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2年10月21日訊】

前言

自幼就從父母那兒得到「海量」的愛，但我天資魯鈍，是直到五十歲那年父親去世後才「開竅」，逐漸意識到，那些深刻於腦海中的許多兒時之點點滴滴，全是對父母之愛的回憶。其實他們那只顧「耕耘」、「犧牲」，而「不問回收」所付出的愛，只是一般的「天下父母心」，雖非俯拾皆是，也絕非特例，你或許像我一樣，一旦「開竅」後，會自然領略到的。

父母之愛也不是人類特有的，自然界的哺乳類亦如此，尤其是母系動物之護犢行為，隨處可見。我少小時所接觸到的第一篇古文，就是在初中一年級上學期的國文課本中的「金絲猿」一文，講述母猿中獵人之毒矢後，自知將死，臨死之前如何「灑乳於林哺子 」的故事，給台灣的萬千學子上了儒家所強調的「孝道」之第一課，直接將偉大的「母愛」展現在你面前。

附帶一提，「金絲猿」一文，開宗明義的第一句「武平產猿」所說的地點，就是我的祖籍福建武平，故鄉附近的武夷山區，正是這故事之起源地。

父母在世時，我們做子女的還可能有些嫌他們愛得「囉嗦」，待我們成為父母之後，才逐漸體會到那些枝枝節節的繁瑣事，即使是有點兒「愛之深，督之切」，歸根究底還是「愛」。所以會有人說，子女都是你前世的債主，這輩子是來討債的，細細一想，好像是有些道理在。

在我的感受上，父母所給的愛是「不同款」的。母愛溢於言表，細心、且直接表現在動作與言語上，像那「金絲母猿」一樣，關心與照應我們兄弟倆，她確實有點兒「嘮叨」，但「嘮叨」也是「愛」的表現方式之一。我父親是位農家出身，儉樸寡言的職業軍人，他的愛是含蓄的，不用語言來表達，而是以身作則地培養我們兄弟倆正確的人生觀，這不也是一種「愛」的表現方式嗎？有時候，兄弟倆只要觀察他的眼神，就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那透體的溫馨。

到了古稀之年後，我才意識到報恩已無門，真正體驗到那句「子欲養而親不待」古諺之含義。至於我們的下一輩，尤其對那些身處異域，不是在儒家教育系統中成長的孩子們，我看您就別期望太高吧，自己盡了心就好。是吧？

現在，讓我來細數一些還留在腦海中的，那兒時之點點滴滴吧！

發生在1940年代（我幼年時）的一件小事

1948年近年底時，我們全家終於在南京團聚，我在此用「終於」兩字，是因為我父親在留學美國堪薩斯市郊的陸軍指揮參謀大學正規班一年後，於神州大地陷入兵荒馬亂之際才返國，暫時留在南京的國防部待命，我們一家四口，加上我們兄弟倆早已離不開的褓姆張嫂，在一個大雜院裡分租了幾間房，就這樣暫時安定了下來。

我老哥那年已快七歲，我還不到四歲。有一天父親上班後，弟兄倆在院落裡與其他孩子們嬉戲，老哥不知為何，與一個比他高至少一個頭的孩子起了爭執，兩人大打出手，老哥不敵，被對方按在地上死K腦袋，叫聲悽慘，我在旁看不下去啦，乃加入「戰鬥」，死命地搥那孩子的背，但我年幼體弱，打起人來簡直就是「蜉蝣撼大樹」，無濟於事，情急之下，順手撈起身旁的一把小木凳，就往那孩子的頭上用力砸了下去，讓他當場頭破血流，哭叫著返家。弟兄倆算是「慘勝」，因為老哥的傷勢好像也不輕，灰頭土臉地（不是言過其實的形容詞），一付鬥敗了的小公雞模樣。

不一會兒，那孩子的媽就上門來興師問罪，但是當她看到我老哥的慘狀後，也許就沒有那麼生氣啦，再加上我母親溫言以對，雙方也就不了了之。

母親並未追究「打架」的起因，但是認為「打架」不是什麼「好事」，所以逼著我倆認錯，只要認了錯，就不挨罰。我老哥自幼機伶，雖然褓姆張嫂還在忙著將他臉上與身上的泥污洗淨，但是迫不及待地就「認錯」，以免挨罰。在母親追問之下，老哥也說了實話，說他只是「挨打者」，打破對方腦袋是「小弟」幹的好事，與他無關。

我小時候頭大身細，與豆芽菜沒啥區別，還真是一付弱不禁風的樣子。記得後來我們遷到台灣，每當颱風天的雨後，地面泥濘一片，老哥被允許與鄰家孩子們在外面泥地上「溜冰」，我則遭嚴禁出門，理由居然是怕我被颱風給「吹」走啦。嗬！

所以母親有點兒半信半疑，這「豆芽菜小弟」居然會打架？轉頭一看，我不但毫髮無傷，還一付洋洋得意的樣子，大概我認為兄弟倆聯手在外打了一場「勝仗」，是值得「驕傲」的好事。

母親的想法是，孩子們打架，把對方打得頭破血流就是「不對」，但是有張嫂護著我，加上她也沒真想要「打我屁股」，只要求我認錯就好，張嫂怕我挨打，也在旁催我認錯，可我就是倔強地不肯認錯（因為那是保護哥哥，不覺得有錯），所以母親便搬了張椅子面對牆角，罰我坐在那兒「面壁思過」，直到認錯為止。

母親未料到的是，我在牆角一坐就是兩個鐘頭，淚流滿面，但堅決不肯認錯，直到父親下班回家。

我一向是「乖乖牌」，父親見我被罰坐牆角，在那兒嚎啕大哭，又見我老哥傷痕累累，好奇之下查明緣由，立馬將我「解放」出來，「正告」我母親，說我「沒半點錯」，弟弟見老哥挨揍，上去「幫個忙」，是正常反應，那兒需要認錯。母親想了一想，對呀，哥哥被人欺負，難不成要弟弟袖手旁觀？所以我被「無罪釋放」，自是破涕為笑。

您看，母親的愛，是希望我們平安，不要在外有任何「兇險」，父親的愛，則是指點我們的人生觀，偶遇「兇險」，兄弟倆該如何「親愛精誠」，共同禦敵。同樣的一個「愛」字，有著不同的詮釋，但歸根究底，都是愛。

1950年代（我少小時期）的那些瑣事

我們全家是1950年底，才從九龍難民營脫身，坐船抵基隆港的。

剛到台灣，父親就被當時的陸軍總司令孫立人將軍延攬，擔任陸總的第五署中將銜署長（父親當時還是少將），負責策劃陸軍全軍之訓練事宜，但僅僅一個月後，我父親就向孫將軍遞上辭呈，而且堅拒孫將軍之挽留，只推薦了他七年前主持貴州扎佐陸軍演習場時的一位部屬，鄭為元將軍（那時他是屬下的兩位步兵團團長之一）去繼任署長職。是的，鄭將軍就是那位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跨越兩位總統（蔣經國與李登輝），擔任國防部長的鄭為元。

這件事在當時的軍界算是「奇聞」，你想想看，父親才從九龍回到台灣「歸建」，全家四口飽經折騰，好不容易快要回復「正常」生活之際，就這樣又陷入了人生之低谷。

七十多年後，我根據父親遺留之手稿，與追溯母親在松街療養院的敘述，已經確認這件事之來龍去脈，我百分之百讚同父親當時之作為，那就是「士可殺不可辱」，不過此事與本文之標題毫無關連，暫且略過，以後再「講」罷。

就因為事業處於「低潮」，我父親的摯友龔愚將軍由台北趕來探望，還借給我父母一筆錢，就在我家後院搭起雞籠來「養雞」，所以下面的幾個月開始（延續了兩年多﹞，我父母親就以賣雞蛋維生。一年多後，大概是經幾位老長官的強力推薦，父親接任鳳山陸軍步兵學校教育長一職（職位當然遠低於第五署署長），但是我家後院的雞籠並沒有被立刻拆掉，我父親擇善固執，我母親擔心他不知道什麼時候又會來個「一怒而辭」，所以我們弟兄倆幾乎每天都有雞蛋一粒佐餐，好不得意。

其實，若不是後來的一場雞瘟，把飼養的雞一掃而光，我們可能還會一直養下去。

父親的「賦閒」時日，與我們弟兄倆的互動就多了一些，讓我倆能感覺得到的父愛就相對地增加了不少，有些細瑣的事，讓我倆一輩子縈繞於懷。

首先，也不知道父親從那兒學來的手藝，自搭雞籠架之外，還動手製作了一個簡單實用的「孵蛋機」，所以，我們後院的雞養了好幾代。眼看小雞破殼而出之瞬間，父親那得意的表情，加上我們弟兄倆的歡叫聲，家中簡直像是有過年節的氣氛。這能讓父子「同樂」的事兒，正是「父愛」表達之一種，更何況我老哥有那天賦，在父親製作雞籠架與孵蛋機時仔細在旁觀察，學會一些「手藝」，幾年後在他的少年時期，就能製作非常精美且耐用的「橡皮筋槍」與「彈弓」，是讓村裏的孩子們人人稱羡的。

我幼時對「父愛」之主要體驗與記憶，是在跟父親去釣魚時，被他教會如何在河畔的竹林內尋找深埋地下的嫩竹筍（沒有挖出來，因為那是附近一間廟宇的寺產），與辨認可食用的野菜與草根，父親幼年時家道中落，野菜是主食之一，這些細節我已在「貓狗雨的故事」中詳述過，在此不多浪費筆墨。

在我的感覺中，「父愛」不是用細膩的動作表現出來的，它是指點我學習如何在逆境中求生，如何觀察、接近與享受大自然，如何在遭遇挫折時，平心靜氣地面對人生之逆境。

而且，我們弟兄倆自幼就被父親強力要求，飯碗裡不得殘留任何一粒米飯，那是因為父親出身赤貧，年幼時家無隔宿之糧，米飯屬於奢侈品。我倆還在讀小學時，就被父親教會，且背誦唐朝李紳的「鋤禾詩」，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念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現在想起來，「禾苗」不就等於是農夫的「孩子們」嗎？可作為子女的，通常是在自己有了下一代之後，才會體會到那「辛苦」之過程。

記得林語堂大師曾在一篇散文中寫到，父母給子女的愛是自然流露的，就像「山澗往山下流動」的一樣自然，自然得不需要多加解釋，這就讓我想到一段真實發生在大陸文革時期的故事。

有一位被列為「右派知識份子」的中學老師，遭中共下放到外地勞改，在煤礦裡當礦工，妻子與一雙稚齡子女則成了黑五類，在家鄉備受屈辱與煎熬。有一天，他在樹蔭下歇息之際，見有個鳥巢遭強風吹落於地，巢中有兩隻雛鳥在寒風中掙扎。想到自己原本有個完美的家庭，無端遭中共拆散、迫害，不禁悲從中來，乃用一首詩記下自己當時痛澈心肺之感受。

春枝墬覆巢，中有雙雛鳥，臨風常瑟縮，念此心如搗。

在文革中遭毛澤東拆散的家庭何止以千萬計，我不知道這位遭迫害的知識份子（是位常有詩作發表的詩人）之下場如何，但願這首「搗心」之詩能流傳後世，記錄下那毛朝罄竹難書，醜惡歷史中之一頁。

與這兩位遭毛共重度迫害的家庭子女相比，我們弟兄倆是何其幸運！

保溫飯盒的故事（我的青少年時期）

我在「讀建中的那一年」與「浮生六記所衍生出來的故事」兩篇文章中，記錄了與父親同室近一年的瑣事，只是忘記「講」那「保溫飯盒」的故事給你「聽」。

話說我17歲那年，第一次離開母親，隨著父親住在他工作的三軍聯合參謀大學校區內的長官宿舍，那是間沒有廚房，也沒有空調的簡陋宿舍，父親得替我解決的第一件事，就是我的「民生問題」。

三軍聯大與實踐家專（實踐大學之前身）是緊鄰，所以大直區的北安路上，有許多給學生們按月包飯的餐館，但是父親擔心他們不夠「衛生」，質與量也都不夠好，所以我就在三軍聯大的廚房搭伙吃「大鍋飯」，大概是每月三百元左右。伙伕們對我真好，聽到我會講四川話（就是那半調子的「眷村川語」），就知道我一定是「重口味」，每餐還會特別給我準備一小碟辣椒醬油佐餐。

不瞞你說，大概是因為「隔窩香」或是「隔鍋香」，那「大鍋飯」才真好吃呢，只是我不能大搖大擺地坐在餐廳裡吃，因為三軍聯大的學員們至少都是上校官階，服飾正式且整齊，搞個「小老百姓」坐在那大餐廳裡扒飯，確實有點像是我父親在耍什麼「特權」（校長通常不在餐廳裡吃，我父親是在餐廳裡用餐的最高階長官），所以我就「窩」在大廚房裡，與伙伕們同桌。

建國中學開學後，我通常是趕不上晚餐開飯時間的，伙伕們會準備一個便當送到宿舍裡，為了「保溫」，負責宿舍勤務的章班長，會細心地用浴巾將它層層包好，放在書桌上，即便如此，待我放學後回到宿舍，便當充其量就只剩下些許餘溫而已，那個年頭微波爐尚未發明，但我肚子餓啦，冷飯冷菜還是得硬吞下去，父親看在眼裡，疼在心裡，擔心日久會傷了我的腸胃。

此時剛好他收到一筆稿費（寫稿、譯稿，是他賺外快的方式），二話不說就上街去買了個昂貴的「保溫飯盒」給我用。所以我即使因放學後，偶爾會在重慶南路的書店裡留連忘返，回到宿舍時，還是會有個「溫熱」的便當等著我。

那「保溫飯盒」是三層手提式，重量不輕，其原理與製作材料，和當時的熱水瓶相似，可以分別放置飯、菜與湯。我之所以還記得那一甲子前的往事，是因為念及從未照顧過我日常生活的父親（在我家通常是母親之職責），也有他「細心體貼」的時候。何況那時他戴了近三十年的「天梭」自動錶，在一次車禍中嚴重受損，這買「保溫飯盒」的錢，是從他辛苦累積，準備換新錶的稿費中挪用的。至於這件車禍事故的來龍去脈，我在「手錶的故事」中曾「講」過，在此不再贅述。

您看，在沒有母親的呵護下，沉默寡言的父親，即使阮囊羞澀，還是會想方設法地讓我享受被母親「寵壞」了的家庭溫暖，他從未將「愛」字掛在嘴上講，只是以實際行動來讓我體會。

至於那一年父親是如何在其他方面關照我生活的，就請參閱我「讀建中的那一年」一文罷。

像我父親一般，不擅以言詞表達父愛的男人一定不少，或許這是他們的天性吧。

由馬祖東犬島回台北的那一天（我初出茅廬之時期）

我服兵役那年（1968到1969年）的後半段，是駐紮在馬祖東犬島，一個不到兩平方公里的蕞爾小島上，那時島上無電缺水（飲用水每半個月有「美字號」中型登陸艦來運補一次），生活過得十分「原始」，所以我在那兒可是吃足了苦頭的。

好不容易熬到退伍，1969年七月上旬某日，接我們返台的中字號大型登陸艦終於停靠在基隆軍港碼頭。一輛軍用交通車（十輪的兩噸半卡車改裝的）把我們這群剛退了伍的「老百姓」，直接送到了基隆火車站，那張免費的火車票（普通慢車），讓我在兩小時後，回到我們位於台北大直的「東園」眷舍。

一如往常，年輕力壯的我一躍上門，伸手扭開門栓。老哥與我都甚少在家，也覺得帶個不常使用的鑰匙是累贅，所以我門兄弟倆回家，都是如此進門的。

推開門後正待搬行李進來，只見父親自側院探頭張望，見是兒子返家，立即將手中的園藝小鏟丟下，高興地迎向我，還大聲地通知在屋裏的母親，「兒子回來啦！」

母親見到我，興奮得眼淚掉個不停，父親見到我，則是「如釋重負」地一笑（也可能是含著淚），這「一哭一笑」都是兩老的「感性」表達，只是方式有別而已。

我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母親替我燒水洗澡，然後高興地在澡缸裡泡了至少一小時。信不信由你，在東犬島的半年中我沒洗過澡，水是遠程運來用以解渴（續命）的少量飲用水，「洗澡」嘛，那是我躺在碉堡中作「美夢」時的夢境。

母親就搬個椅子，一直坐在浴室門外嘮嘮叨叨地與泡在澡缸裡的我，聊這半年來家中發生的大小事，當然也埋怨父親拒絕運用他軍中的「人際關係」把我調回台灣，讓我在戰地吃足了苦頭。

「不請託人情」是父親在軍界出了名的「特性」，在擔任黃埔軍校教育長與校長的近五年期間，數度斷然拒絕高官特別「照應」其後輩之請託，不惜得罪長官，所以他自己的兩個兒子又豈能例外？尤其我老哥還是在海軍陸戰隊服役的職業軍人，經歷了不少「磨練」呢。我在空軍防砲205營服役時的防砲副司令官朱邦熙將軍，是父親當年屬下之一位連或營長，朱將軍是事後才得知我曾在防砲部隊服過役的。

「爸呢？」我在澡缸裡「享受」時，沒聽到父親的聲音。

「他在院子裡種花。」

所以我洗完澡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院子裡看父親在幹啥。時值溽暑的七月，只見他汗流浹背的在挖洞，要種下他剛買來的幾盆杜鵑花，自幼父親就告訴過我們弟兄倆，家鄉武平附近的山丘上，滿佈了野生的杜鵑花，季節到時山上一片豔紅，煞是人間美景，所以父親從來就管杜鵑花叫「映山紅」。

多年以後，我才體會到，種「映山紅」是他自療鄉愁的方式之一。

「你這次回家，看起來身體更健壯了一些。」父親暫時停下工作，打量了我一番。

「在外島吃得好，睡得足，空氣特別清新，生活又有規律，所以每天都感覺神清氣爽，體力充沛。」一甲子後，我仍然認為服兵役雖然是國民義務，也是我在成長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環。

「只是沒電又缺水，半年沒洗澡。」我補上兩句。當然，外島生活是十分原始的。

「平安回家就好，其他都是次要的。」父親是職業軍人，什麼大場面沒見過，我在「服兵役的那一年」一文中提到那親身經歷過的兩小時「槍林彈雨」，是不值一提的小場面，共方「水鬼」倒是有好幾位被東犬守軍送進了北京的「八寶山」陵園。

「回房去多陪媽媽聊聊吧，這幾個月來，她可是憂心忡忡地，總算是盼到你平安回到家啦。院子裏太熱，你才洗過澡，待會兒又會搞得一身大汗，先回房去罷。」海島的七月溼度偏高，是那「黏稠稠」、汗透全身的熱。

父親一向就是如此關注我母親的，事事以她為優先。日後我才知道，兩老曾為我分發到外島服役之事大吵過好幾次，因為我父親硬是不肯為我而出面說項調回台灣。

雖然在父親之催促下，我仍然賴著不肯走，替他將「映山紅」在挖好的洞裏扶穩，眼看父親一鏟一鏟地把他的「鄉愁」，和著他的汗水（或許還有我沒察覺到的淚水，因為我有位非常感性的父親），就這樣埋在台北了。

晚飯後，父母親興緻盎然地聽我詳述這半年來，在外島上過的那無水無電的「原始」生活，與那槍炮聲隆隆的一段真實發生過的，「殲滅水鬼」之小戰役。

父親自然十分高興我年紀輕輕就有了戰地經驗，當場教了我一句英諺，「A calm sea does not make a skilled sailor. 」。這麼簡單易懂的英文，我沒必要將其直譯，與它意義略有相通的中文成語，應該就是「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吧。一年之後，用在我暑期紐約長島打工的那三個月上，是恰到好處的。我若是沒有歷經過東犬島（今日之東莒島）上的磨練，是很難熬過那場人生低潮的。

1980年的返台之行（我的青壯時期）

1980年，是我離國11年後的第一次返台，父親還住在原來的東園眷村裡，那時父親已退休十五年了，獨居大直（我母親當時是針灸醫師，正在美國工作），園藝工作佔據了他日常生活的大部份時間，小小院落裡，被他照顧得花木扶疏。有天傍晚，我陪著父親在院子裏澆花，他還手指著幾株茂盛的「映山紅」對我說，「這花是我倆一起種的，還記得嗎？」

當時，我還順口誇讚父親的好記憶力，幾十年後又想起這件事，我才體會到，那是他細膩的「感性」表達，那些溫馨的過往，他點點滴滴地銘記於心。這麼「感性」的父親，本應該是個舞文弄墨的人，怎麼就投筆從戎做了「將軍」呢？

回頭一想，我這向來做起事來一板一眼的退休電子工程師，好像也被遺傳了一些父親的「感性」，雖然我一向是不怎麼自覺的。

父親對我們兄弟倆的愛，在我倆成長離家後，除了灌輸在院子裏的花木上，也「傾盆」地「澆」在孫輩身上。那次返台，是我第一次見到暫時寄養在大直家中的吉侄（謝俊吉），當年才八歲的小吉，是哥嫂的獨子，老哥是在陸戰隊特種部隊服役的職業軍人，嫂嫂則是國防醫學院畢業的護士，吉侄父母皆有繁忙軍職，把小吉放到台北就學，且住在家中陪爺爺，是我們所有家庭成員全票贊同的。

那天傍晚，祖孫三代踱步去眷村口的小吃店，沿途的村民見到我父親打招呼時，都稱他為「小吉爺爺」，村民顯然忘記他曾是位將軍，小吉是謝家之長孫，祖孫倆朝夕相處，自是感情深厚，父親也樂得被稱為「小吉爺爺」。晚飯後返家時，街燈初上，我走在挽手同行的祖孫倆背後，那溫馨地，一老一少之燈下依偎身影，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腦海中。

父親移居舊金山後，吉侄也一直在他身邊陪伴著，直到他老人家離世為止。1993年，父親曾寄給我一首詩；

「客況」

客況知何似，閒閒日月長，心安睡喜足，齒健食常香。

教奕弄孫樂，偶吟押韻忙，老懷差自適，第惜滯他鄉。

詩中的「教奕弄孫樂」的「孫」，正是他十分鍾愛的長孫「小吉」。時光飛逝，吉侄現在年屆半百，他的兩個女兒（我的姪孫女），都快要進大學啦，她姐妹倆當然也都是我哥嫂的開心菓囉。

附帶一記，八十年代末，我第二度因公返台，老眷村已改建，被遷到位於台北市興安街的一棟高樓，只見父親在陽台上還是放了兩盆「映山紅」，當時我忘了問，這兩盆花是不是由大直的老眷村移植過來的。

「護腹」的故事與「母愛」的延伸

母愛，是無微不至的愛，至少我的感受是如此。以前我寫過一篇文章，告訴你我母親是如何把我「胃口」調得如此之重的（每餐幾乎無辣不下嚥），下面這「護腹」的故事是講她老人家如何「保護」我「胃」的，那就是「護腹」。

「護腹」是我母親「發明」的名詞，是一塊約十八英吋見方的「布塊」，大致是由幾塊厚絨布重疊縫合而成，是我睡覺時加蓋在腹部用的。現在回想起來，它應該是由傳統的中國「肚兜」演變而來的，因為我的第一塊「護腹」之上方，有兩條細繩將其掛在我頸子上，中間有另外的兩條細繩，將之繫於我腰際。

我們當年在鳳山的日式眷舍中沒有空調，一到夏天熱得個半死，睡覺時所蓋的薄被子，到早晨起床時，八成會被我踢落床下。我自幼身子虛弱，時常就因此而着涼，所以這名為「護腹」的布塊，是被綁在胸腹前，陪著我長大的。而且久而久之，若是沒有這塊厚絨布蓋着，我會覺得腹部涼颼颼的，還真不容易入睡呢。

離家去台南讀大學前，眼見那塊「護腹」已太小，起不了什麼作用，母親又為我親手縫製了一個較大型的「護腹」，這塊第二代的「護腹」已經沒有線繩了，它就這樣陪着我讀大學，服兵役，與那在異鄉打拼的歲月，直到二十一世紀初。

這塊第二代的「護腹」，被我遺失在一次旅途中，現在使用的已是第三代，是她親手一針一線縫的，每次見到、用到，心中還是會升起一股溫馨的暖流。

晚年的母親，將對子孫的愛，延伸到我父親在福建武平家鄉的親戚們，她將當年在美國針灸行醫之收入，陸續寄了接近六位數字（美元）給他們去改善生活環境，即使在我父親去世後亦從未間斷過。這「六位數字」也不是我瞎掰的，是母親去世之後，我在她遺留的文件（賬目表）中讀到的。

結語

我父親是27年前以九十高齡辭世的，現在母親也走了超過十年，這十年來，隨著自己年歲之增長，才逐漸意識到，父母當年給我們弟兄倆的愛，是從不計回收的。他們含辛茹苦，省吃儉用，把我們兄弟先後送到美國求學、謀生，從未規劃過自己的移民。我母親後來到了美國，可不是來依親的，只有高中畢業學歷的她，天資聰慧，在台灣拿到針灸執照之後，因英語流利（我父親私下教她的），是被一位美國醫生託人在台灣的報紙上登「事求人」廣告，應聘來美行醫的。

至於我父親方面，那就更不用說啦，曾遊學英、美的他，軍職在身時，曾多次因公赴美（或是美軍各亞太基地），有時還長達年餘，所以非常熟悉美國的生活環境，也毫無語言隔閡，退休後卻堅拒移民美國，想是他愛子心切，擔心會成為我們弟兄倆生活上的負擔。直到八十八歲生活已經無法自理時，才被我們在美家人「架」到美國來的（1992年底）。

有時候，我感覺父親所給的「愛」，也普及在他的學生身上，那可能是因為他自十三歲起，就離家住校求學，由福建上杭中學、廈門集美師範、到黃埔軍校，對寄宿生的生活經驗頗多，日後又長期在「軍教」單位服務，直到退休，他的先後門生可能近萬，所以我父親顯然是以「過來人」之經驗，關懷、照應那些在學校住宿的子弟兵們，以致他們對我父親之佳評，即使我身處異鄉都還時有耳聞。

當父親在台北獨居，生活已經無法自理時，那些已屆齡退休的子弟兵們與他們的眷屬聞訊趕來，輪流照顧他直到我們家人由美趕回，將他接到美國為止。這幾位戰車學校第一期（所謂戰一期）畢業的門生有許道祥、張俊傑、李占秀、閔克新、蔣夢輝等，我對他們之感激，豈是一般粗淺的文字在這兒可以表達的。

我父親一生所散發的「愛心」，沒有在兩個兒子身上「回收」，倒是從他的門生那兒「回收」了不少，每令我思之有愧。母親去世後，我將她的通訊地址轉換到德州，這才發現轉來之信件幾乎全是各慈善機構寄來的，她老人家生前樂善好施，幫助弱勢族群，將愛散布在人間之方式，當然也是不計「回收」的。

所以我這些年來，寫下一些懷念父母的文章，以「贖罪」之因素居多，然而悔之已晚。但願那些不識「天下父母心」的年青人，讀後引以為鑑。

【謝行昌，2022年9月，完稿於美國德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