜，在法國生活久了，自己在思維上也變得直白了。」
工作後，Christine每年會利用25天的帶薪假期回台灣度假。因爲全球爆發COVID-19 ，她已三年沒有回台灣了，「好想念台灣，上次我是2020年2月份回去參加一個婚禮，剛回巴黎就被封城了……不過今年9月份我可以回去了。」Christine興奮地說。
旅遊業是法國奢侈品市場的一大支柱，置身業界，Christine對疫情帶來的影響深有體會：「旅遊業蕭條，我的營業額都受到影響，幸好公司方面轉向開發當地市場，慢慢狀況又好轉了。」
Christine說，她已於2019年獲得了法國國籍，台灣允許公民還擁有雙重國籍讓她感到十分幸運：「給生活，特別是旅遊出入境帶來很多便利。」
當談到未來打算，Christine表示，她的最大目標是在巴黎買房子。在實現目標之前，她要趁夏天度假季節好好放鬆一下，到法國著名的葡萄酒產地——勃艮第旅遊品酒，「在法國當然愛上了葡萄酒。」她開心地說。
（三）台灣男孩穿上法國律師袍 「幫台灣走出去」
詹文睿（法文名字：Nicolas CHAN）在巴黎8區開設律師事務所已有5年之久，他的業務以協助台灣企業來法國投資及處理商務事件爲主。選擇當一名法國律師，他有這樣一個願望，「幫台灣走出去」。
詹文睿曾擔任台北律師公會（Taipei Bar Association）國際委員會顧問（已卸任），在法國生活了32年的他，至今視台灣和法國都是自己的家。
求學之路 充滿挑戰卻太好玩
第一次到法國，詹文睿才3歲。1984年，全家隨行父親到法國進修。五年後父親回國建立和信醫院的放射線診斷科，「我們全家回了台灣，本來沒有打算再回法國。」
一眨眼，5年過去了，1994年，詹文睿和哥哥兩人離開父母，獨自踏上法蘭西求學之路，換一個新的學習環境。
13歲的他剛國小畢業，哥哥國中畢業，他們進入巴黎郊外的一所寄宿學校，是一所男校，「父母放心地讓我們出國求學。」他回憶當年剛來到法國學校的場景，「我和哥哥是學校裡唯二的兩個亞洲人，這讓學法文的速度變得很快。」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這裡一切跟台灣都不一樣。」幼兒時在法國生活的日子，並沒有給詹文睿留下真正的記憶，「我對社會和生活的大多認識都是在台灣建立起來，回到法國重新學習法語，在寄宿學校裡有非常多好玩的東西。」
是的，法國的教育方式不一樣，在這個13歲台灣男孩的眼裡，一切都是那麽「好玩」，「在台灣，一個星期只有三個小時的體育課，在法國寄宿學校，一個星期有將近8個小時的體育課；在台灣，非常注重學科，數學、國文都必須優越，在法國卻發現要十項全能，法文、數學、哲學、藝術、歌唱，體能也要非常好，學校甚至還有宗教課。」
他覺得「那是一個讓人興奮的學習階段」，在全新的學習環境中，新意和有趣讓他忘掉對不適應的顧慮，「反而是因爲太好玩了，有很多東西充滿挑戰，讓我忘記了所有退路的可能。」他找到了更大的學習動力。
在法國求學的另一個深刻體會是，詹文睿了解了法國教育的靈活性。「在台灣，我那個年代是比較『填鴨式』的教育，懂得背和講出正確答案就好。」他說。
「在法國，考試都是開放的題目，一個問題自己想答案。」他分析說，「法國教育讓人有很大的思考空間，主要看學生的思辨能力、思考邏輯和過程，就算答案錯了，但是解答過程是有意思或是對的，或是創新的，還是能拿到分數，這樣會比較符合日後在社會上解決問題的方式。」
成爲一名法國律師 幫助他人
上大學時，詹文睿一度選擇學醫，因爲發現不合適而改專業。「在跟父親討論過程中，我跟他說，我喜歡接觸人和幫助人，我需要一個養活自己的工作，最好還是能夠對台灣發揮作用的職業。律師符合了這些要求，所以我選擇了念法律系。」
2009年，詹文睿在巴黎先賢祠-阿薩斯大學（Université Panthéon-Assas Paris II）獲得了稅法碩士學位；2010年，於南巴黎大學（Université Paris-Sud，Paris XI）獲得了知識產權法碩士學位；2012年，於著名的巴黎律師教育學院EFB（法國最大的律師學院）完成了學士後法律課程，並發表了文章《法國律師，以受獨特律師養成教育為榮，一個台籍法國實習律師的親身經》。
詹文睿表示，身為外國人，成爲法國律師的最大難度是語言，「法律用語和日常用語差異很大，記得我當時好不容易把法文學好，到了法學院發現有很多自己不懂的詞匯，對我來説挫折蠻大，我需要重新學一遍法文，法律的法文，難度很高，即便是在法國長大的人，當他們要學法律時，就像學另外一種外文一樣。」
2014年，詹文睿正式宣誓成爲法國律師，在巴黎一家律師事務工作，之後於2017年成立了自己的事務所。
不忘選擇當律師的初衷，詹文睿主要為到法國投資的台灣企業服務，「我覺得台灣是一個海洋國家，要立足就一定要走出去，而要走出去做生意就需要懂得外國的法律，所以我選擇提供台灣企業法律的協助，以我的方式幫助台灣走出去。」他說。
在律師界，詹文睿透露，他也特別關注在中國的維權律師，並參與台、法雙邊人權委員會的活動，「當律師都有一個共同的理想，希望更能協助社會民主自由和法制的發展。」他說。
歐洲巨大潛在市場等待台灣企業來發掘
在法國生活30多年，加上工作經驗，詹文睿對法國和台灣之間的企業運營方式擁有獨到見解：「法國和台灣企業之間十分互補，台灣善於做硬體，法國善於做軟體與行銷，台灣的企業會去默默耕耘，法國企業很會講故事，兩者合作上有很大的空間，這是很多台灣企業容易忽略的地方。」
他認爲，「法國企業的能力能夠幫助台灣企業大力提升產品創意及品牌形象，而法國的消費能力高，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潛在市場等著台灣企業來發掘。」
對於Covid-19疫情和國際動蕩帶來的經濟危機，詹文睿認爲，「我覺得反而是一個非常好的時機。」
「因爲現在國際形勢的不穩定，我們看到有新的規則在出現，台灣過去兩年因爲在防疫上做得非常好，所以台灣經濟受影響的程度是比其它國家要小，這也讓很多台灣企業養精蓄銳了兩年。」
「國際秩序在重新制定，產業鏈在重組，國際運輸費用大幅上漲，這正是企業可以重新佈局的時候，我看到許多台灣企業非常有勇氣地往歐洲市場前進，我覺得這很棒。」他繼續說，「因爲疫情和戰爭，每個國家都發現關鍵的物資和產業必須要留在自己的國土或者是擁有共同價值的友善國家上才行，一旦被壟斷了，就會遇到非常大的問題。」
「所以如果能抓住這個機會到歐洲來，一方面可以在這業重組形勢中找到好的發展機會，另一方面可以省去運輸成本。」
「當新的國際規則建立在價值觀上時，屬於民主陣營國家行列的台灣，很自然的就成為一個非常好的合作對象，更是法國企業相當喜歡的合作對象，所以誰說民主不能當飯吃」他最後說，「法國和台灣都非常自由，但自由的方式不一樣」。
責任編輯：周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