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1年08月12日訊】2011年初秋時分,母親已是風中殘燭,虛弱地躺在舊金山市松街(Pine Street)上的一間名為Kindred的療養院病房裡。
母親與松街的緣份很深,在松街與奧克塔維亞街(Octavia Street)交叉口的一棟老人公寓裡,一住就是三十年,她的療養院與公寓都在松街上,相距僅五個街口(Block)而已。自幼就有非常獨立性格的母親,一直堅持獨居,還好,安家於舊金山的哥嫂與家人們會常去看望她。我則遠在德州,只是每年去探望她老人家一、兩次而已。
所以當母親日薄西山之際,我自覺責無旁貸,決心親自伴她老人家走完人生之最後一程,聊表孝意。就這樣,我開始了長達半年的多次長途往返,穿梭於德州達拉斯與舊金山之間,白天在病榻旁陪伴著年邁的母親,晚上就住在母親的老公寓裡。
美國德州與加州有兩小時的時差,我的生理時鐘在早上七點(德州時間)就把我喚醒,加州時間才清晨五點而已,窗外還漆黑一片。
簡單的盥洗後,坐電梯下樓,在樓下的Lobby裡,一位我們稱為「越南老楊」的亞裔,七早八早地就見他正襟危坐在沙發上,也不知他是否整夜未眠。
「又要去陪你母親啦?」見到我逕自走向大門走,他關心地問。
我點了點頭,心中滿懷感激。
「越南老楊」大概只長我最多十歲而已,隻身在美,他是前南越空軍的戰鬥機駕駛員,在西貢淪陷時,奉命緊急地駕著F-5「自由鬥士」戰機飛往泰國,以免飛機落入敵手,就這樣一去回不了頭,成了最典型的「天涯未歸人」。
步出公寓大門時六點還不到,那深秋的清晨,殘月在曙光中尚清晰可見,街燈也未完全熄滅,涼風習習,冷得必須縮著脖子翻起夾克的衣領,平日車輛頻繁的松街,此刻卻冷清得可以聽到我自己的腳步聲。
那些我不熟悉名字的街樹,紛紛換上了秋裝,一樹樹黃葉的命運早已註定,它們短短幾個月的生命即將消逝,可是好像還頑強地在秋風中掙扎著,有幾片沒撐住的黃葉,無奈地、靜悄悄地躺在地上,無聲地嘆息著自己不可避免之命運。
人行道上的每株路樹都像坐牢一樣,被圈在一個三英尺見方的框框裡,所以落葉好像連歸根的機會都被剝奪了,它們若不是被強勁的海風吹走,就是被每週一次的市政府清潔車,在隆隆的吸塵機器聲中吸走,「落葉歸根」的自然界定律,也許只有在茂密的森林中還存在著罷。
六時許天色漸明,我依慣例,在街角剛開始一天營業的小Café裡買了杯咖啡,捧著那暖手的紙杯,坐在療養院門前的階梯上,靜靜地等他們的開放訪客時間。
放眼四望,松街上躺著的除了黃葉,還有好些個尚未「起床」的街友們,他們五顏六色的睡袋,點綴著飄落在他們四周的黃葉,真是個有獨特色彩的街景。
不到七點,療養院的工作人員開始陸續上班,雖然正式的訪客時間是八點才開始,但療養院的職員與醫護人員好像都知道我是由德州趕來陪病人的,通常也會讓我提前進門,他們對我的親切與照應(或許是看在我灰白頭髮的份上吧),此刻仍深深地刻印在我腦海中。
進了門,我快步走上母親在二樓的病房,展開了另一個陪伴母親的日子。母親的雙眼因青光眼症嚴重,已是半失明狀態,大概是在矇矓中見到我的身影,嘴角似乎牽起一抹笑意,我輕聲地喚聲「媽」,趨前輕輕地握住她乾枯的手,房裡寂靜得連掛在牆上的那座石英鐘的滴答聲都可以清晰聽到,它也好像是在提醒我,母親的殘餘時日,就在那滴答聲中一點一點地消逝。
十點多,嫂嫂依約來替母親修剪頭髮,我們將母親扶上輪椅,由電梯直上六樓陽台,嫂嫂動剪,我則負責收剪下的頭髮,不到十分鐘,母親看起來就清爽許多。此刻嫂嫂使個眼色,背著母親從懷裡掏出一個空藥瓶交給我,我迅速地塞了一把頭髮進去,悄悄地揣進褲口袋裡,沒讓媽看到。
這是事先與嫂嫂商量好的,因為有先例在。
父親離世前,曾明白地交待過我們弟兄倆,身後要歸葬家鄉故里,但是我母親知道他們這一代會是「歸不了根的落葉」,所以瞞著我父親,早就安排好他倆的後事,在舊金山灣區的半月灣(Half Moon Bay)山頂,購置了兩個面對太平洋的相連墓穴,交待我們兄弟倆,這兒就是我們謝氏族人在美國的「根」,也是讓他們可以「遙望」大陸上的地方。
父親於1995年在舊金山辭世之前兩天,我央求嫂嫂在替他剪髮時,留下了一束頭髮。2002年,我們弟兄倆分別飛返福建武平家鄉尋根時,將那束頭髮埋在祖父母的墳旁,也算是名義上替父親「落葉歸根」罷。同時我也收集了一小盒謝氏祠堂前的泥土,萬里迢迢地帶回美國,將之灑落在父親的墳上,聊表人子心意。
母親的祖籍是湖南平江,但是她出生在長沙,從未回過平江原籍。她的父母(我的外公外婆)因雙雙東渡日本東京帝大醫學院習醫,而將尚未滿週歲的她,寄養在長沙的外婆(我的老外婆)家。僅僅四年後,我的外公余肖雲就因在醫院實習時感染急症,不幸命喪東瀛。現在看來,這急症應該就是那場延續三年多的1918年全球瘟疫吧,外公不幸成為世界近億受害者之一。
外婆范新懿當時身懷六甲,捧著亡夫骨灰,牽著那在日本出生的孩子(我的大舅余日生)回到長沙娘家,生下我的二舅(遺腹子)余遺生後,就返回日本繼續學業,年輕的她日後再嫁(我的繼外公劉侃元先生,是東京帝大文學院畢業的高材生,也是在中國頗有名氣的文史學家與教育家),數年中,又替我的母親添了弟妹各兩名。繁重的課業與家事,再加上身在東瀛,她已無暇顧及留在長沙娘家之前夫子女,所以小小年紀的姐弟三人,都是「沒爹沒娘」地在長沙的范家成長。好在我的老外婆有四位子女,在我母親的漫漫成長歲月中,她的姨媽與舅舅們都曾儘力協助他們的父母(當然就是我的老外公與老外婆),照應過稚齡的三姐弟。
我的大舅余日生於四歲時遇溺夭折,二舅余遺生(學名余怡生,日後自己又改名為余躍飛),由於受姐夫(我父親謝肇齊是黃埔六期生)之影響而從軍,是中央陸軍官校十五期畢業生。大陸淪陷時,他已是團級幹部,因長官陳明仁(黃埔一期)無預警地變節投共而陷身大陸,不幸於1954年毛共「肅反」時遇害,享年僅33。
諷刺的是,舅舅這片「落葉」居然還「歸了根」哩,他遭毛共押解回他從未去過的原籍──湖南平江,公審後慘遭就地活埋,每念及此,我都會脊椎發涼,瞬間淚眼模糊。
母親生前倒是從未提到要「落葉歸根」,她這輩子倚靠的「大樹」是我父親,所以我母親過世後就與父親同穴。至於她老人家留下的這束頭髮,若是以後有機會去湖南平江尋根時,把它散落在可以俯視平江市區的近郊山上,說不定就這樣,她老人家可以居高臨下地看到(找到)她牽掛了一生的弟弟吧!
近晚七時,母親吃完流質的晚飯後,看護進來幫她擦身,我也結束了陪伴母親的一天,拎著哥嫂給我準備的便當,提著沉重的腳步,踏上回公寓的那段「上坡路」。
終於吃力地「爬」到公寓門口,正待刷「門卡」時,有人從裏邊幫我推開了門,抬頭一看,正是「越南老楊」,還來不及開口謝他,他就關心地問;
「你母親今天還好嗎?」黃昏的天光下,映出他那歷經滄桑,滿佈皺紋的臉龐。
我沒答話,只點了點頭,拍拍他的手膀,感動得眼睛有些溼潤。
別過老楊,進了電梯按下6鍵,電梯門緩緩關閉之際,看到在門後逐漸消逝的「越南老楊」身影,我突然意識到,他不也會是一片歸不了根的落葉嗎?
情緒難控,那滴眼淚終於不聽使喚地迸出眼眶。
【謝行昌,2021年7月完稿於美國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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