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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8日訊】
　　
我老家在甘肃天水的一个小山沟里，小时候家里很穷。我上小学一二年级时，父亲对作业本的控制就非常严格，一学期只给32开的两个小本本，并立下规定，这本本是交给老师看的，平时只能在院子里的空地上写字，他为此还给了我许多小竹棍。就连两个小本上如何写字，父亲都规定得细细的：一页要分成三十行，一行得写三十个字，正面写完还得从背面再写。对这些规定我没什么可说的，知道家里每年为几个小本本而发愁。父亲一字不识，但会数数，过几个晚上，父亲坐在炕头点着油灯，翻开我的作业本，一个字一个字地数，从左向右数到三十，再从上到下数到三十，最后还得一页页地数，看掉页了没有。每次数完，父亲总是拍着我的背直夸： 「我的娃，没费，没费。」
　　
当我到小学三年级时，家里的负担又重了一筹，我的作业本增加到了三本。一件不愉快的事也就发生在这新增加的作文本上。一天晚上，我趴在炕头的煤油灯下写作文，正写着起劲时，旁边的父亲突然朝我大吼起来：「娃，你怎么学坏了，瞎眼了？」他那粗糙的手指已经按在作文本的两个空字处。我明白父亲的意思，立即分辩道：「老师说的，一段话的开头就要空两个字。」父亲不容置辩，他顺手拿起作文本往上一翻，正好翻到作文的最开头，两个字的作文题目竟占了一行！父亲被我的「浪费」激怒了，还没等我进一步解释，我的头梆梆挨了两下，第三下打过来时，煤油灯翻了，屋里立刻漆黑一片。黑夜里，母亲的劝阻声，父亲的叫骂声，我的哭泣声和一股浓浓的煤油味搅和在一起，糟得很。母亲摸火柴摸不着，记得那晚上我是在父亲的骂声中哭哭啼啼地和衣睡着的。
　　
两个小本本一时中断也是常有的事。记得一年秋季开学已一个星期，我的作业本还没有着落。一天早晨，父亲挑着两大捆荞麦秆到二十里外的县城给我换写字本去了。晚上黄昏时候，我迎在父亲归来的路上，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远处现出三个摇摇晃晃的黑影，而中间那个瘦小的黑影确是父亲的模样，我料定两捆荞麦秆没有卖成又挑了回来！我急忙跑上前去，父亲看了看我，极难为情地说：「今个荞麦秆没人要，天又晚了，就挑了回来。」第二天一大早，当我醒来时，家里空无一人，父亲和母亲又挑着两大担荞麦秆上县城趕集去了。　　
　　
父亲对本本的充分利用还体现在两次「回收」上。头一次是把我用铅笔写过的作业收过去，再让上中学的哥哥用钢笔水写一遍；等哥哥写完再收过去归自己「享用」。父亲「享用」本子如同村里大多数家长一样，简单原始。父亲将一张张小纸切割成一叠叠小条，烟瘾袭来，他便拿出一小纸条卷一根旱烟吧嗒吧嗒抽起来。抽旱烟是父亲一天最高兴的时候，每当此时，我就围着父亲扑打他吐出的一个个烟圈儿。也就在这时，父亲那苍老的面孔上才堆积出一片笑容。　　
　　
往后，贫困有增无减。当我上五年级时，贫困终与把父亲撵出了村子。那年秋天的一个上午，父亲懷里揣着一个洋瓷大碗，胳膊夹着一件破棉大袄到省城卖苦力去了。　　
　　
三个月后，父亲背着个大布包回来了。一抖，布包里出来许多大小不一的本子，本子都已经写过。父亲说，城里人有钱，本子背面都不写，自己就捡了回来。这些被扔弃的本子，我又写了两年，一直供我写到初中二年级。　　
　　
再后来，贫困把我从校园里撵出来。那年我16岁，读了三个月的高一。不读书便是农民。当我跟着父亲奔波在黄土地上辛勤劳作时，父亲和作业本的故事也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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