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1年08月12日訊】2011年初秋時分，母親已是風中殘燭，虛弱地躺在舊金山市松街（Pine Street）上的一間名為Kindred的療養院病房裡。
母親與松街的緣份很深，在松街與奧克塔維亞街（Octavia Street）交叉口的一棟老人公寓裡，一住就是三十年，她的療養院與公寓都在松街上，相距僅五個街口（Block）而已。自幼就有非常獨立性格的母親，一直堅持獨居，還好，安家於舊金山的哥嫂與家人們會常去看望她。我則遠在德州，只是每年去探望她老人家一、兩次而已。
所以當母親日薄西山之際，我自覺責無旁貸，決心親自伴她老人家走完人生之最後一程，聊表孝意。就這樣，我開始了長達半年的多次長途往返，穿梭於德州達拉斯與舊金山之間，白天在病榻旁陪伴著年邁的母親，晚上就住在母親的老公寓裡。
美國德州與加州有兩小時的時差，我的生理時鐘在早上七點（德州時間）就把我喚醒，加州時間才清晨五點而已，窗外還漆黑一片。
簡單的盥洗後，坐電梯下樓，在樓下的Lobby裡，一位我們稱為「越南老楊」的亞裔，七早八早地就見他正襟危坐在沙發上，也不知他是否整夜未眠。
「又要去陪你母親啦？」見到我逕自走向大門走，他關心地問。
我點了點頭，心中滿懷感激。
「越南老楊」大概只長我最多十歲而已，隻身在美，他是前南越空軍的戰鬥機駕駛員，在西貢淪陷時，奉命緊急地駕著F-5「自由鬥士」戰機飛往泰國，以免飛機落入敵手，就這樣一去回不了頭，成了最典型的「天涯未歸人」。
步出公寓大門時六點還不到，那深秋的清晨，殘月在曙光中尚清晰可見，街燈也未完全熄滅，涼風習習，冷得必須縮著脖子翻起夾克的衣領，平日車輛頻繁的松街，此刻卻冷清得可以聽到我自己的腳步聲。
那些我不熟悉名字的街樹，紛紛換上了秋裝，一樹樹黃葉的命運早已註定，它們短短幾個月的生命即將消逝，可是好像還頑強地在秋風中掙扎著，有幾片沒撐住的黃葉，無奈地、靜悄悄地躺在地上，無聲地嘆息著自己不可避免之命運。
人行道上的每株路樹都像坐牢一樣，被圈在一個三英尺見方的框框裡，所以落葉好像連歸根的機會都被剝奪了，它們若不是被強勁的海風吹走，就是被每週一次的市政府清潔車，在隆隆的吸塵機器聲中吸走，「落葉歸根」的自然界定律，也許只有在茂密的森林中還存在著罷。
六時許天色漸明，我依慣例，在街角剛開始一天營業的小Café裡買了杯咖啡，捧著那暖手的紙杯，坐在療養院門前的階梯上，靜靜地等他們的開放訪客時間。
放眼四望，松街上躺著的除了黃葉，還有好些個尚未「起床」的街友們，他們五顏六色的睡袋，點綴著飄落在他們四周的黃葉，真是個有獨特色彩的街景。
不到七點，療養院的工作人員開始陸續上班，雖然正式的訪客時間是八點才開始，但療養院的職員與醫護人員好像都知道我是由德州趕來陪病人的，通常也會讓我提前進門，他們對我的親切與照應（或許是看在我灰白頭髮的份上吧），此刻仍深深地刻印在我腦海中。
進了門，我快步走上母親在二樓的病房，展開了另一個陪伴母親的日子。母親的雙眼因青光眼症嚴重，已是半失明狀態，大概是在矇矓中見到我的身影，嘴角似乎牽起一抹笑意，我輕聲地喚聲「媽」，趨前輕輕地握住她乾枯的手，房裡寂靜得連掛在牆上的那座石英鐘的滴答聲都可以清晰聽到，它也好像是在提醒我，母親的殘餘時日，就在那滴答聲中一點一點地消逝。
十點多，嫂嫂依約來替母親修剪頭髮，我們將母親扶上輪椅，由電梯直上六樓陽台，嫂嫂動剪，我則負責收剪下的頭髮，不到十分鐘，母親看起來就清爽許多。此刻嫂嫂使個眼色，背著母親從懷裡掏出一個空藥瓶交給我，我迅速地塞了一把頭髮進去，悄悄地揣進褲口袋裡，沒讓媽看到。
這是事先與嫂嫂商量好的，因為有先例在。
父親離世前，曾明白地交待過我們弟兄倆，身後要歸葬家鄉故里，但是我母親知道他們這一代會是「歸不了根的落葉」，所以瞞著我父親，早就安排好他倆的後事，在舊金山灣區的半月灣（Half Moon Bay）山頂，購置了兩個面對太平洋的相連墓穴，交待我們兄弟倆，這兒就是我們謝氏族人在美國的「根」，也是讓他們可以「遙望」大陸上的地方。
父親於1995年在舊金山辭世之前兩天，我央求嫂嫂在替他剪髮時，留下了一束頭髮。2002年，我們弟兄倆分別飛返福建武平家鄉尋根時，將那束頭髮埋在祖父母的墳旁，也算是名義上替父親「落葉歸根」罷。同時我也收集了一小盒謝氏祠堂前的泥土，萬里迢迢地帶回美國，將之灑落在父親的墳上，聊表人子心意。
母親的祖籍是湖南平江，但是她出生在長沙，從未回過平江原籍。她的父母（我的外公外婆）因雙雙東渡日本東京帝大醫學院習醫，而將尚未滿週歲的她，寄養在長沙的外婆（我的老外婆）家。僅僅四年後，我的外公余肖雲就因在醫院實習時感染急症，不幸命喪東瀛。現在看來，這急症應該就是那場延續三年多的1918年全球瘟疫吧，外公不幸成為世界近億受害者之一。
外婆范新懿當時身懷六甲，捧著亡夫骨灰，牽著那在日本出生的孩子（我的大舅余日生）回到長沙娘家，生下我的二舅（遺腹子）余遺生後，就返回日本繼續學業，年輕的她日後再嫁（我的繼外公劉侃元先生，是東京帝大文學院畢業的高材生，也是在中國頗有名氣的文史學家與教育家），數年中，又替我的母親添了弟妹各兩名。繁重的課業與家事，再加上身在東瀛，她已無暇顧及留在長沙娘家之前夫子女，所以小小年紀的姐弟三人，都是「沒爹沒娘」地在長沙的范家成長。好在我的老外婆有四位子女，在我母親的漫漫成長歲月中，她的姨媽與舅舅們都曾儘力協助他們的父母（當然就是我的老外公與老外婆），照應過稚齡的三姐弟。
我的大舅余日生於四歲時遇溺夭折，二舅余遺生（學名余怡生，日後自己又改名為余躍飛），由於受姐夫（我父親謝肇齊是黃埔六期生）之影響而從軍，是中央陸軍官校十五期畢業生。大陸淪陷時，他已是團級幹部，因長官陳明仁（黃埔一期）無預警地變節投共而陷身大陸，不幸於1954年毛共「肅反」時遇害，享年僅33。
諷刺的是，舅舅這片「落葉」居然還「歸了根」哩，他遭毛共押解回他從未去過的原籍──湖南平江，公審後慘遭就地活埋，每念及此，我都會脊椎發涼，瞬間淚眼模糊。
母親生前倒是從未提到要「落葉歸根」，她這輩子倚靠的「大樹」是我父親，所以我母親過世後就與父親同穴。至於她老人家留下的這束頭髮，若是以後有機會去湖南平江尋根時，把它散落在可以俯視平江市區的近郊山上，說不定就這樣，她老人家可以居高臨下地看到（找到）她牽掛了一生的弟弟吧！
近晚七時，母親吃完流質的晚飯後，看護進來幫她擦身，我也結束了陪伴母親的一天，拎著哥嫂給我準備的便當，提著沉重的腳步，踏上回公寓的那段「上坡路」。
終於吃力地「爬」到公寓門口，正待刷「門卡」時，有人從裏邊幫我推開了門，抬頭一看，正是「越南老楊」，還來不及開口謝他，他就關心地問；
「你母親今天還好嗎？」黃昏的天光下，映出他那歷經滄桑，滿佈皺紋的臉龐。
我沒答話，只點了點頭，拍拍他的手膀，感動得眼睛有些溼潤。
別過老楊，進了電梯按下6鍵，電梯門緩緩關閉之際，看到在門後逐漸消逝的「越南老楊」身影，我突然意識到，他不也會是一片歸不了根的落葉嗎？
情緒難控，那滴眼淚終於不聽使喚地迸出眼眶。
【謝行昌，2021年7月完稿於美國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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